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陈豹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评述(2)

　　4.中国问题在太平洋问题上的重要性

　　太平洋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关系重大，陈豹隐强调，“太平洋问题就是分割太平洋的问题或独占太平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支配太平洋的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解决太平洋的沿岸来延长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因为太平洋的周围大抵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总而言之，太平洋问题虽不能说就是中国问题，但中国问题总可以说是太平洋问题的大半，因为中国问题确是太平洋的最大问题。所以无论哪一国把中国问题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解决，太平洋问题就同时会向它有利方面解决的，由此可知中国问题意义的重大”[2]481.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充分证明了日本妄图占领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也进一步说明中国问题在太平洋问题上的重要性。众所周知，21世纪的发展在于亚洲，而亚洲的中心在于东亚，太平洋问题直到现在仍是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

　　5.在世界霸权上的重要性

　　国际政治、经济中始终存在争夺世界霸权问题，陈豹隐进一步指出，“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霸权问题，无论哪一国，如果向自己有利方面，解决了中国问题，那国就可以领导全世界，可以支配世界了。日本如果独占了中国，它就有在世界上称雄的可能，美国如果不遇世界恐慌，把欧洲问题解决之后再来解决中国问题，当然它也有在时节称雄的充分可能（但是它的此梦恐怕要做不成了）。从苏联方面说，情形也略同”[2]482.特别是在二战中，日本侵华的战争意图就是妄图以中国为跳板来称霸世界。现在看来，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国梦的实现也会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6.中国问题在全世界整个政治、经济前途上的重要性

　　陈豹隐指出，“中国如和苏联做同盟战友，就可以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中国如被日本独占，就可以一方面使日本领导全世界，一方面使各国有人种间的战争。如中国被美国拿去，就可以使美国领导全世界，而使全世界美利坚化。所以中国问题是全世界政治前途，文明前途有关联的”[2]482.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西方学者鼓吹社会主义破产论。而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其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为世界政治经济前途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

　　由此可见，陈豹隐十分强调中国特色，高度评价中国问题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并率先提出了中国话语权，较早地正确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命运，为新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定位指出了方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众所周知，决定话语权的关键在于一国的综合国力，目前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需要发出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的中国声音，而如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权已经是当务之急。笔者在研究陈豹隐国际政治思想后认为其提出中国话语权就是要认清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明白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运用全球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培养创新思维，抓住机遇，与时俱进；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展现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上，做一个有责任的大国；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明确中国问题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树立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治理中抢占话语优先权，认清我们的基本国情，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把握好度。

　　三、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

　　陈豹隐在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国际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方法的提炼和运用。在集中反映其国际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的《现代国际政治讲话》一书中，他以序言的方式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目前所以使它出版，一来是因书店方面的要求，二来也因为作者自己觉得本书中所用的现代国际政治分析方法是作者一种创见的尝试，似于国际政治研究上的初学者不无益处的缘故”[2]342.由此可见陈豹隐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的高度关注和他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上的卓越贡献。

　　1.陈豹隐关于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批判

　　陈豹隐是在对当时一些关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错误的有局限的分析方法的批判中来总结、运用自己的现代国际政治分析方法的。在《现代国际政治讲话》中，陈豹隐罗列了五种他所观察到的人们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时的惯用方法，用他的概括来讲，包括了“无原则的选择并分析法”、“表面的择要列举的统计的方法”、“唯物史观的处理方法”、“辩证唯物论的处理方法”和“抽象分析法”.在他看来，这些方法，要么根本就是错误的。例如“无原则的选择并分析法”、“表面的择要列举的统计的方法”,“因为选择研究对象若无原则，就难免舍弃最重要的材料而徒留不相干的无谓的材料；分析材料时若无原则，更难免凭空臆断，无从获得正确结论之弊”[2]4351.至于“表面的择要列举的统计的方法”,他一方面肯定了这种方法也有些用途，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方法到底是“只能做表面的观察，却不能分析内在的原因，它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2]351.要么是有局限的，例如“唯物史观的处理方法”、“辩证唯物论的处理方法”,在他看来，这两种方法从哲学的角度，“固然是没有错误，但尚不充分”,“单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国际政治的现象却尚不够用（虽然没有错），因为那样也只能得一个观点和一些基础，而因没有对国际政治这种现象本身，找出一种它固有的具体的分析方法的原（缘）故，结局难免流于空论或陷于公式主义的谬误”[2]4356.要么只适用于社会的某个领域，而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例如“抽象分析法”,他认为这种方法运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非常有效的，“若应有于国际政治的分析上，就不够用，”因为在他看来。“（1）经济活动比较固定，客观性比较大些；（2）经济上是以合同协力为原则而比较缺少斗争性”,故可以适用“抽象分析法”[2]362,“而多带主观性和斗争性的政治现象却与之相反，它当然会比较多有特殊性，比较少有倾向性”,“如果只应用抽象分析法去研究它，必定会得着不正确的机械的论断”[2]363.在对上述方法进行批判之后，他提出了他认为科学的有效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他把这个方法称为“抽象分析实践法”.

　　2.陈豹隐对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独创-抽象分析实践法

　　陈豹隐先生着手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观性和斗争性的实际，综合各种分析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处理方法”、“辩证唯物论的处理方法”和“抽象分析法”的有价值的地方，创新性地提出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法，即“抽象分析实践法”.这一方法立足于国际政治现象“当事人”的实践，通过“由上而下，由整到零的分析”,再到“由下到上，由零到整的预测”来实现对国际政治现象的分析。就这一方法的精要，他认为“在分析的时候要针对政治之特质，应用唯物辩证法的法则，更精确地找出种种矛盾，并且在预测的时候，应用斗争性及主观性，去推求种种可能性及现实性”[2]365.为进一步说明抽象分析实践法，陈豹隐分别阐述了抽象分析实践法在分析和预测过程上的原则。

　　陈豹隐所谓的抽象分析实践法在分析过程上的原则，实际是抽象分析实践法从认识对象表面整体深入认识对象实质核心的思维运用的五个阶段，他们包括：（1）在全体的现象中抽出主要的对象，舍去非主要的对象；（2）从主要对象当中找出主要的矛盾，舍去非主要的矛盾；（3）从主要矛盾当中找出主导的矛盾，舍去非主导的矛盾；（4）从主导矛盾当中找出主导的方面，舍去非主导的方面；（5）在主导方面找出它所认定的主环[2]365.他以列宁分析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时革命形势为例，提供了一个运用抽象分析实践法的实践案例。在他看来，列宁就是运用抽象分析实践法从纷繁复杂的俄国社会政治现象中找到了俄国当时的经济问题这个主要的分析对象；在经济斗争中找到了当时俄国各个具有不同经济利益诉求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的矛盾；在阶级斗争中进一步找到了无产阶级与新式资本家的矛盾这一主导的矛盾；在这一主导的矛盾中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主导的方面；最后，列宁审时度势，找到了从当时的无产阶级着想的主导当时俄国革命的矛盾主环--和平，使得当时的俄国“采用和平政策，则可以阻止反革命的外援，拉拢友方的势力，增加己方的力量”[2]370.陈豹隐所谓的抽象分析实践法在预测过程上的原则，实际上是抽象分析实践法在预测过程中回归分析对象整体各个步骤的顺序。抽象分析实践法在预测过程中，第一步应先考察主环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如何；第二步，应从既知的主导方面的发展可能性及现实性如何，去考察主导矛盾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如何；第三步，既知主导矛盾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就应依据“主导”二字的理由，由此去推定主要矛盾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如何；第四步，既知主要矛盾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就应依主要的可以支配非主要的之理由，在原则上靠它去推知主要对象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第五步，应依主要对象在原则上可以指示全体一般现象的发展倾向的理由，从主要对象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去推知全体的现象的将来发展的倾向如何[2]371.可以看出，抽象分析实践法在预测过程上的五个步骤正好与抽象分析实践法在分析过程上的五个阶段相对应。陈豹隐在阐释预测过程五个步骤的时候，对称性地运用了前面在阐释分析过程上的五个阶段的俄国革命形势的分析素材，使得整个分析生动具体。

　　3.抽象分析实践法的特点及意义

　　陈豹隐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是带有浓厚的哲学意蕴的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

　　首先，陈豹隐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具体运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区别开来的，特别是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从对哲学思维的价值来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陈豹隐在总结提炼抽象分析实践法时，特别关注国际政治实践的社会背景、运行规律，尤其关注国际政治实践各个实践要素产生、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在比较他倡导的“抽象分析实践法”和他批评的“抽象分析法”的区别时这样写道：“抽象分析法的综合过程上只是将分析过程所分的结果从（重）新合起来，亦即只是将分析过程上所舍的从（重）新拾起了，并未顾虑什么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抽象分析实践法的预测过程上，却除开合其所分，拾其所舍之外，还要顾虑这些被分合舍拾的对象的发展的可能性及现实性如何，亦即还须顾虑到这些对象在实践的作用结果如何（因此，所以才称为抽象分析实践法）”[2]370.

　　其次，陈豹隐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的具体运用。他在阐述抽象分析实践法的方法论实质时写道：“这种在哲学史发生最迟的具有充分意义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来分析国际政治，才是我这里所指的国际政治之唯物辩证法的处理方法”[2]356.陈豹隐高度认可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社会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人类社会。不研究社会矛盾，也就没有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国际政治的科学分析。陈豹隐先生娴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他的抽象分析实践法就是一个矛盾体系的分析方法。他特别注重矛盾体系的分析，在这个体系里，有复杂的矛盾体、复杂的矛盾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导矛盾、主导矛盾主导的方面和制约整个矛盾体的主环。在这个体系中，他又特别注重矛盾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的分析。国际政治矛盾和问题纷繁复杂，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为解决矛盾提供方向和指导。在国际政治的具体分析上，陈豹隐先生运用他的抽象分析实践法认为，现代国际政治上的主要对象当中的主要矛盾的是以下五个：第一个是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间的矛盾；第三个主要矛盾是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间的矛盾；第四个是老大帝国主义与新兴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第五个是帝国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间的矛盾。在主要矛盾的主导矛盾中，在经济恐慌的阶段，国际政治上占主导矛盾地位的是两体制间的矛盾。在主导矛盾的主导方面，无论从理论上，从事实上，还是政治、经济、组织上，乃至无论从人事的努力上还是将来的动向方面看来，苏联始终是在两体制的主导矛盾当中占着主导方面的地位，即占着一种和下棋的先手相类似的地位。主导方面所认定的主环，就是在现阶段上苏联对于资本主义诸国间的和平关系，即用来与资本主义体制斗争的对外和平。这些分析对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处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分析方法对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陈豹隐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逻辑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展现思维的辩证性的重要方法。这一思维方法通过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又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两次飞跃，既揭示被研究对象的内在实质，又在其实质的引领下，完整深入地把握认识对象。在这一方法中，关键的是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终点和第二次飞跃的起点的“理性抽象”,重要的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第二次飞跃，所以这一方法被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列宁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典范。对照陈豹隐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抽象分析实践法中的辩证思维内核，抽象分析实践法中的“由上而下，由整到零的分析”,就相当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第一次飞跃；抽象分析实践法中的“由下而上，由零到整的预测”,就相当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第二次飞跃；抽象分析实践法中的“主环”,就相当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第一次飞跃的终点和第二次飞跃的起点的“理性抽象”.把这两个方法综合起来，整个抽象分析实践法就是在理性抽象获得的“主环”的牵引下，整合具有可能性和现实的实践因素，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演化现象的辩证方法。由此观之，陈豹隐的抽象分析实践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他通过抽象分析实践法而得出的“国家利益”、“和平”等逻辑“主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处理亦是有借鉴意义的。

　　陈豹隐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具有批判性。陈豹隐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世界眼光、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中国话语以及独创的抽象分析实践法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为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也为中国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
　　[2]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豹隐全集（第一卷）[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