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
摘 要： 林毅夫认为其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即利用马歇尔基于连续原理的渐进性分析方法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连续变化过程;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提出了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把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内生化。实际情况是:新结构经济学是李嘉图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与马歇尔渐进性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而用马歇尔的研究方法取代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组合所形成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的错配,使新结构经济学完全丧失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将技术创新视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且没有在理论上反映历史上的英国和美国利用工业革命实现颠覆性创新,从而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践,因此,虽然其在中小发展中国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大国可能难以发挥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要想有效服务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以突破当前要素禀赋的瓶颈,由此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才是科学的。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辩证法; 创新发展理念; 新结构经济学;
Abstract： Lin Yifu believes that it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shall's neoclassical economics,that is,it has used Marshall's progressive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to propos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continuously changing process that follows its own comparative advantages;at the same time,it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economics,that is,it has proposed the factor endowment that is more basic than economic bas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achieve endogenesis of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its superstructure.The actual situation is tha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s a product of combination of Ricardo's sta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Marshall's progressive analysis method;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formed by replacing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Marshall's research method has made it completely impossible for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economics.More importantly,because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rega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n exogenous vari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does not theoretically reflect the hi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then entering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so although it can play an immediate effect in small and medium developing countries,it may be quite difficult to play a role in China,a large socialist developing country seizing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To effectively serve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ust b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and use technology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current factor endowment,and only empirical analysis performed based on this can be scientific.
林毅夫认为:“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让我们了解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一样,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上层建筑不一样,要有这个认识。然后用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大家通用的方法来做研究”,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当然也还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把认识到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以后,必须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表述,必须用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个模型”,从而总结出新的理论,即“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是从低水平的结构变成高水平的结构”。林毅夫说,只有“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来总结提出新的理论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从我在非洲和在东欧的实践,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并“在那些国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最近,林毅夫通过视频向准备参加2020年高考的高三学生讲解新结构经济学,并欢迎同学们报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可以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一段话,体会到其用心良苦。凯恩斯说:“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2]笔者已属“不逾矩”之人,衷心希望新结构经济学如林毅夫所说的那样“是第一个来自中国,也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从发展经济学作为切入点研究经济转型,但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1]
林毅夫坦言,以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新结构经济学还处于新创阶段”,需要“交流、辩论”。[3]394,395故不揣浅陋参与交流,聊以充当新结构经济学走向世界的一块铺路砖。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不可分离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4]51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在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而,“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4]55显然,不同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其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的。你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就必然接受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而不同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又是一定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明确反对有些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5]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具体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即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因果关系才会是单向的。另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新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之上的新上层建筑产生于旧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之上的旧上层建筑,同时前者又是摧毁后者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基于唯物辩证法才能认识到这点。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产生于封建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同时又是摧毁后者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产生于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同时又是摧毁后者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社会转型,是离不开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更是离不开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林毅夫说:“在研究方法上,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用国际上现代经济学大家通用的研究方法,把认识到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以后,必须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表述,必须用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个模型对不对,这是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形象地说,如果以三个等面积的圆分别代表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数据,将它们以品字形摆放并让三者的一部分相互重叠,那么,三者相互重叠的部分就可以代表实证分析方法。在构成实证分析的三个部分中,经济理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现代工业产生以来,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使得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双向的“团团转”或网状联系。也就是说,经济变量客观上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和非独立性。而西方学者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这种经济活动时,其经济理论“都是几个很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体系,而且这个逻辑体系是越简单越好”。[1]这种经济理论的最大弊端是假定所讨论的几个变量可以独立于整个经济体系而形成单向的因果关系,从而隐含着种种错误。而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方法,注重全面地、发展地和联系地考察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过程。马克思曾举例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6]37,38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发展地和联系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典范。在《资本论》第1至3卷中,马克思基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全面地、发展地和联系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基于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特别是导致科技成为价值增值内生动力的工业革命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构造;基于产业资本(主要是制造业)在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三种资本形式或三种职能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生产后,技术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发生了变革。因此,产业资本是资本的核心构造,不仅古老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改变其职能机制与之相适应,而且现代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只有从属于产业资本才能健康发展。社会分工虽然导致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分别独立为货币经营资本、工业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但这种独立所形成的外在联系并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它们以其作为特殊营业部门与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不过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外在表现和核心构造。用现在的概念来说,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体系。如果借助马克思对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的分析,则可以将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现代经济结构,抽象为“三资本理论模型”,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模型,正好对应于现实中三个具有代表性行业,即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从而为探讨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如果基于马克思的“三资本理论模型”,利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数据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实证分析,一定比西方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流派(诺奖得主萨金特承认其学派以高深的数学方法为分析工具和表述手段而主要思想却十分简单)都更为科学和更为精准。林毅夫没有意识到,利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取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就只是一个标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从“后门”进入到新结构经济学,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显然,这不是林毅夫的初衷。
综上所述,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既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也离不开唯物辩证法。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大家通用的方法来做研究”,就会形成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的错配(这样说并不排斥实证研究),显然,这既不利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更不利于新结构经济学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认为“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7]不过,林毅夫也提到“马克思是德国人,他是在英国工作”。[1]显然,马克思不是在英国街头高喊革命口号,否则不会在21世纪的英国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8]35,因此,《资本论》“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8]34。仅从上面极其简略的介绍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至3卷中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所形成的理论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即使在当今存在两种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情况下,也能从《资本论》中解读出“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机制。这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难以企及的。无须讳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8]33
二、比较优势不完全决定于要素禀赋
林毅夫说,“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观点,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一国在某一特定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该国在那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推动的”,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又是由家庭的生育选择所决定的劳动力增减和家庭的消费及储蓄选择所决定的资本积累的相对速度所推动的”。在他看来,“新结构经济学既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即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马歇尔的体系”,又“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借鉴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如马歇尔假定信息是“完全的、不存在摩擦的完美世界”,而新结构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以及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引进来,就可以“讨论政府、产业政策等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以及“讨论金融的作用;等等”。[3]389-393又如,马歇尔认为同生物的进化不存在飞跃一样,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并提出了连续原理,新结构经济学则将连续原理运用到发展中国家,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水平调整和改进该水平的最优经济结构”[9]22,“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从发展水平的低端到高端的连续变化过程,经济能发展到许多中间水平”。[9]15
正是基于“马歇尔体系”的理论模型,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而“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即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3]ⅶ-ⅷ显然,与残酷的现实相比,这种观点或许过于乐观了。
在这里,关键是要弄清楚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朔源到李嘉图的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原理决定了葡萄酒应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工业制成品则应该在英国制造。由此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各国都有利。但是,如果世界各国都按李嘉图所说的国际分工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去做,那么,唯有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能够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其他国家只能停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就像生产丝绸、茶叶和瓷器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华帝国长期停滞于传统农业社会一样。但是,德国人不相信李嘉图的说法,所以德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19世纪末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美国人不仅不相信李嘉图的说法,还认为李嘉图是一个骗子,所以美国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1894年超过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比如,“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10]458,282
那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错在哪里呢?错在他采用的是静态分析方法,从而所形成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与现实中动态形成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具体来说,当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取代传统的小手工业后,在17世纪成为工业制成品最发达的国家,从而称霸世界。英国此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果按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英国应该只生产农产品参与国际分工,才是最有利的。但实际上,英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即使在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能看到英国对荷兰采取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工业并率先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取代了荷兰的霸主地位。
简言之,当今30多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七大工业国都是走了一条反李嘉图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或者说,都是走了一条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才从传统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国。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由贸易的信徒从落后国家找出两三个基于自然禀赋生产的产品,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国家最廉价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等量齐观”,并认为这些产品的“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这真是太可笑了”,[10]457,458“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11]29马克思强调指出,不应忽视的是,虽然自然禀赋生产的产品与现代工业生产的产品都具有垄断性,但是现代工业部门往往“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现代工业的国家统治世界。因此,自由贸易的信徒根本就弄不懂工业最发达国家“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10]458
新结构经济学将要素禀赋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9]5,且在每一个特定时点是给定的,从而决定了给定时点内的比较优势。显然,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摆脱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窠臼。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国的自然禀赋,而是一国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水平。因此,虽然基于自然禀赋生产的产品与基于最发达工业生产的产品都具有垄断性,但只有最发达工业部门有能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只有工业最发达国家有能力统治世界市场,从而靠剥削和掠夺“别国而致富”。拥有优越自然禀赋的大清帝国与拥有最发达现代工业的大英帝国之间的贸易史就是铁证。李嘉图理论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而误导各国。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不能靠自然禀赋形成的生产优势,而只能靠工业现代化形成的优势,才能在全球化中维护本国的政治独立、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因此,从当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必须关注优势与劣势的动态转换,关注贸易自由政策与贸易保护政策在优劣势动态转换中的作用。而不能像李嘉图理论那样只关注静态比较优势,只关注贸易自由政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国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不完全依据其在国家间的比较优势来决定,也就是说,一国是不完全参与国际分工的。另外,一国购买什么或不购买什么,也不完全依据其在国家间的比较劣势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是在不完全国际分工和不完全市场中进行的。这些情况都是李嘉图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为其理论是以完全的国际分工和完全市场为假设前提的。
因此,从理论上说,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着种种远离现实的假设条件。在这里只需要指出两个可以与当前中美贸易战联系起来的重要假设条件:第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是,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以自然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与现代工业形成的比较优势,具有无差异的重要性和垄断性为前提条件的,从而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而实现各国间的互利交易。实际上,就重要性和垄断性而言,现代工业形成的比较优势远大于自然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维系着一国的安全和福祉,那么,在现代工业社会,维系一国安全和福祉的是现代工业形成的比较优势。因此,即使是大英帝国,在其霸权形成时期也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现代工业;在其霸权鼎盛时期,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是由于其强大的现代工业不惧怕与任何国家竞争;而在其霸权衰落时期,则又不得不对其衰落的工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大英帝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所以,处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美国工业的再次伟大。
第二个重要假设条件是,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以霸权国与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唯一规则。无论是霸权国还是非霸权国,都必须按比较优势规则进行交易。显然,这一假设条件远离现实。虽然在李嘉图之后,赫克歇尔、俄林、克鲁格曼等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完善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对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隐含假设条件却从未涉及。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隐含假设条件错得离谱。以前,我们对比较优势理论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虽然对中国、对美国和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却为经济理论界,重新评价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真实的证据。具体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这一领域基本上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但特朗普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以非关税壁垒,来保护一些相关的美国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关税壁垒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另外,特朗普政府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不择手段地打压少数在全球产业链高端拥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将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供给链武器化,企图通过断供来迫使华为等公司就范。同时又企图通过胁迫其他国家拒购华为的产品,将华为挤出世界市场。这些足以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主要不是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美国霸主的利益优先原则。当美国的利益需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时,就会在各国之间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全球产业供应链,而中国企业利用高度专业化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时,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全球产业供应链武器化,给中国企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当然,霸权国利益优先原则并不是美国的发明,美国在其崛起时期,就深受大英帝国霸主利益优先原则的困扰。
综上所述,世界市场应该是由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分工所驱动的。这在社会分工企业化,企业分工社会化的当今世界,是企业经营的最佳国际环境。因为企业不必生产其产品的所有零部件,更符合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原则和规模效应。但是,在当今世界,唯有世界霸主的美国可以为其企业提供这样的国际环境,而不担心别国政府“卡脖子”。比如波音公司组装的飞机所需要的成千上万零部件,并不需要完全由该公司生产。其飞机的机翼产自日本、陀螺仪产自瑞典、起落架产自德国,等等。其中有些技术含量高的部件由西欧国家生产,性能优于美国。而有些技术含量低的部件由中国公司生产,成本远低于美国。中国公司很愿意参与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但往往被美国和某些发达国家卡脖子。而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不可能像华为那样,有实力拥有“备胎”计划。客观地说,“备胎”计划并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唯一有效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应该由政府规划并支持,在国内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原则,共建相对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链(特朗普承认这次疫情让美国学到了保障本国供应链的重要性),尽可能避免一个企业走“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国内分工和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这样,才能够避免美国卡脖子。另外,在不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和改造霸权国主导下的全球供应链,从而所形成的“双供应链”,既能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又能基于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是美国优先原则推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更加完善。
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必须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除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外,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他看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以生产方法、方式为经济基础来研究制度结构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变化,但是生产方法、方式及其变化是怎样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是外生给定的,没有解释生产方法、方式的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则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以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人点把生产方法、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都内生化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389在此,我不得不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着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着中没有的东西”(笔者补充一句:其次不要读漏原着中已有的东西)。[12]26因此,判断新结构经济学是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我们按照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原样去阅读”。笔者在上面根据自己的理解,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从总体上对《资本论》1至3卷作了极其简要的解读(当然,不一定准确),显然否定了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说。在这里,将针对林毅夫所提出的问题,即“生产方法、方式及其变化是怎样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是外生给定的,没有解释生产方法、方式的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就自己的理解对《资本论》的相关内容作简要的解读(不一定准确)。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210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基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辩证分析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和联系的。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在一般意义上简单重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探讨一种经济时代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由此,“林毅夫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资本论》是这方面的经典着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或现代工业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于资本的。因此,它并没有能力直接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8]374当这种协作的简单形态在16 世纪中叶发展到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后,在工场手工业中就发生了以劳动力为起点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果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是以劳动力为起点,那么,在大工业中则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也就是说,“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531这样,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的大工业腾出位置。随着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形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随着自动体系日益发展,以及难于加工的材料(如以铁代替木材)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已难以胜任。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8]441总之,“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8]559社会生产过程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被“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8]55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8]443而且机器“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8]443因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而“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8]719,720显然,大工业必须借助极其昂贵和复杂的设备,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劳动消耗,因而机器不创造价值,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所生产的产品中。很明显,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从而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也大得无可比拟,因而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才能使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远小于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资料相应转移的价值量。而大工业“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12]371导致它“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8]441
随着生产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由于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的使用权与劳动者的分离而归属于产业资本家,以前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在其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8]418。另外,“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8]418,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从而“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8]743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8]418。生产过程中的这两种智力(管理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和为物质生产提供科学技术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以及“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8]487。所以马克思指出,“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8]487
由机器体系所形成的大工业也就具备了彻底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的能力,从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8]440而大工业在农业引起的革命,首先是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使耕种面积规模化。“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8]531例如,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8]441马克思强调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8]560从而,现代工业导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2]927,928
综上所述则不难看出,林毅夫所说的“马克思以生产方法、方式为经济基础来研究制度结构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变化,但是生产方法、方式及其变化是怎样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是外生给定的,没有解释生产方法、方式的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什么”,等等,只是将他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误认为是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决定“生产方法、方式及其变化”的因素,从而系统地说明了“生产方法、方式的决定和变化的机制”,只是所使用的概念更为科学和严谨。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马克思以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的测量器和生产关系的指示器,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当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后,就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从而科技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内生主导因素,使其技术基础具有革命性,即现代工业绝不会止步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晚年敏锐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曙光,“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13])。由于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资本家的权力,现代工业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进而通过产业资本的“三资本模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内在联系与外在表现,科学而严谨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运行机制。另外,林毅夫认为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生产方法、方式及其变化“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以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人点把生产方法、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都内生化了”,并由此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难令人信服。首先,林毅夫将要素禀赋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显然,这些都属于生产力的内容,但却将科技这一构成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排除在要素禀赋之外。其次,林毅夫定义的要素禀赋更不可能包含生产关系这一任何经济形态都必须具有的重要方面。显然,如果我们称如此定义且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要素禀赋比马克思科学定义的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更基础”,岂不是既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又过于自信吗?
由于马克思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它的历史地位:形成于封建社会,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消亡于共产主义社会,并为后者的产生创造了各种要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另外,由于马克思是在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又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显然,市场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也存在于处于现代工业社会而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14]因此,马克思关于“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的论断,[15]关于大清王朝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的科学预测,[11]26对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警示作用。***同志的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的科技内生增长理论一脉相承,他强调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16]126因此,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16]127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强调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16]27而之所以“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6]28更重要的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没有强大的科技,‘两个翻番’、‘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难以顺利达成,中国梦这篇大文章难以顺利写下去,我们也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16]29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也有能力从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6]128显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虽然用于指导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等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前提是不能违反“美国利益优先原则”。但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将技术创新视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且没有在理论上反映历史上的英国和美国利用工业革命实现颠覆性创新,从而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践,因此,在中国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中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结 论
历史与现实表明,动态的工业现代化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是人手的延伸,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是人脑的延伸,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机械化与智能化的融合,也就是人手延伸与人脑延伸的融合,从而将人类由机械制造的时代带入到智能制造的时代。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都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进而改变了世界军事和政治格局,导致各大国的地位重新洗牌,显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会例外。虽然我国因各种原因失去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发展现代工业而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突破要素禀赋的瓶颈限制,从而在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按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所有的工业总共可以划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而我国则是唯一拥有联合国所列举的所有工业类别的国家。2017年,无论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还是在工业增加值的GDP占比或世界制造业占比,中国都遥遥领先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底气(远胜于当年美国与大英帝国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时的实力)。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就总体上说目前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虽然有的领域在全球领先),故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但正是我们清醒地看到这点,才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必要性。新结构经济学要想有效服务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以突破当前要素禀赋的瓶颈,而由此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才是科学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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