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
摘 要： 文章通过介绍改革开放深圳市场经济取得的成就，尝试归纳深圳40年转型升级的特征，并以手机电子产业集群为例阐述深圳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企业升级与政府服务的要点，试图阐述深圳经济快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背后的多重理论，试图解释深圳经济增长、打破传统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中央赋予深圳新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更加注重教育，培育科学发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行动，建设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可推广、可借鉴的深圳案例。
关键词： 创新转型; 政府与市场; 先行示范区;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令人振奋。中国有五亿人口告别了贫困，中国人均GDP水平从1980年300美元，上升到近一万美元，从美国的三十三分之一，上升为六分之一。考虑到十四亿人口的庞大数字，这显然是难以想象的成就。同样令世界瞩目的还有一座位于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东岸的城市——深圳，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与创新力的城市，经过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步伐，创下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质量，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为中国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转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WIPO2019年创新报告，深入挖掘创新能力及其形成这一重要主题，对落后国家、新兴经济体依赖创新能力提高发展水平做出了理论与政策贡献。客观总结分析深圳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对进一步将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尤其2020年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关键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决胜阶段和最终收官之年，能否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谁是深圳
深圳是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案例。1840年前，深圳与香港同属广东省新安县管辖。1979年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人均GDP200美元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经济水平是香港的千分之二，三十万人口中约三分之一逃往香港。1980年邓小平支持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今天的深圳，是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最温暖的口号。2018年常住人口达到1302.66万，经济总量超越香港，位居亚洲第五，全球前25，深圳人均GDP约为三万美元，已经相当于香港的2/3，约为27000美元。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是6:4，高技术产业占33%，金融产业占13.6%。在深圳之前，从未出现一个城市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跳跃。它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创新发展的代表。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是世界城市史上，唯一一座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连续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从国际分工最低端起步，实现了农业经济，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经济，转向高水平研发制造和创新发展的城市。同时，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体系、劳动力市场以及现代公司制度引入与大规模推广均从深圳开始，深圳也是中国城市中立法水平最高，法制覆盖最广泛，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从WIPO数据中看到，深圳2017年PCT专利申请量超过了德国和韩国，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城市。2以电子通信产业为例，深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讯设备研究开发和生产中心，占有全球5G移动通讯专利技术近40%。以华强北为核心的电子信息配套市场，汇聚全世界最完整的电子通讯产业配件，提供上下游服务的手机供应链，90%以上的手机零部件都能得到配套，形成全球手机“一站式”综合配套交易基地。产生了全球安卓手机市场排名第一的指纹芯片供应商——汇顶科技；指纹模组领域全球领跑、手机摄像头模组最重要的供应商——欧菲光。
深圳是一座由无数传奇故事编织而成的年轻城市。四十年前，深圳大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不抱残守缺，形成了相对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法治框架；深圳大胆创新，不断转型升级，形成了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创新驱动格局，走出了快速增长与生态文明的新路径。
图1 2007年和2017年主要国家申请国际专利数量(3)
二、深圳如何转型
（一）深圳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升级过程，打破了传统的以比较优势决定国际产业分工的观念。
1985—1995年，深圳开始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中心——外围关系，以OEM为代表的深圳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深圳重回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1995—2005年，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初级工业化过程。深圳企业从山寨化生产进入了专业化、差异化产品生产过程。2005—2015年，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转型升级。4同时，深圳VC、PE在2015年达到4.6万家，注册资本超过了2.7万亿元，成为我国风险投资积极性最强、投资最活跃、创新最具活力的城市。2015年后，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开始“invention+innovation”的过程。未来发展中，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逐步走向科学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取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以分工合作生产与专业化电子市场为支撑，大规模制造逆向助推研发能力。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三家占有中国八成的手机市场，而此时中国深圳第一台国产手机5才刚刚上市。深圳手机产业历经SKD模式以及贴牌模式集成的初级阶段逐步成长。同时，国家移动通信产品实行生产审批制和核准制政策出台，6有效地保护和促进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生存和发展。一时间，桑达、科健、国威、康佳、中兴通讯等凭借“制度资源”的手机种子企业获得“受保护”的生存环境，中国品牌手机厂商市场占有率从1999年的3%快速成长至2002年的30%,2003年时科健产能达300万台，被列为“国家手机定点生产厂家”。2009年全球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开源操作系统Google Android正式发布，部分“山寨手机”厂商借助Google Android系统的开放性转为正规厂商并开始品牌运作，国产智能手机小米及MIUI OS系统的出现和原生移动IM微信出现，使手机App爆炸式取代PC Web。2010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大增，增幅高达20.8%，中国手机产量增长31%，全年产量占全球总出货量的71%，其中深圳占到四分之一，中兴通讯、华为和基伍国际跻身全球销量十强。深圳手机产业从最初的加工组装和贴牌，成长为具备较强集成创新能力的集群，高度市场化的深圳手机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再一次助推行业的变革和发展。
在通信企业5G标准必要专利（SEP）声明量排名中，华为以1970件5G声明专利排名第一，占比17%，高通占10%排名第五。截至2018年3月，高通累计有14万件技术专利涉及无线通信，7即便很多专利已经过期，但其每年专利数量仍以30%的速度在增长，其中大约有20%为标准必要专利（SEP）。这意味着，高通大约有3万件专利被用于无线通信标准，从运营商网络、电信设备，到基站和手机，都需要用到高通的专利技术。因此，从专利申请数量看，华为要比高通多，但在专利的技术独特性和“含金量”上，则是高通占据上风，其5G领先地位源于长期的基础研发投入。由此可见，我国通信企业在标准必要专利上已经达到数量突破，但专利质量成为更重要的考量，未来仍然需要在通信标准、基础研发上形成质的跃升。
（三）企业升级与政府保障。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快速转向创新驱动，与制度性地探索创新激励机制有着密切关系。深圳案例表明，合理的政府行为，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以法治化为基础，是规范市场行为，推动市场机制加快发育成熟的重要保障。
图2 深圳政府、市场与企业(1)
1. 产业发展的方向由市场选择，政府政策跟进。
改革开放创造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道路。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合理容忍或引导“灰色做法”，解决中小企业元器件采购的困难，改善了产业配套环境，“放水养鱼”策略创造能激发市场源动力的宽容型市场环境。
2. 合理规范形成市场规则和法律化体系。
中国手机生产牌照许可制度，是国家保护国内刚刚起步、处于幼稚时期的手机产业的一项必要政策，有效遏制国外手机巨头抢占中国市场的步伐，为国内手机生产厂商生存成长构筑一道防火墙。法律法规的完善也是保障创新主体利益、促进创新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条件，积20年之力深圳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形成了可实施有威慑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 公共服务支持企业创新。
集群品牌化阶段，深圳市将手机企业最集中的南山区打造成为“全国移动电话研发制造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促进手机产业增长方式转型。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推动建立国家数字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帮助企业解决在国际不同区域市场上所遇到的产品质量问题，帮助示范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
三、深圳转型的多重理论解释
首先，索洛增长与空间集聚增长。深圳成功于强大的积累能力，空间集聚效应，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创新文化和分工专业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索洛模型解释了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资本积累能力决定了经济起飞和起飞的增长状态，在资本与劳动比例不变时，劳动力就业的增长与资本量增长含意相同。索洛模型不能有效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空间经济学解释并证实企业集聚对创新活动增长影响，企业集聚会降低经济活动较为集中地区的创新成本，使得经济增长会随着集聚而加快。9深圳市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印证了这个观点，1980年深圳劳动力数量是15万，十年后达到了100万，2000年接近500万，目前达到了近1000万，企业员工数量在四十年里增长了近一百倍。
表1 深圳劳动力就业数与分布以及企业家数与企业人均员工情况(1)
其次，市场竞争增长。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机制是深圳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激励创新、增强经济活力最重要的制度保证。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这对深圳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圳是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开发程度最高，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程度最高，企业的竞争生存最激烈的城市。2000—2016年深圳劳动力就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企业在岗员工增长了350万人，深圳企业走向了规模化与规范化过程，传统的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镇村就业逐步缩小，深圳国有企业员工的数量和企业劳动力比例1990年最高为91%，目前已经下降至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低于5%。深圳国有企业已基本从竞争领域退出，集中于基础性、公益性和先导性三个方面，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现代公司制改造，深圳已经基本没有独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上市资产达到了80%以上。
最后，Saxenian增长。深圳中小创新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形成了Saxenian观察到的与硅谷相像的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11相对于劳动力数量，深圳企业数量变化是最快的，深圳形成了一批大型核心企业，但深圳的小型企业众多，年销售收入千亿级企业是两位数，百亿级企业是三位数，十亿级企业是四位数，亿级企业是五位数。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金字塔体系中，大中小企业间存在复杂的网络型供应链关系，反映出DS增长过程显示的企业数量急骤增加背后，大量差异化产品出现与中小企业可以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增长相匹配，构成了多种产业链发展。众多专业化创新企业在产业集群内竞争生存构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众多企业在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创新，协同创新构成了资源重组和有效再配置，是一个新兴产业崛起的根本所在。
深圳最先认识到后发地区可以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起飞，但简单追求低成本将导致本地经济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能自拔，滑入被动、依赖、受制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中。追赶者要获取技术创新的利益就要不断地从细分化分工入手，依赖专业化分工的劳动力在随后的追随和赶超阶段进行模仿创新和原创性创新，造就规模收益持续递增的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坚持依靠技术创新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实现超越。创新成为深圳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自觉行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潜力，创新推动着深圳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生存的能力，从知识外溢和干中学的模仿走向了内生的创新过程。深圳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打破常规的理论认识，挑战传统的经济增长分析体系，实现跨越静态比较优势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发展。
四、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的发展目标，2025、2035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紧密相连，体现出全程领跑、全面示范的特点。“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着的全球标杆城市目标”更是对深圳提出了高要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以传统要素为主的数量驱动型增长，转向以现代要素为主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充分演绎了从科技强到经济强、国家强的基本路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深圳未来的创新过程不仅仅依赖于工匠精神、专利技术，要更加依赖于基础科学，实现基础科学新知识的积累与突破，注重科学发现，提供基础研究的平台，建立相对完善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
创新是教育的函数，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教育的良好发展将使得创新成果接踵而至。12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在接受教育、学习或者作为学徒学习的过程中，习得的才能是内在于人的资本，是个体财富的一部分，同样也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发展学习者的高阶思维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学习者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工作者”和“有创新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称，人力资本给个体、社会与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数据显示，对个体而言，所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平均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13所有人力资本的个体回报汇聚成各经济体的巨大收益：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国家更加富裕。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这样的回报相当可观。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补充物质资本的作用，是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的重要投入。
建设成为全球标杆城市要全面提升深圳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实现基础科学新知识的积累与突破，紧密结合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建立相对完善的开放式创新体系，打造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地，高水平大学既担负着培养大批优秀创新型人才的重任，也是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集中产生地，更是影响一个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风向标。深圳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加强与高水平大学科学研究合作，发挥城市科研互动、资源共享、创新互进的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活力与动力，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强有力支撑，助推深圳科技产业化，必然成为深圳先行示范的重要方向。着力引进国内外名校和着名研究机构，建立以知识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连带企业、中介、政府等建立全方位创新体系，环环相扣，相互依托，营造宽松环境，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并激活整个创新链，这是科学能够产生巨大产业竞争力的前景。充分释放深圳“双区驱动”效应，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知识创新与新技术市场应用的重要基地。
用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既要放开市场的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促进各类要素加快合理性流动，提升高效集聚的质量。“用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建法立制固定科技体制改革成果，大幅提高改革举措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改革措施的约束性和引导力。如美国旨在推动大学科研商业化进程的《拜杜法案》（Bayh-dole Bill），其内生于美国专利法之中、遵循专利法一般原理，以松绑研究人、大学及研究机构作为“所有人”的合同规则为核心，使各方共享后续性研发成果。
深圳经济特区先行性立法需要更多转向变通立法和精细化立法。如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相关制度规定逐步落实，在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就业岗位、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和治理大气污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深圳实践中，有关开发利用规划、费用补偿等部分法律制度，存在落实不到位、监管薄弱等问题，急需探索搭建可再生能源立法群，落实和推进配额制和绿证交易制度，开展建筑综合能效提升行动，启动可再生能源智能微电网等项目建设。同时，也应借鉴如美国德州允许该州诊所和公司在相应监管和临床试验背景下，使用未经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干细胞治疗法案放宽严重慢性疾病或绝症患者试用干细胞治疗。立法提供政策保障，探索建立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新型监管体系，形成新的国家科技创新管理秩序和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在特区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特区立法权是深圳以法治推动改革先行先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抓手，值得总结梳理现行法律法规，并借鉴法治经验科学行使立法变通权。
参考文献
[1] 唐杰.深圳转型:创新发展的历史与未来[J].经济导刊,2019,(10).
[2]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8[Z].Geneva: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8.
[3] 唐杰,王东.深圳创新转型的理论意义[J].深圳社会科学,2018,(1).
[4][日]藤田昌久,[比]雅克-弗朗斯瓦.蒂斯着.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全球化[M].石敏俊等,译.曾道智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Saxenian A.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 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7] 世界银行集团.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Z].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9.
注释
1唐杰：《深圳转型：创新发展的历史与未来》，《经济导刊》2019年第10期。
2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8,Geneva: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8.
3数据根据WIPO2018年发布的《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8》报告整理而得。
4唐杰、王东：《深圳创新转型的理论意义》，《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5中国第一台国产手机：KEJIAN（科健）KGH-2000。
6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5号，1999年01月21日。
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8年）》，2018年12月。
8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集群在中国：深圳世界级手机产业集群的实践及政策启示》报告整理。
9[日]藤田昌久，[比]雅克-弗朗斯瓦·蒂斯着：《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全球化》，石敏俊等译，曾道智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9页。
10数据根据深圳市历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11Saxenian A: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22.
12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13世界银行集团：《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9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