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当时主要延续借鉴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下，国家在生产、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事先进行计划，基本上不存在市场交易行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早期一度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其弊端也不断地显现。由于国家政府缺乏系统的经济调节经验，经济政策也主要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体现，这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损害了国家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更是让原本处于困境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以致后来不得不推出票证制度以缓解物质生活匮乏的局面，造成了所谓的“隐形通胀”,即市场需求量远大于供给量，造成了市场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得不强力推行定额配给制度以舒缓供应压力。由于计划经济在资源分配上主要靠国家政府的指令推行，因此还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个人需求，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得生产效率低下，也不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当时间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推行，改革的春风逐渐吹向全国的各个领域，随着各项计划指令的逐渐放开，以及市场机制的逐步引进，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政府的积极调控，否则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导致财政赤字严重，物价飞速上涨，由于当时微观主体主要多为国有企业，并且大多经济政策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主要是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交替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松同紧”的情况居多，缺乏相应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忽冷忽热，使得“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惯性，即“非左即右”的经济发展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微观经济体的积极性也有所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风险的出现，随着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推行，政府通过控制财政赤字，减少发债规模以及货币供应。除此之外，政府还着力推行制度改革及立法的出台，这标志着调控手段的不断多样化，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有显着地提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经济周期的低谷出现，通货紧缩等需求不足的现象开始显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由紧缩逐渐转为宽松，通过刺激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 转 为“双 松”配 合。其 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 手 段 是 通 过 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 用 于 社 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在 此 期 间“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 增 加 货 币 供 应 量，并 在1998年 初 取 消 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这一阶段，政府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不仅提供了创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趋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趋于稳健，特别是“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经济开始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及发展质量的提升，经济增长更加趋稳，增长动力更加多元，相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开始为“新常态”服务，中国经济也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消费需求拉动，规避依靠出口所带来的外部风险。随着政府一系列的简政放权以及审批制度和行业准入的放宽，社会主义市场更加充满活力。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以来的60多年历史，实际上也包含着中国经济这60多年来的发展史，从改革开放之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其中经历了许多经验教训，当然也有建设国家经济的有益经验。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节稳定器，除了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之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突破“非左即右”的怪圈，需要更加贴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中寻求新突破，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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