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类传统阅读方法的当代价值探析

　　摘    要：　文章将传统阅读方法分为“勤学苦读”“广博专深”“学问思辨”“学以为用”四大类,总共概述十四种阅读方法。对传统阅读方法的分析与解读有助于充实我国阅读推广理论性知识,以此让当代中国人了解传统阅读文化,学习古人阅读精神才是我国现阶段最适合与最需要的“中国特色”阅读推广。

　　关键词 :     阅读方法;传统阅读;阅读文化;阅读精神;

　　Abstract：　This article pides traditional reading methods into four categories:"diligent and hard study" "extensive and professional study" "speculation on learning" and "learning for use".A total of 14 reading methods are summarized.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reading methods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China,so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culture,learn from ancient scholars,and enrich the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reading method; traditional reading; reading culture; reading spirit;

　　我国连续五年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报告之中,可见我国将长久地重视全民阅读工作。的确,近年来我国在阅读推广的技术、服务、管理方面做了很多的革新和引进,使读者们的阅读“硬件”越发完善,给读者们提供了便捷的阅读渠道和舒适的阅读环境。然而,读者们在阅读“软件”上大多接受的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事实证明,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国情环境下,注定了我们必然要有适合自己的阅读发展道路。我国五千多年的文化沉淀过程中,先贤们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经验,这其中所流传下来的“好读书、善读书、会读书”的基因深深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沉淀为我们文化自信的一大重要来源。
 

 

　　1、 勤学苦读

　　1.1、 为学立志法

　　立志是古人阅读之初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拥有基础道德观念和识字求学能力后,就能对自身拥有清楚认知,辨析自己今后该走哪条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1]。可见立志不只是读书人的事,人若想立于世,立志都是关键。古人认为,在拥有志向以后才能明确自身该走的方向。为学治学的出发点不同,便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所以有“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2]的说法。古人知求学之苦,将志向作为自身信仰和求学路上的“兴奋剂”,在艰苦的求学生涯中不断刺激自己,将志向作为动力砥砺前行,从而使立志与求学成了一种变相的辩证关系。正如王阳明所言:“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3]确定志向是做学问的根本,而做学问是确定志向的事业,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一生中可以拥有很多志向,确定了志向就去学习相应的知识,而学问的积累则会让你立下更伟大的志向,由此志愈高而道愈远。但人若不立志就如同种树不种根,再勤劳的灌溉施肥也于事无补。故为学立志法在古代学者治学道路上为正心辨道之法,无此法者学而无向,有此法而志不坚者,虽学而无成。

　　1.2、 勤勉惜时法

　　勤勉惜时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惜每日之时,二是“白首方悔读书迟”的告诫年轻人珍惜少年之时。惜时的最终目的就是做到勤勉的读书治学。

　　古代读书人想要学有所成,都会经历过年少苦读阶段。范仲淹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司马光常年睡于木桩警枕,白居易学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更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等诗句都是记录古人治学勤勉时的状态。汉末儒者董遇提出可珍惜“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的时间来阅读的方法。“三余读书法”也正是读书人惜每日之时的经验之谈,这种阅读方法也是今日碎片化阅读方式的源头。

　　古人从八岁开始上小学,开始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和礼节,十五岁便进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内容。不管是在学校学规中还是在历代家书家规中,古人告诫幼孩珍惜少年之时勤勉于学是必不可少的一章。颜之推就在其家训以自己七岁时诵读《灵光殿赋》,十年温习一次便可至今不忘,到了二十以后所读的经书,一月不看就不记得的故事来说明年少勤勉的必要性。更提出“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的精神,并以“孔子五十学易”“曾子七十乃学”等例子来激励错失少年之时的读书人更加勤奋治学[4]。

　　1.3、 诵读笔录法

　　诵读笔录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传统阅读方法中所提倡的“口到”与“手到”,其目的是为了“心到”。多次朗读和抄写对于学习古籍经典来说是很实用的一种方法。古籍经典语法基础源于《诗经》等节奏性强的词句,文法精简而有其规律,十分便于背诵和抄写。而熟记古籍经典篇目是古人着文起笔的基础,所以手抄口诵的重要性在古人教子读书时已有多处体现。李鸿章在其写给儿子的信中,曾言:“读文之法,可择爱熟诵之。每季必以能背诵者若干篇为目的,则字句之如何联合,篇段之如何布置,行思坐思,便可取像于收视反听之间。精神之研习既深,行文自极熟而流利,故高声朗诵与俯察沉吟种种功夫,万不可少也!”[5]李鸿章在信中强调了阅读文章的方法应当是结合自身喜好去诵读,从而更能领悟文中含义,并且要仔细琢磨文章的结构用以学习着文。

　　笔录法并不旨在通篇抄写,而是意在读书需动笔。明代张溥从小好学,只要是自己阅读的书籍全部自己手抄并朗读一遍,然后焚毁掉,又重新抄写以此反复七遍,保证自己完全记住,此后他将自己书斋命名“七录斋”来纪念自己的治学之法[6]。古人手自笔录的原因不只在于背诵,张载在关中讲学时重视六经的阅读,要求熟读记诵,特别强调“略有所得,且志之纸笔”的札记读书法。同样热衷于札记的还有清朝的顾炎武,顾炎武为督促自己有计划地读书从而采取自督读书法。首先,从年少起每日要求自己手抄需要阅读之书,此外还将自己思考所得写成札记,如此坚持30多年后整理其札记着成《日知录》[7]。此外,唐代着名文学家韩愈所创“提要钩玄法”也属于笔录法,其要求:“纪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8]韩愈强调阅读时需要做笔记,并且阅读不同类型的书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做笔记。叙事性史籍要写出提要掌握其事件关联性,议论性文章要钩出文章主旨,领会文中深层含义。这比之前“手到”“口到”的阅读要求上升至手脑并用,注重思考与内容的归纳总结。

　　笔录法不仅是古代读书人的阅读方法,也是古代藏书家在观摩到一些珍本、善本、稀缺本图书时普遍采取的藏书模式。古代藏书家之间的相互借抄是借此以增加藏书的品种和数量的藏书活动。

　　1.4 、循序渐进法

　　循序渐进法是朱子读书法中六法之首,足见其在古代阅读生活中的重要性。朱熹主张阅读需有计划,先易后难地作出周密安排。例如,朱熹在诸多书籍的选择上,提出先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人明白人为什么要学习,再读《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来打造人才。他还认为在将经书读懂,明白圣贤修身和如何治理百姓的重要后才可以读史。读史又需先看《史记》与《左传》,再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最后看《资治通鉴》[9]。其原因是因为《资治通鉴》是按照年份记事,有很多大事其发生原因或相关小事则分散在其他年份,如若没有正史与正史中诸多人物传记的积累和知识参考,将无法理解发生大事的结局。在朱熹之后,程端礼大体沿袭朱子之说,但将其内容更加具体化与实用化。其内容从蒙学初始,细分至各年龄阶段,阅读内容由浅至深,为当时的私塾教育制定出了一套规范的教学计划[10]。《读书分年日程》广为流传以后,诸多私塾、书院结合实际对《读书分年日程》进行了借鉴与改写,形成自己的学规计划。

　　到了清朝,陆世仪传承宋明理学着《思辨录》,其中格致类重点阐述读书之法,阐明经书、性理、纲目应终身诵阅,有关于水利、天文、农政、兵法等书也需各自涉猎,对于子史百家,可泛观其大意即可。在此基础上将年龄分节: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期;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为十年讲贯期;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为十年涉猎期。综上两种读书方法,被后世统称为读书分解分类法[11]。陆世仪虽继承着朱熹、程端礼二人之说但在阅读内容上有了进一步提升,增加了以思、悟、识为目的的阅读理念。在诸多延续朱、程二人读书法的阅读方法中,受科举局势下的读书风气影响有功利性质的读书人,读书追求“科举速成”。主要表现在内容避难求易,读时文选本,读删改不全之本,分解经文典籍字数,通过计算字数将经典化整为零、逐日分解。计数读书法是处在已有类似《读书分年日程》等课程计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般与《读书分年日程》结合实行,如此虽使课程计划更加精细,有利于士子们巩固基础,但此计划在其基础上必须做到心无旁骛与持之以恒,多年如一日地沉浸于书本之中。此外,计数阅读法强调每日完成字数,忽视对文章的“思悟”与“贯通”,很容易成为张口即为经书典籍的“两脚书橱”。

　　2 、广博专深

　　2.1、 博览古今法

　　博览古今法名字源于汉代王充《论衡》中:“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12]其重点在于博,古代读书人大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风范,所以格外重视博览群书。孔子也曾说过要“博学于文”,但当时的博学仅限于“六艺”,而到了清代,颜元将博学的范围扩大到了“学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也。”其中包括了各类经济问题、道德问题、行为规范、技艺百科等,可见已对“博”这一字要求极其高。仕途坎坷的郦道元,少时好博览奇书而后悠游各地,采集民风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最终撰《水经注》四十卷,成为了中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完成了192万字的巨着《本草纲目》。还有“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着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着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着有《二京赋》《归田赋》等。可见,这三人若不是拥有博览群书的知识储备,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将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古代阅读方法中的观其大略法就是博览古今法中的一种。《魏略》上记载,孔明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一同游玩治学,在阅读时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独观其大略。这个方法曾被很多人误解为仅是粗略地阅读每本书,但其实此方法旨在提纲挈领地领悟书中的本质,从而能快读书,广读书,达到博览群书的境界。同样持有相似阅读法的还有宋代儒者张载,其主张的略读思想认为:“无可取则可放。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13]。这只是阅读时对书中内容的取舍问题,没有可取的地方就舍去,不需要费时间在上面,只选择自己需要阅读内容。

　　2.2、 学于精专法

　　古人治学正统思想一直以来要求先求精,不求博,学有余力再去博览群书。就如荀子曾言;“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在一般认识中,博与精属于对立关系,博览就不能精读,精读就不能博览。但事实上,古人就这个问题已有多个方法解决,苏轼所创“八面受敌法”就是博与精相统一的阅读方法。用苏轼读《汉书》举例,苏轼读《汉书》读过很多遍,每一遍都有着自己阅读明确的目标。或是学习治学之道,或是学习兵法,或是学习政治制度等等,每一遍带着自己的方向细细品读,几遍之后《汉书》各方面问题皆了然于心,并且从多个角度看历史问题更能看出其中真切。“八面受敌法”在分析国家、分析历史时是十分管用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曾充分肯定此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运用“四面受敌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方面分析,得出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结论。

　　在苏轼之后,清代文学家郑板桥也同样致力于博与精的统一。其言:“板桥居士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14]他主张读书以精为主,需以精运多,还认为读书需有所选择来读,以“求精求当”为首要。应当精读的部分还需精研,要“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从根本上来说,“精专法”是一种由精至博的方法,讲求专一于一物,围绕其进行各方面研析,使自身在此一物上做到“博”。而当累计愈久,精专博览取之左右逢源。

　　2.3 、博观约取法

　　苏轼言:“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15]其中,“博观约取”的意思为:广泛地阅览,扼要地提取。“博观约取法”是阅读方法中最特殊的一种方法,其主要意义分散在各类方法之中。博观约取法本质上只要其前提以博览群书作为基础,是一个由博至精的过程。只要符合由博至精的阅读过程都可以算作在此法之列。如此说来,“提要钩玄法”“先穷后革法”“八面受敌法”“观其大略法”等等都属于博观约取法,只是其“取”的方向不同、重点不同。

　　博观约取法中“取”字也可深意为自得,从群书中取己所需,或言或思或着,但都属于自得。清代考据学家戴震就在阅读方法上强调“学贵其化”,坚持孟子“自求自得”之学问,反对囫囵吞枣的记问之学。戴震其早年“惧其不博”,曾广泛涉猎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各个学科。后来,在“博览”的基础上戴震又提出“精”的必要性,言:“学贵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道一件而都到地也”。而如何为学自得,其将治学形容成饮食:“苟知学问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则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16]。书本知识“化”成自己的东西,一定需要独立思考,深思精研,人的认识就能由“暗昧”到“明察”。

　　3 、学问思辨

　　3.1 、质疑问难法

　　古人经常把“学问”二字分开解读:“古人学问并称,明均重也,不能问者,学必不能进。”[17]古代学者将“学”与“问”并重,认为不能问者,就算读书也不会有进步。北宋张载强调学必有“疑”,认为古人读书为的就是“释己之疑”,弄清自己“明日之未达”。对于学而“不疑”的情况,其言:“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18]他认为学习中始终处在没有疑问的情况之下就如“不曾学”,并认为在看似“无疑”的地方能寻找到疑问,那样学问才有精进。朱熹也曾有一样的言论,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与朱熹思想多为对立观点的陆九渊,在关于“质疑”的观点上与朱熹思想相同,他认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可以看出不管其他观点如何相悖,在对这种读书“无疑”者的批判上,古代学者思想完全一致。

　　其实从本质来看,对“无疑者”的批判完全属于对读书人治学不“思辨”的批判。“疑”的重点其实在于“思”,真正意义上并不是去不断质疑先贤所言,而是要求读书人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在此思考下才能不断地进步。这种不断求进的质疑精神也被张载看作是创新精神的起点,认为“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3.2、 隆师取友法

　　早在《尚书》中就有“能自得师者王……好问则裕,自用则小”[19]的记载,这是最早的对于古代尊师的文献记录,也是对为师之道在于解疑答惑的表述。荀子在《大略》篇中更是把尊师与国运相关联[20],可见从先秦以来尊师是为学之首。而后几千年“尊师重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古代学者在倡导尊师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交友。慎重择友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认为交友必须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为前提,要求“友直”“友谅”“友多闻”。隆师取友法的本质等同于“学莫便乎近其人”,重视的是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学者们效仿良师益友学习君子之道,从而养成崇高的品德,获得全面的知识,是当时学者“近其人”的首要目的。

　　“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中国历经几千年从未改变,而在“择友”方面则不同。这不同在于从先秦时期对“择友”道德素质的高要求到选择拥有共同志趣的人成为好友的转变。在张潮所着《幽梦影》中就曾言:“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张潮将与不同的好友交际比作阅读不同种类的书籍,大大突破了先秦时期学者对择友的高道德素质要求。并且他还提出“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的思想,认为与好友研习史学,能从多个方面探讨,使自身看问题更加透彻。除了能从多角度看问题,与友相交还能“析疑解疑”“警发砥砺”等等。这种与友人之间共同进步的关系与孔子所说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关系最终如出一辙。以明代王肯堂所着《交友》文中一句来总结则是:“交友之旨无他,彼有擅长于我者,则我效之;我有擅长于彼者,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21]

　　3.3、 融会贯通法

　　融会贯通法是学思结合中最主要的方法之一,融会贯通最早起源于孔子,但当初提出的是同样属于领会学习深意的“举一反三”。孔子十分重视学生自身思考的能力,若不能举一反三的思考,那就无需继续教学。这种思想要求人们学习贵在自得,不在于老师教导了什么,而在于自己收获了什么。融会贯通是从此思想上升华而来,古人读书蓄积掌握已获得的知识,精进想要获得的知识,在两个学习阶段之间,把已有的知识融会贯通的梳理一遍。但融会贯通不同于举一反三的地方是,举一反三与闻一知十都只是在一类事物上思考得出自己深入的感受,而融会贯通可以通过多类事物汇聚起来得到透彻地理解,更适用于学者博览群书时所使用。

　　柳宗元一生仕途曲折,其也自述“自贬官以来,读百家书,上下驰聘”,也因此给予了他十分多的时间去思考。柳宗元一生读过的书涉猎特别广,文学、史学、道学、佛学、哲学等等,也因其博览群书,遂自得一读书法,名为“先穷后革法”。先穷后革法源于其读书广博与创新两大特点。读书广博使其能“先穷昔人之书”,创新使其“有不可者而后革之”。柳宗元读书不拘于书本,独立思考,不去盲目进行古人之言。其博览群书之中批判、革新和剔除不正确的成分,而后创造自己的理论。

　　3.4、 不求甚解法

　　不求甚解法来源于东晋陶渊明所着《五柳先生传》,文中说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22]陶渊明假托五柳先生以自道,借此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阐发自己对读书的见解。自古以来,对于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法褒贬不一。不敢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出一种浅尝则止的泛读法,是对治学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治学态度。现代汉语中也多为贬义,指用心不专。但我们站在陶渊明所处时代来看,其少年时代也曾受家庭影响“游好在六经”,学习诸多儒家经典拥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23],更有好读书的阅读兴趣,又如何会像不求甚解字面意义那样泛泛阅读呢?其实,鲁迅在其文《不求甚解》中就曾将不求甚解解释为“不去看注释,只读文本”[24]。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不求甚解是不拘谨于难字句的去了解全文大意。邓拓也曾在《燕山夜话》中表示不求甚解是不去咬文嚼字的抓住一点不放,学会掌握大概意思。的确,自汉代设六经博士以来,学者多为迎合当权者而过度解释经义,为封建统治者做辩护。两晋时期,士人阅读内容主要就是经书,学习经书最重要一部分就是章句之学。章句之学存在大量的注释,虽有助于理解文章,但更多的都是强加他人思想,容易曲解原文本意。章句之学最盛时期,为解释一二字而着上万字文,如此连篇累牍很容易离题万里,而影响原文中本来的深意。学者詹福瑞认为所谓的“甚解”就是深解和旁解,极易有“微言大义”之势。

　　4、 学以为用

　　4.1 、经世致用法

　　经世致用法中“经世致用”一词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支持经世致用读书法的古代学者认为读古人书,学习古人思想,引证故人言语都是为治今日之事。反对伪理学家们不切实际的空虚学问。经世致用的本源思想可追溯回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中“入世哲学”,不去追求世界本源或者思考来生的问题,而是实用的告诉人们如何做人行事,告诉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先秦时期儒学思想与经世致用法相似的重大原因是因为其流行于相似的社会背景。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与崇尚经世致用法的王夫之、黄宗羲与顾炎武三人为代表所处的明末清初实为相似。这种经世的精神让这些古代学者自觉地关注民生、关注时政、想针砭时弊地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后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清末学者也在面对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之时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经世致用读书法并不是一种技术类读书法,而是一种以实用目的为主的精神类阅读方法,宣扬一种读书人读书就应当为国效力的目的论读书思想。所以,其经世致用法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有宣扬经世致用思想的着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并且其中一部分人还是实践活动中的先驱,如林则徐虎门销烟、黄宗羲与顾炎武的反清斗争。特别是王夫之完成“知”与“行”的辩证统一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影响了一系列拥有经世致用精神的革命领袖者,尤其是如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近现代的革命者,使类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言论流传至今。

　　4.2 、读书出入法

　　古人读书最忌讳的是成为“两脚书橱”,苦读是读书人修身治人的必经道路,但总有专诵章句而不解其义的儒生们穷经皓首,最终仅能成为拥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老学究”。南朝有位学者名陈善,他在其着作《扪虱新话》中提出了读书出入法:“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25]在南宋淳熙年间,这种思想是极为反教条主义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大多仅知道如何“入”,不知如何“出”,甚至不懂为何要“出”。“入”其实是为了“出”而做的准备,所以“入”时读书要更多地体会精神,“出”时学会将知识灵活运用。

　　到了清朝,学者惠周惕致信其子惠士奇指导其子阅读方法时指出:“古人云:‘博闻强记’,又云‘不守章句’,二者相呼相应。惟博闻强记,前后贯穿,烂熟于胸中,而后能领会其意于章句之外。否则,生生疏疏,恍恍惚惚,才掩卷使尔忘却,安有新机相引哉?惟读之熟,思之深,则古人之书皆为我物,惟我所用矣!”[26]“博闻强记”与“不守章句”原本是完全不同的读书方法,但恰恰又是最相呼应的读书方法。“博闻强记”就是“入”,“不守章句”就是“出”,“能出能入”就是使人读书能沉浸其中又能超然于外。这些均说明“入”要得古圣贤之心,“出”则需得自身之心胸,能将圣贤精神为己所用,则天下之书都存于己身。

　　4.3、 书事对照法

　　书事对照法为南朝齐梁年间着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陶弘景所创。陶弘景从小读书注重独立思考,重视把书本知识与事实相对照,以纠正书中错误。陶弘景精通医药,其在阅读《神农本草经》时有诸多不准确的地方,并且药物残缺不全,便以自身多年游历山川去采集草药,在前人医药文献的参考下着《本草经集注》七卷,其中增添汉朝以来新发现的药物达360余种,并且创造了按药物天然来源与疾病分类的药品分类法。除此之外,还着有《养生延命录》《陶氏效验方》等七八十种着作。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提出“鸡屎矾投苦洒(醋)中涂铁,皆作铜色。”发现置换反应不仅限于硫酸铜,为后续水法炼铜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陶弘景不仅医药、冶炼方面有所作为,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其所着《古今刀剑录》对夏朝至梁朝以来各类刀剑的数目、尺寸、铸造过程以及铭文等作了详细介绍,其兼好天文学、地理学曾制“浑天象”天文仪用以推算历法。可以说陶弘景因其“不为书所愚”的实践思想,成为了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古代医药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均有贡献。除了陶弘景,其实古代有很多人都在对流传的古籍做实践考察,如出自《诗经·小雅·小苑》中“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实践调查,这句话古人注释一直以为蜾蠃不产子,于是捕螟蛉回来当义子喂养。清代程瑶田撰着《螟蛉蜾蠃异闻记》记载了程瑶田实地考察果蜾蠃捕螟蛉喂子的全过程,其后他总结曰:“陈言相因,不如目验”[27]。

　　此外,疑古读书法也属于书事对照法之中,此法流行于清代考据学家之中。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通过30多年的钻研,从与古籍不和、与古礼不和、与古历不和等八个方面证明东晋时期梅颐所献《尚书》中额外的25篇系伪作。

　　5 、结语

　　传统阅读方法并不是仅适用于古代,只是延续至今与现有时代相结合产生了变化,其本质还是没有改变的。如当今所流行的“思维导图”阅读法就是札记读书法与读书出入法的巧妙结合,其核心都是将全文通读以后,取之精髓札记下来,形成自己所需要的阅读导览图,有助于核心思想的记录。循序渐进法是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设计之核心,由国家所设定九年义务教育中的教材使用与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本质上并无差别,其中循序渐进法中的书目推荐至今日已演变成为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各类书单推荐和各类型的专家推荐书目。现阶段统编的各阶段语文教科书所具名的阅读方法主要有朗读、默读、速读、精读、跳读、略读、浏览、比较阅读、选择性阅读等,课后大部分诗词和重要段落要求抄写背诵等行为与传统阅读方法中诵读笔录法核心内容相一致,这类方法是我国小学、初中、高中以至于大学中文系学科都在适用的文科基础学习方法。宁波图书馆推出的“天一阅读”之“大山雀自然学堂”活动,以宁波本地地域特色与博物学为基准进行户外观察活动,运用书事对照法结合经典文集进行博物解读[28],这样普及的方法能使参与者更加理解经典文集中的内容。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方法上最重要的就是在读原着、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运用不求甚解法尊重原着,少看注释解读,更为着重自身思辨的思想。

　　可见,传统阅读方法依旧适用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能经历各个朝代更替,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学习、实践、改进所演变成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些阅读方法才是适合我们国家基本国情的传统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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