《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空间思想与意义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因其突出的全球空间效应而异常复杂。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其导致的公共福利支出的消减和财政紧缩，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新一波工人阶级斗争和反抗运动①。这种后危机时代阶级对抗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理论研究。学者们纷纷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为《大纲》）等经典文本出发，来理解、诠释当下生存与发展的境遇。

　　《大纲》② 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理论界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哲学层面，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事实上，《大纲》涉及了超越经济学视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空间政治学等众多宝贵的思想资源。近年来，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与艾伦·M·伍德（Ellen M.Wood）在帝国分析的模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预设的那种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并重的全球资本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依赖的就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所阐述的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大纲》有关“时间消灭空间”等论述，开启了批判地理学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①。这充分地证明《大纲》等文本具有 独特的魅力，是 “能够引起重大关注的着作”.[1]（P228）本文试图阐明《大纲》中的空间思想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

　　一、“现实的个人”与空间
　　
　　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离开了空间的人类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审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境遇时，人们日益发现空间在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和总体性地位，它日益从一个对象性的实体范畴转变为一个带有方法论意蕴的理论范畴。美国着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W.Soja）将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性的重新发现，并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范畴这种现象，称为“空间转向”.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空间主题理论化的过程中，诸如索亚、哈维、史密斯（Neil Smith）等人都指责马克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地理）理论。索亚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2]（P192）哈维则提出“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的未完成因素，“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3]（P141-143）事实上，“空间”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空场。

　　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及《资本论》等文本中，空间虽然不是最核心和基础的概念，但并没有被简化为一种拜物教和虚妄的意识，相反始终被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来对待。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之所在，就是其“克服了对历史的进化论式的庸俗化理解，确立了一种具体总体性的视野，这个视野有一个特定的维度即空间性”.[4]就《大纲》的方法论思想而言，马克思十分重视从总体性的视野---结构（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来讨论问题。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做了说明。我们以为，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特质是，既注重对社会及其众多内在因素的历时性考察，也注重对社会进行共时性的结构考察，即对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说明。这种把社会各个要素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阐明生产在一切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分析，在确切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分析。“导言”的开篇，马克思表明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生产。这种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生产发展所带来的分工规模的扩大以及交换空间范围的扩展，使得“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呈现为“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的空间化转变---人类活动空间的社会性重构过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只是作为隐性逻辑存在的空间向度，在《大纲》中开始显现出来。笔者以为，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其实都与空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现实的个人”不仅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空间性的存在。这种区别于纯粹自然物理空间的空间性是“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生活空间”.马克思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人的存在问题，但是他们的缺陷在于悬置了人的具体生存发展条件，总是以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把人的存在命题诠释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虚构的观念，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5]（P73）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 渔 夫，属 于18世 纪 的 缺 乏 想 象 力 的 虚构。”

　　[6]（P22）与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范围及条件。这种“空间”首先是自然空间的存在。但纯粹的物理空间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经过人类实践加以改造，形成“人化的自然空间”,才能成为人现实的生存空间；并且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越广，“人化空间”也就越大，同样，人类改造活动的程度越是深刻，所形成的“人化空间”也就越符合人的需要，空间的具体形式越是摆脱自在状态。

　　以至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拒绝区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在他看来“（物理）自然空间正在消失”,[7]（P30-31）空间就是社会空间。

　　其次，“现实的个人”的空间性存在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它呈现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马克思哲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这样的个人并非抽象的无社会性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本身可以说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8]（P108）即社会与个人是同体的。因此，作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性也自然地会烙上社会关系的印迹。现代社会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并非先于那占居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建构”.[9]（P187）就是说，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体现着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

　　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了土地（空间）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社会属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只作为劳动者的“天然实验场”、为创造使用价值服务不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后，由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差异而形成级差地租，“土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里弥漫的是社会关系。再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集”场所的城市，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重要条件而存在的。马克思说：“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10]（P374）早在农业文明社会中城市空间就开始形成，但其建构主要基于政治因素考量，“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反映的是古典宗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要求。而现代工业文明下城市与乡村分离的空间构型，则是资本关系推动的结果，更多地反映了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需要。

　　再次，“现实的个人”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就是不断打破地域空间的局限，由“地域性存在”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空间化过程。《大纲》对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即“对人的依赖性和自身的非独立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6]（P107、108）这实质上表明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会经历“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等阶段，而“空间”在此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 系 （从这种观 点看来是 一 般 关 系）的 时代。”

　　[6]（P25）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人的交往由孤立的地域空间走向全球空间的过程。在“人的依赖关系”状态下，人的空间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人的交往范围受制于一定的“空间壁垒”,如部落、氏族和国家等。在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段，人的交往空间的范围有所扩大，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时代，如马克思所言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联系的时代”.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必然导致“空间的异化”与个人异常的孤立。唯有到了第三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6]（P107-108）才能扬弃物化空间，营造真正属人的社会生活空间。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资本逻辑的空间化批判
　　
　　对于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资本无疑是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了政治的、地域（空间）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正是资本本性---“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6]（P390、388）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人的交往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层面，交往关系也因此高度地丰富化和社会化。

　　然而，资本的本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殖。这种本质的历史狭隘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下交往空间的扩展及其交往关系的丰富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受物的力量支配下的人的联系。这种“物役性”力量当然也包括空间。

　　人们用双手生产出来空间，却往往被空间抛到场外，“现实的人”的发展呈现“单向地被社会空间决定”的状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空间对立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空间隔离与异化的意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等文本中，也批判了城市空间内部的异化、排斥及其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作为工人阶级营造出来的城市空间，那些位置优越、环境适宜、交通便利之地理往往是资产阶级居住空间，自身则被排斥在城市的中心之外。实质上，资本逻辑最终建构了城市空间的区域和功能划分，创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居住空间。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要想破解空间的秘密，必须深入到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中。

　　《大纲》中，马克思基于空间视角对资本关系展开批判，最为直接的表述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个命题。在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时候，马克思指出，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流通时间表现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增殖空间，“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6]（P538）即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6]（P538）并且，为了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必须不断生产“时间消灭空间”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正像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需要的一切劳动一样，交通运输工具是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哈维用“时空压缩”一词十分深刻地描述了当代空间的特征。他说：“我将经常提及‘时空压缩’的概念。

　　……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1]（P300）事实上，空间障碍日益被消除，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空压缩”现象在马克思当年已经出现了，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村落，资本生产和流通便利，增殖的速度成倍增长，这是“时间消灭空间”最直接的后果。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二是，空间在资本生产中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弭，相反空间越来越重要，资本正是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马克思说：“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地体的各种当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12]（P573）这里马克思想表达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及其存续主要是来自“历时性”的积累。而现代资本则把不断突破空间壁垒、征服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内在积累危机的重要途径。确实，“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13]（P23）“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三是，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成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塑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全球空间，它使得卷入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切元素，无论是土地/空间、矿产等自然物质资源还是劳动主体本身，都作为资本而存在。并且一旦这些领域被资本的同一性力量所吸纳，面临的就是永不休止的破碎和重组。

　　18世纪产业革命带来人口向城市的空间集聚，其背后正是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因此获得了大量人口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聚集。不仅如此，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7、276）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都是同质的概念，都是资本打破地域界限在空间层面的拓展。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城市空间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14]而“‘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 这 一 完 全 相 同 的 基 本 过 程 的 一 个 新 的阶段。”

　　[13]（P53）“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四是，资本在塑造同质化全球空间的同时，亦使整个空间充满了对立和矛盾，即不平衡地理发展构成了资本全球积累的前提、结果和重要机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更多地依靠城市对乡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而现代资本更多地借助于国家、区域、部门的不平衡发展来实现。这种不平衡性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出城市空间内部两级化的空间构型、一定区域内的城乡分裂（一部分人变成了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乡村动物）；又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生产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断裂性（“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性体系。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15]（P263）尽管由于资本的流动特质，“中心-边缘”的结构体系常常处于变动之中：一旦资本从中心流出，中心很快就蜕变成边缘；一旦资本汇聚郊区，边缘瞬间就可以成为新的中心。但可以确定的是，欠发达国家在“中心-边缘”结构的边缘地位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并不会有所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伊曼纽尔（ArghirlEmmanuel）和阿明 （Samir Amin）的 “不平等 交换”以及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弗兰克（Andre G.Frank）的“依附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三、阶级斗争与解放政治的空间向度
　　
　　《大纲》表明资本积累本身具有完整的时空意义。实质上，作为“时间消灭空间”结果之同质化全球化空间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现象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资本的秘密在于它既有流动性，更需要一种自我固定化。固定性是资本总得附着于某一地域空间，而流动性却具有“去地域化”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构成了资本的深层悖论。正是在资本的空间性矛盾中，马克思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资本主义城市化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了空间的聚集，无产阶级恰恰在这种聚合的城市空间里意识到了共同利益，而现代交通体系则把地方性的阶级斗争汇聚成全国性的斗争。

　　并且，生产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建立，逐步消灭着“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在确切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本身内蕴着空间/地理维度。

　　在当代语境下，空间与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在空间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统治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并且更多地经由对日常生活、微观身体等领域的“殖民”施行着一种隐形的、非暴力的统治，“逃避批判视线，并不断地生产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2]（P76）列斐伏尔、哈维等左翼空间学者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弱者抵抗的武器。

　　谁要想扩大自身力量，就必须夺取空间的控制权，即支配空间的优势开始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革命，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左翼激进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资本空间批判精神的继承以及剖析现实空间问题上彰显出来的理论竞争力，“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发掘马克思资本批判思路中被长久压抑的空间视域，释放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空间批判与研究的潜能”,[16]这是我们讨论《大纲》空间思想的一个主旨。但同时，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对空间维度的过度诠释。

　　如福柯认为，空间关系已经取代了时间关系成为把握人类现实的核心范畴；列斐伏尔试图用“空间生产”替换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主张一种空间辩证法，以及索亚的“第三空间”及其后现代地理学理论，都过分地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与总体性意义。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更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事实上，“空间生产”的凸显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意味着当代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表现形式的调整。以列斐伏尔为例，其“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梅洛·庞蒂和尼采式的“身体化、生命化的生产”.这种身体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积累策略的身体，而是一种剩余能量与激情的表现。在列氏看来，只有剩余的能量才具有创造力，才能让生命从苟延残喘状态中挣脱出来，才能导致新空间的诞生。这无疑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和“空间”理论图式的越界式的阐释。

　　左翼空间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在今天发生了“空间的转向”.斗争主体由传统的劳资双方日益转向被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压迫和边缘化的人群---“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等”.[2]（P140）斗争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围绕“城市空间”展开，即以争夺“城市权”和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权为焦点，而非以传统的工资和利润为中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而从“后马克思哲学”视角来看，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列斐伏尔的“差异性日常生活空间”、德塞图（deCerteau）的“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以及哈维2010年的新着《反抗的城市》（the rebellion city）中提出的“空间正义”口号，都是试图从权力以及权力范围的空隙处，谋求一种新的解放政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空间革命表达的是对边缘立场的偏好，是一种基于新文化政治背景以激进姿态反抗霸权的边缘空间想象。左翼坚信，在边缘立场中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中心地位和永久的全局性地位，但事实上采用边缘空间作为斗争的落脚点，并不能实现解放政治的诉求，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仍然来自于物质生产环节，而不是发挥边缘作为一个地点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给予了空间自主性的结构力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产物。

　　就《大纲》而言，空间与历史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视角，但两者之中历史无疑是更为重要的维度。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Debra Satz）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 观 点 与 政 治 哲 学 中 的 其 他 传 统 区 别 开来。”[17]（P308）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才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以至于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P66）《大纲》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来看，首先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来把握，强调它的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次才是把它作为空间性的存在，研究其中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历史辩证法强调一切事物都在流动，一切都是历史的结果，任何存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空间的认识也当如此。“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重新解构和转化。”[18]（P110-111）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等直观的唯物主义在社会空间生成的问题上缺乏历史敏感性。他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P76、88）马克思的历史性主要指涉的是现实的生产与1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物质生产。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谜都必须在对特定生产方式主导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现实的人”的解放也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 的 自 由 发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件”.[19]（P730-731）“自由人的联合体”既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也代表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人不再受物（包括空间）的奴役，而是重新驾驭了物的力量，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表现为各自独立、相互利用，而表现为相互联合、共同发展。这种要求从社会制度本身消除异化的社会现实的历史解放理论，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永恒正义论，也不同于现代哲学内在自由平等体验式的“无知之幕”,更不同于后现代解放政治非理性的“草根”情怀，它体现着马克思解放政治独特的理论图式。

　　在《大纲》创作15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建立在空间殖民化基础上。

　　资产阶级凭借在生产过程空间的分散在地理上瓦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得“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 人 种 上 更 加 层 次 化，在 语 言 上 更 加 分裂”,[13]（P44）从而难以组织统一的工人运动。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在思考方式上进行彻底的转变---努力将空间作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植入到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建构一种能够包含对各种规模层面的剥削、压迫和反抗形式进行整体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大纲》只是初步展开了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概念框架，也难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地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及其规模政治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的关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境，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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