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演进、挑战及改革动力

　　引 言
　　
　　中国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在进入了新的经济转型期。如果能够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那么中国的持续高增长依然可期。但如果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顺利，那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会受到挑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寻找新的动力，同时这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这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努力探索的一个问题，不过，对该问题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不一样。亚当·斯密基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现实，分析了分工对于生产发展的意义。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如此，从市场到分工再到劳动生产力，形成了斯密的生产或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从斯密的这一生产发展逻辑看，这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从供给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沿着这一路径，新古典经济学重点关注资本和劳动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无法解释资本和劳动报酬递减下的长期增长现象，也推动了一系列内生增长理论的诞生。该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在生产函数中引入可以解释技术进步的变量。在这一研究路径下，不断丰富的经济增长动力，如资本、人力资本、教育、贸易、制度等，被经济学家们引入增长模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找到了经济增长动力的全部。随着宏观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兴起，研究经济增长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从过去着眼于供给寻求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转向通过需求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需求扩张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着眼于短期增长，但更受到各国政府的追捧。如此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穷尽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各国是否可以通过教科书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增长方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开辟了一条改革的路径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因为在标准经济学中找不到对应的理论支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但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出现这一错误是因为，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可能为现有的理论所穷尽。

　　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殊的背景总会有不同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使是一种熟悉的因素，也会在不同的国家显示出不同的作用。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就包含着对已有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并被誉为“增长的奇迹”.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没有现代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优势条件，却可以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是一个极具理论挑战的命题，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讲过，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许多人加入了该课题研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中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才取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还有人认为推动中国过去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推进的市场导向改革、城乡分割二元经济体制、地方竞争模式；而有人则概括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 30 多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增长动力的思考绝不只有这几种观点，凡能够想到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都被引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但我们依然在为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努力。这一现象表明，一种因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在于该因素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在于该因素是否能够成为引领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建立在经济转型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体现出了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特征，因此，不断地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持续研究的命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笔者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运行的机制越来越复杂，用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具有系统性。但是，这个动力系统需要一个启动力量，而这一力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积聚。

　　一、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两种变革，一种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达到改变现状目的的革命；另一种是通过对旧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调整的改革。两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改革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实行的变革，而革命是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变革。全面地理解改革，它是指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改革或变法贯穿始终。虽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不同，且具体改革的内容、目的、手段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适应政治、经济新形势的法制、体制或政策，而是要突破旧有制度或政策的约束，寻求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制度或政策。

　　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吸收到其分析框架中，并对制度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新经济史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寻找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提出，由贸易和商业行为带来的制度变迁引起了 17 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进而为英国近代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如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关于个体行为的规则或限制”,具体有正式的，如政治性的规章、选举的规则、对于执法者的正式限制等，也有非正式的，如文化、社会规范等。而格雷夫进一步扩展了制度的概念，使其不仅包括诺斯提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而且还包括更一般的所有经济组织的形式，以及最终决定经济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信念。

　　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还将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纳入其分析框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把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由此形成一个制度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即经济制度通过产权保护，即保护创新者的租金，抵制模仿来为技术创新提供激励，进而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产权保护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备而有效的法律体系，因此，以法律的起源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不同法律制度对产权保护的不同作用，最终理解不同制度下经济增长的不同表现。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具体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不容否认，但作为制度变迁的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还是一个没有形成答案的问题。改革是为了寻找一个更能适应现实的制度，当一种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那么新的制度所释放的发展动力自然会大于旧的制度所具有的发展动力。我们过去研究改革的发展动力时，很容易将这种新旧制度包含的发展动力做减法，进而做出改革的发展动力大小的结论。

　　其实，改革动力更主要蕴含在过程中，即改革的过程可以释放出多大的发展动力，对此，理论研究较少涉及。如果说过去对这个命题有所研究，那主要体现在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如学者们在对中国的改革道路与俄罗斯及东欧的改革道路进行比较研究中，涉及了不同的改革方式具有不同的改革绩效。不过，这样的研究又多是用结果进行倒推，即由于中国改革取得的效果较俄罗斯和东欧更加明显，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有效的，而俄罗斯及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是低效的。至于这种不同改革具体是如何推动不同国家取得相异的增长绩效，却较少做机理上的分析。

　　从改革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必须要考虑到新旧制度转换可能带来的摩擦，以及推动这种制度转型的力量强弱。任何一种制度都涉及一种利益安排。所不同的是，一些大的或重要的制度涉及的利益安排较广或利益较为重要，一些小的或不太重要的制度涉及的利益安排较小或利益不太重要。因此，在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摩擦程度大小，多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在这种制度转换中所获利益相容的程度，以及获得的利益对不同社会群体支持制度转换的激励程度。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各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从其效果来看，看不出这种制度变迁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相反，不同国家在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后，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差距非常明显。有的国家比较成功，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国家不太成功，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使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种来自不同国家改革绩效的情况，可以从不同国家的改革所体现出来的利益结构变迁角度进行解释。

　　改革引起的利益结构变迁表现为由新制度带来的新利益和旧制度维护的旧利益的关系变化，不同的改革方式或同一改革的不同深度决定了利益结构内在冲突的激化程度。如经济体制改革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这两种改革方式表现出来的利益结构冲突有所不同。激进式改革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这极有可能造成新旧利益的剧烈冲突，如果获得新利益的群体具有压倒性优势，那么尽管具有利益冲突，但这种制度转换还是可以实现的。而这种制度转变是否可以带来较好的经济绩效或经济增长？ 关键在于这种利益冲突能否尽快为一种利益补偿所化解。因为在制度变迁中，能够支持新体制的一定是社会的少数人群，绝大多数人对新体制的认知还比较低，因此难有对新体制的大力支持。如果新体制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并且可以对处于犹豫状态的大多数人发生利益转移，那么这种新体制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从而能够激活新体制，释放出更大的制度红利。当然，如果新体制带来的利益不太明显，并且不能对处于犹豫状态的大多数人发生利益转移，那么这种制度就难以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新体制的潜力也难以发挥，因此就不能有较大的制度红利。渐进式改革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完成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所走的是一个先易后难的路径，从而可以减少新旧利益的冲突。这是因为渐进式改革通常是在一种二元体制下推进制度变迁的，即一方面保持旧体制继续运行，另一方面让新体制在允许的空间中不断成长。这种二元体制虽然从改革目标来说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是从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却可能是最佳的。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保持旧体制照常运行，意味着旧有体制下的人们不会丧失原有的利益；新体制不断成长，一些进入新体制的人们可以获得意外的收益。

　　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当然，渐进式改革可能丧失新体制快速成长蕴含的发展机会，并可能随时间延长积累起越来越严重的新旧体制摩擦或冲突。

　　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或者积聚增长动力，虽然基于新体制或新制度的活力，但从改革的过程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不仅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且涉及其他制度的配合或相互支持。因此，改革的动力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体系的功能，或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个体系建构起来，或者经过一个较长时间来构建这个体系。如果说理解这一点还有些抽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改革过程的分析来真实地体会中国改革带来的动力变化。

　　二、中国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演进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改革带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为研究改革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式绝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就是这种不被看好的改革却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表明，改革的动力效果并不是按照某个标准确定的。对中国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分析，必须从中国改革本身去理解。

　　中国改革的革命性形成的巨大利益落差，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 1985 年就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在进一步诠释这句话的意义时，邓小平又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把改革放到如此高度，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模仿苏联构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潜在生产力发挥出来，相反，生产力发展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束缚。因此，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也属于一种革命。那么，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解放生产力？ 在生产力的两个基本要素中，人是生产力最积极和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提高或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其实，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人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们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很高的期待，都相信在这种制度下可以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最终将人们的积极性大大地消减了。如产权不明晰使人们难以将自己的利益建筑在名义的所有权上，分配的平均主义导致人们“搭便车”的常态化。因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给人们的利益空间随其运行不断地压缩，最终人们只能在平均主义的安慰中体验穷困的滋味。因此，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面对的是一个贫穷且利益空间很小的现实，在这样的一个参照系下，任何可以改变人们贫穷面貌发生的改革，都会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穷则思变”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就是被贫穷逼出来的，但它却成为农村改革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而包含在中国改革起点中的这种来自利益落差的动力，一方面在不断创造的利益落差中得以持续，另一方面也在越来越难形成利益落差的趋势下遇到新的挑战。

　　中国改革渐进性形成的利益阶梯式落差，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会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在众多的解释中，笔者认为有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即渐进式改革可以阶段性地扩张利益空间，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利益落差。这是人们不断提高积极性的动力源泉。相比之下，如果改革是激进式的，也就是改革一步到位，那么利益空间会被一下子释放出来，由此形成巨大的利益落差。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人们一定会最大限度地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基于人们追逐利益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这种迅速形成的巨大利益空间有可能成为扩大人们之间差距的条件。如果没有一种较好的利益协调机制，那么结果就是人们之间出现巨大的收入差距。那样的话，这种改革不仅不能使人们释放出巨大的积极性，而且还因为巨大的差距形成新的冲突，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改革是渐进式的，并且按照社会的承受力和条件的成熟程度不断推进改革，那么就会在不同阶段上让人们感到总有一种新的利益可以追求，因此形成的动力可以是持续的。若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比作长跑比赛的话，那么保持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释放自己的能量要比在短期内释放自己的最大能量而保持暂时的领先更有效率。而且渐进式改革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机会，因为这种改革不是一次性释放利益空间，而是分阶段地提供新的利益空间，一个人可以失去一次机会，但有可能获得另一次机会。

　　这就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利益激励机制，进而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改革的稳定性保证了利益的不断积累，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经济增长的最佳效果在于可持续性，这对于懂得几何增长意义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世界各国之所以在生活水平上出现巨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国在长期增长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些国家可能在某一阶段实现了较高的增长，但在接下来的时间则经历了较大的衰退，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又回到了从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如故。而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在它们的发展经历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保持了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比如，两个国家只要在长期增长率上有哪怕微小的差异，在经历了一代或更多代的累积后，都会在生活水平上造成非常大的差别。美国从1870 年开始，其人均 GDP 以每年 1. 75% 的增长率保持到 1990 年以后，人均 GDP 由 1870 年的2 244美元提高到 18 258 美元，增长7. 1倍，且成为世界（ 除阿联酋之外） 最高水平的真实人均GDP.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有为数较少的国家发展得比较成功，也都是在保持了长达 25 年以上高增长后所取得的。这些事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而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中一个条件是任何增长动力都不能替代的，即发展的稳定性。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推动增长的各种因素，而对这 30 多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关注比较少。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国自1978 年以后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的动力。不过，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保持了稳定性。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取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而从中国独树一帜的改革路径来看，一个十分明显的轨迹就是改革在稳定环境下不断推进。这样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引起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可以讲，中国的改革是高度稳定的。

　　中国改革以及所采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然而，任何一种因素在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一定会随着该因素发挥作用的递减而积累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为阻碍经济继续增长的因素。如前所述，我们的改革在开始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利益落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严格限制的个人利益追求，随改革逐步开通的各种渠道得以释放。这种差别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特别是由于这种开放的利益渠道是渐进地增加和扩大的，因此产生了一种对人们自利心的持续激励。而这种激励机制很容易演变为一种单一的利益追求，即人们会把实现自己的利益作为唯一的追求，社会责任这一对维护社会十分重要的个人品质逐步被消减了。这对于实现社会稳定或和谐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另外，前面所讲的渐进式改革形成的阶梯式利益落差，在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新的利益空间的同时，也会演化出一些新的问题。阶梯式的利益空间扩张在最初的阶段确实可以为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提供增长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扩张最终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利益扩张空间会越来越小，另一个是处于优势地位人群的不断的利益积累使其他人的利益增进越来越困难。这一趋势会形成一种利益激励的天花板效应，因此，由改革形成的利益激励机制逐渐失去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功能。这也成为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瓶颈。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正是受到这样的挑战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的能量已释放殆尽？ 如果我们的改革停滞不前，不能找到新的改革突破点，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可能是肯定的。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新的改革方向并加以深化，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纵观中国改革的进程，并思索中国发展的前途，我们可以选择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而且必须是全面深化改革。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全面深化改革动力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 多年后，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因此，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如果是在正常增长状态下，那么发掘某种增长因素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仅仅是某一种因素很难提供转型的动力。在这一阶段，必须是多种因素发挥综合性效应才可能推动转型的实现。而可以调动起多因素综合性作用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化改革。因为中国改革的30 多年已经使许多要素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并且呈现多种因素的“红利”消失或减退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或者说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行由各种增长因素组成的动力升级，为此，深化改革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深化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改革，这不仅是渐进式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而且必须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在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期确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开启的，并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下首先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选择确实抓住了中国当时最核心的问题，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改革这种体制才能使中国经济恢复活力。事实上，我们在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活力不断迸发，并且创造了一个“增长的奇迹”.然而，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结构性失衡不断积累并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有着比较严重的利益失衡和利益固化现象，这又成为阻碍结构性调整的最大因素。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推进结构性调整，而推进结构性调整的核心则在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走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这与改革将人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高度相关。而不断扩张的利益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机会。当然，人们所实现的个人利益并不平衡，且呈现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这种利益不平衡还不突出的阶段，一定程度的利益差距可以成为人们发挥积极性的一种内在动力，但是，当这种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处于收入底层的人越来越难有利益增长，也就是出现所谓的利益固化现象，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重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拓展新的利益空间或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为此，全面深化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推进的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

　　目前，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已不能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而必须是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改革.在这一综合性系统工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重点，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拓展新的利益空间的主要途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都是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展开的。政府一方面代表的是计划，另一方面代表的是宏观干预；市场则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置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一种机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新的利益空间。因为减少政府的计划或控制，为市场调节经济留出更大空间，这会形成新的利益空间。而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维护好市场秩序，减少市场失灵程度，使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这会提升整体利益水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可以形成新的利益空间和提升整体利益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利益平衡。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市场决不会自动实现利益均衡，甚至必然引起利益关系失衡。因此，在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利益空间的同时，一定要配套深化其他领域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

　　这些改革配套实施一方面是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利益扩张的再平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更加广泛而充分的民主，有利于治理越来越突出的腐败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凝聚人心并解决人们的信仰和信任危机问题。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共同富裕，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并实现社会和谐。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有效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使富裕起来的人们热爱自己的家园。

　　总之，推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或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唯一选择。面对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更需要我们发挥最高的智慧。如果做一个概括，那么核心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大地拓展新的利益空间，并实现利益格局的新平衡。这是重新凝聚人心并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重要途径，也是积聚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重要源泉。

　　结 论
　　
　　中国经济现已面临着重大转型，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前 30 多年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那么现在依然可以说是，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而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拓展新的利益空间，这是延续改革动力的新的源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关键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努力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如此会形成一条利益增进的有序路径。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可以减缓利益失衡并达到利益协调，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借助全面深化改革缓解或解决中国过去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和积聚新的动力。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需要集体努力和凝聚集体智慧的工程，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推出整体方案。这虽然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任务，但是还需要深入认识改革的规律，以循序渐进地推动这一全面而综合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斯密。 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 -16.
　　[2] 蔡昉。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1）：1.
　　[3] 蔡昉，林毅夫。 中国经济[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07.
　　[4] 汪海波。 改革开放是 30 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N]. 中国经济时报，2008 -07 -25.
　　[5] 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56 -257.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7] 巴罗，萨拉伊马丁。 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光明日报，2013 -11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