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农举措与反思(2)

　　二、“新重农”时代的来临
　　
　　建国以来，我国工农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循着“重工→工业发展而农业偏废→调整工农关系→重农→工农协调发展”的路径行进，因此，当工业化的目标基本实现后，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实施工农关系的调整，用官方的话说，开始实现由“以农补工”向“以工哺农”的政策转变。
　　
　　“以工哺农”政策实施的前奏是2001年前后开始实施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而这一制度最先以安徽省为试点，之后推向全国。遗憾的是税费改革在基层的推行并不像制度设计之初设想的那么好，由于基层政府财政掣肘等原因，税费改革难以深入，因此以减轻农负为目的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困境。在看到这一困境之后，学术界开始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并结合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从根本上质疑收取农业税的合理性。杨卫军[14]、王金水[15]、吴菊[16]率先呼吁取消农业税，随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课题组[17]、赵万水[18]、陈前金[19]、柯炳生[20]也相继加入到呼吁取消农业税的阵营之中，而学术界关于取消农业税的呼声随着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台而空前高涨。
　　
　　在学术界探索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工农关系的调整力度。200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21]2004年1月，党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意见”针对近年来农民增收困难的现实提出“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扭转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趋势”[21]的主题，并强调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同年9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2]的重要论断。继2005年“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重视之后，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确立了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为了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认识，胡锦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又进一步提出：“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24]据发达国家成功的现代化经验来看，“当一国农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1/4和1/2时，反哺农业的条件就具备了……直到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大约4%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6%~8%时才停止下来。”[6]而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到2002年仅为15.4%,比国际标准低得多，因此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而言，这一“以工哺农”政策的出台可谓是姗姗来迟，但即便如此“以工哺农”政策还是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除了这一系列的重农惠农政策外，中央政府 又 做 出 了 一 项 千 百 年 来 的 重 大 惠 农 创举---取消农业税，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以及种粮补贴政策的落实，压在农民身上两千多年的“税赋”负担一去不复返了。从2003年到2016年，中央连续发布13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农”时代。
　　
　　三、“新重农主义”思想及其反思
　　
　　（一）“新重农主义”思想的提出
　　
　　新时期最先提出“新重农主义战略”的是学者吴怀连。在1991出版的《农村社会学》一书的结尾部分，他对“新重农主义战略”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农村不发展，中国便难以真正的发展；农村不现代化，中国便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因此，必须实行‘新重农主义战略'.”[25]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拉大等“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但自1991年这一“新重农主义战略”的提出到2001年整整十年时间，学术界对这一“新重农主义”几乎持一种漠视的态度，直到2001年，清华教授秦晖才重提“新重农主义”思想。秦晖在《呼唤“新重农主义”》一文中，提出“’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问题”的观点，但由于“迄今为止的我国历史有个怪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26]所以，当下的重农应当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重农”,即这种“新重农主义”必须要避免过去“越是重农，农民就越是倒霉”的怪圈。到了2004年 ,中 国 经 济 周 刊 编 辑 部[27]以《18年 后“新重农”》为题简要分析了2004年中央发布重点解决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的原因，并认为新时期“重农”政策势在必行。同年季建林[28]、于保中[29]、曾业松[30]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主要对刚刚换届的新政府的“新重农”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或宣传，由此，“新重农主义”思想才算基本形成。笔者认为，秦晖之所以在2001年提出“新重农主义”观念，大概和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有一定联系。提出“重农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三农”困境的回应。
　　
　　（二）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重农主义”
　　
　　随着学界关于新时期“重农”思想的讨论，“新重农”似乎成了学界的共识，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重农主义”,不同学者似乎有所差异。文家华认为，“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重的是农民的生产力，而不完全是农民的利益”[31],因此我们的“新重农”需要从根本上重视农民的利益，其核心在于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大扶持力度、把农民组织起来等。曾业松认为，“新重农”应该实现从传统的“重’民力‘向重’民利‘”[32]的转变。在距《呼唤“新重农主义”》公开发表五年之后，秦晖又对“新重农”的内涵做出了相对清晰的厘定，他借鉴了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承担更多的责任、满足农民的公共品需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福利保障乃至贸易保护”[33]式的“福利重农主义”,从而认为我们当下的“新重农”,“应该把提升国家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社会保障程度作为重要方向。”[33]宋圭武认为，发展“新重农主义”应当“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将第二产业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来”[34].周诚认为：“国民经济以农为基律是新重农主义的基石；农业先天性社会解救律是新重农主义的坚强支柱；农工商一体化律是新重农主义的栋梁。”[35]汤安中认为，如果新重农主义“只重视农业而不首先突出农民及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将是事倍功半”[36].
　　
　　由此看来，“新重农”较传统“重农”而言之所以“新”恰是持一种批判式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重农”得来的。由传统“重农轻民”式的只见物而不见人的思想到新时期的单纯“为’新‘而新”式的“新重农”思想再到当下“重民而不轻农”式的“人本主义”重农思想具有一种典型发展性。由传统重农到“为’新‘而新”式的重农，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分割式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认定，“现代的”优于“传统的”;而在由“为’新‘而新”式重农向“人本主义”重农思想的转化过程中，批判-反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传统重农，“人本主义”重农是一种主体“自反”的结果。如果把农业比作传统，把工业比作现代，那么“人本主义”重农思想就是一种试图通约传统与现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