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十月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西方历史迈入了现当代时期。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快速发展，“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交相辉映。同时，随着欧美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科学哲学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于是西方现当代科学哲学应运而生。这些科学哲学家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其中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科学价值问题。本文将选取西方现当代学者中部分人物的科学价值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贝尔纳的科学价值思想
英 国 科 学 家、科 学 学 奠 基 人 J.D. 贝 尔 纳（1901-1971）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事科学研究。贝尔纳相信，辩证法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可以从“物质世界的协同斗争中”推导出来，辩证法也是让科学更好发挥其正面价值的指导工具。具有强烈社会忧患意识的贝尔纳，不否认科学的异化和负价值，他认为科学家应积极地影响社会，以力求实现科学的正面价值。相对于默顿将科学价值的研究置于科学共同体这个“小社会”之中，贝尔纳则在更大范围的人类社会中研究科学价值。
系统阐述贝尔纳科学价值思想的着作是《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此书主要论述了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模式、科学教育、科学的应用、科学学研究的数量分析法、科学政策、科学管理等问题。在该书中，贝尔纳围绕科学的社会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如提出国家应该为科学发展给予计划性支持，并实行计划与自由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模式等。在书中，贝尔纳对科学的价值赞叹道：“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1]贝尔纳 1954 年出版了《历史上的科学》一书，此书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了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科学与工业的密切关系，并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社会革命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科学的价值。他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科学一旦被树立为巩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时，科学的进步就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2]
贝尔纳更多体现出的是对科学负价值的担忧，在贝尔纳生活的时代，科学正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往往来自科学本身所产生的不良社会效果。一方面，科学事业的发展很不协调，显得杂乱无章；另一方面，科学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中造成了很大灾难。于是，科学的正面形象受到质疑，一些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开来，一些组织甚至要求禁止科学研究。对此，贝尔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展示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科学已成为一把“兼起建设和破坏的作用”的双刃剑。[3]对于科学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贝尔纳要求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的社会价值进行审查。贝尔纳质问道：“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科学怎样才能避免其负效应？”这两个问题一方面质疑了现代科学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思考“科学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
贝尔纳还从科学发展史角度指出，在历史长河中，科学的变化都与当时人类的活动密切相连。当今，科学已具有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可以成为一个依附于社会制度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是一种社会建制，它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纪律、自己的专业工作者以及自己的资金。科学作为一种建制，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自然科学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后，自然科学就会形成组织机构、科学设施和行为规范等具有自身特征的建制。在这个建制中，贝尔纳十分强调科学家的社会作用。贝尔纳认为，随着科学与社会结合的不断加深，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会日益世俗化，并日益广泛地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这不仅表现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人数的增加，还表现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换。过去，科学家群体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是一些“独来独往、高傲怪僻”的人物，但现在他们是“拿薪金的雇员”.现在的科学家属于“社会劳动者”,他们开始考虑他们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系列切身利益问题。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工作并不局限于实验室或书桌，科学家必须关注使科学持续存在下去的社会环境。对此，贝尔纳指出：“今后的任务是要使科学家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组织、更有效果；促使人民大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便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科学所能提供的价值。”[4]
二、杜威的科学价值思想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1859-1952）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工具。他说：“科学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一套科学体系。与此同时，它是科学探究者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因而在广泛的人文意义上，它是一种手段和工具。”[5]具体来说，科学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工具：一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工具，即科学被转化为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二是创造精神成果的工具，即科学被作为一种实验探索的方法生产精神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