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
摘 要： “事实-价值”是否二分,始终是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英国哲学家巴斯卡提出了解释性批判理论,试图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对称的因果关系进行合理辩护。他指出,正确的理论不仅能够批判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错误观念,而且重塑了新的事实。事实、价值、理论、实践是相互关联的,从事实陈述能够推出价值陈述。
关键词： 事实-价值; 巴斯卡; 解释性批判理论;
Abstract： Dualis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 and value, which is one of central issue in philosophy. Bhaskar, British philosopher, proposed the theory of explanatory critique, trying to justify the asymmetric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 and value. He pointed out, correct theories can not only criticize the widely prevalent wrong ideas, but also reshape new facts. Fact, value, theory, practice are interrelate. Fact can deduce value.
Keyword： fact and value; Bhaskar; explanatory critique;
事实与价值二元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棘手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论辩。该论题源于18世纪着名哲学家休谟的一个根本见解上,即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之间,存在着一条“二歧”鸿沟,前者陈述真实世界与客观世界,后者表达主观价值与偏好。事实陈述是由“是”联结而成的陈述,价值陈述是由“应该”、“应当”等词联结而成的陈述。休谟的目的是阻止任何为道德力量奠定基础的非道德系统;如果人们不能够从“是”中演绎出“应该”,那么就会有效地阻止从包含事实情况的前提得出道德上的规范性或评价性的结论。此后,摩尔将该二元论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的问题(科学技术)与“应当”的问题(人性和道德)的冲突,亦成为了人类所面临的最困惑的问题之一。20世纪末,哲学家巴斯卡(Boy Bhaskar)提出解释性批判理论,试图以“解释-批判-重塑”的模式,架构起事实-价值之间沟通的桥梁。
一、论争:事实与价值二分
西方的文化传统一直沿袭着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二元观,随着自然科学的显着进步以及实证主义哲学观的节节推进,事实与价值从近代的二元化走向了现代的彻底断裂,甚至连伦理学都被逐出了人类有意义的谈论领域,而应当与价值一起被称为毫无根据的空谈。卡尔纳普认为,价值规范的客观有效性,是不能够用经验证实的,也不能从经验陈述中推出来;艾耶尔认为,道德判断句除了表达情感、愿望外,并未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不可证实的。[1]大多数的实证主义研究者继承了休谟和摩尔的衣钵,认为科学研究应遵循“事实-价值”二分,这样才能确保一个命题或陈述,得以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它才能够是科学的,从而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为了达成这种目标,在整个研究阶段,研究者本人、或统治者、或群体的主观价值(偏好)都应该被排除掉,以免扭曲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在二元论者看来,价值中立的主张,一方面可以成为一面杜绝不当干预的盾牌,另一方面,可以成为一支指导专业研究的利剑。如果科学研究者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则任何形式的主观偏好,便会从四面八方或隐或显地闯进每一个研究阶段,终究摧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据此而言,价值中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首要准则,无它,则无客观的科学研究。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卡尔纳普、斯宾塞、帕森斯、罗斯等。
20世纪50年代,奎因批判了分析与综合的二分法,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绝对二分在形而上学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都很难自圆其说,于是,他们开始批判与消解事实与价值僵硬的二分,努力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比如,福特从德性品格等人性事实方面驳斥二元论;塞尔等人则从制度事实方面消解二元主义;马斯洛从人的需求角度连接起事实与价值;普特南反思主客二分,以大量的事例表明了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与纠缠。反对二元论的学者认为,科学研究中不应该排除价值判断,研究者在各个阶段均无法保持价值中立,主要体现为:(1)研究者无法去除本身的价值判断。研究者题材选择、研究变量的筛选、研究架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会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的影响,从而无法维持价值中立。(2)研究者无法择除掉社会的价值判断。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问题的选择、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等方面,研究者通常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而无法保持价值中立。(3)研究者无法排除学术界的价值判断。科学研究本身必须预设某些价值判断,例如“真理值得追求”、“真理之辩是有价值的”、“宇宙应该具有法则性”等,因而使得研究者在研究之始就必须维护这些学术价值判断,从而不能保持价值中立。这一阵营的学者有库恩、古德纳、普特南、马斯洛、塞尔、皮尔士、法兰克福学派等。
二、结合:双线螺旋模型
哲学家巴斯卡亦不认同事实与价值的机械二分,并以双线螺旋模型阐释了事实与价值的互动变迁关系。巴斯卡谈到,社会事实并非像迪尔凯姆所谈的那样,是完全客观性的,它一定是融入了主体的创造。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恰恰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主观能动的创造史。所以,社会事实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依赖性。那种二元论的观点——V(价值)＼→F(事实);F＼→V,恰恰是巴斯卡所反思与质疑的。[2]事实-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二者择一的问题,它更是F、T(理论)、V、P(实践)、B(信念)等多种关系的因果性互动,价值必须内在于我们所从事的实践中,否则普遍性理论(范式)的论述将只是一个乌托邦或无用的理想。巴斯卡认为,其实科学在本质上是在处理事实—价值以及理论—实践的螺旋,而这些螺旋其实源于它们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图1、图2)。[3]412
图1 事实-价值螺旋
图2 理论-实践螺旋
根据图1、图2所示,不对称关系表现在时间上稍早存在的价值Vi-1和实践Pi-1,与它们之后的事实Fi、理论Ti存在着单线的因果影响;而错误的事实Fi、错误的理论Ti不仅被正确理论予以纠正,更是由正确理论重塑了其后的价值Vi+1和实践Pi+1,这种影响是双线的,以此类推。具体来说,社会先前过时的价值、意识形态(Vi-1)产生了错误的事实(Fi),被特征化为错误的理论(Ti),社会科学家通过运用正确的理论,批判错误事实、观念,并重塑了正确的价值观(Vi+1)。之后,时过境迁,正确的价值观(Vi+1)又逐渐保守、过时,成为桎梏社会发展的阻力,产生了错误的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并形成了错误的事实(Fi+2),被特征化为错误的理论(Ti+2),通过运用正确的理论,批旧塑新,再次形成正确的价值观(Vi+3),如此往复循环。同理,先前错误的实践(Pi-1)导致产生了错误的理论(Ti),被特征化为错误的信念(Bi),通过运用正确的理论,批旧塑新,形成正确的行为实践(Pi+1);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Pi+1的实践逐渐变得保守并与社会脱节,形成错误的理论(Ti+2),被特征化为错误的信念(Bi+2),通过运用正确的理论,批旧塑新,形成正确的实践(Pi+3),如此往复循环。其中的双线关系是指,根据正确理论对错误社会结构做出否定性的伦理判断,根据正确理论对消除错误结构做出肯定性的伦理评价。
在前期,价值与实践影响并产生了其后的事实与理论,在后期,纠正错误事实与理论,逻辑上(时序上)推动与生成了之后的价值和实践判断。[4]在该模型中,巴斯卡将历史时间性、事实、价值、理论、实践、信念统筹纳入一定的时空情境下分析,显然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历时的、动态的、螺旋上升的、因果转换的进程,凸显了巴斯卡批判实在论哲学中解放的动力来源。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是评价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最后依据,实践需要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实践活动证明了两者的不可分割性。
具体到实际的科研工作中,就研究问题的选择而言,社会科学家必然会被自身的价值观所影响;就研究结论而言,社会价值观将会影响研究者对客体的感知、描述和说明,从而影响研究结论;就研究规范而言,不同的概念体系、图式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主张,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规范只具有相对性。[2]66巴斯卡坚信,一个良好的科学理论必然要融入价值判断,反思、批判不合理的观念、意识,用批判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2]63由此,社会科学一定是非中立的,它们蕴含着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它们在解释社会实在时,自身已经内含价值判断,而且在指导实践上也会持续不断地浸染价值;事实与价值在逻辑上互为因果推动。[2]409
三、具象:解释性批判理论
于是,巴斯卡倡导一种解释性批判的理论,以便说明事实陈述能够推出价值陈述。巴斯卡说道,“我的论证……,依赖在一个能够解释虚假意识的理论上,尤其依靠一个允许信念系统被特征化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上”[2]59。也就是说,巴斯卡着重于宣称一种“正确的理论”,它能够使得价值语句与事实语句之间具有某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从而可以从事实陈述推论出价值陈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社会行动者本身的信念系统或意识;理解、甄别与批判社会中广泛接受的过时的、错误的信念系统或意识,正是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例如,导致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劳动者贫穷的原因,有可能是劳动者懒惰、产业革命、政府政策或世界市场结构。而社会中广泛接受的信念系统为——贫穷乃是懒惰所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是一种劳动报酬,这种观念易使人们误认为勤劳劳动和工资报酬成正比。上述虚假的劳资结构发挥了自我防卫的功能,消除了劳工被剥削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维护了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基本结构。
而巴斯卡所要做的,恰恰就是要批判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虚假意识、观念,阐述正确的理论,将人们从虚假、扭曲的意识中解放出来,即“贫穷未必是懒惰所致”。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正确理论,承担着批判社会行为者的虚假意识、观念,以及重塑新的观念的任务,巴斯卡将这一过程称为“解释性批判”。上述过程可以简述为:社会上存在着广泛流行的错误的观念、意识形态——运用正确理论进行批判——虚假意识的觉醒——个体摆脱虚假意识的行动——集体行动的实践,此乃连贯不可分割的整体,该过程更像是西方版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说,运用正确理论解释与批判社会中的虚假意识,从而唤醒群众的真正意识,进而促使群众诉诸行动以转化社会结构,使之迈向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艾伦·豪(Alan How)指出,巴斯卡的解释性批判中的“批判”一词,乃是说力图将事实拉向价值、内在及应该变成什么。[5]事实上,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具有批判作用,以及构造和解构的功能。哲学史上类似的例子有胡塞尔现象的构造,正是起因于对当时认识论的不满意,在理性反思和自由选择之下,认识论才不断地发展,日常成见被不断地反思和澄清。
巴斯卡曾把自己的这一整套理论,简化为下列推论式:[2]69
T>P·T exp I (P)→—V【O→I (P)】
其中,T……理论 >……优于
·……且 exp……解释
I(P)……虚假意识的信念系统
→……推论出
—……负面的
V……价值陈述
O……对象
首先,我们以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贫穷为例来阐述整套推论式。[T]指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乃是从产业革命、政府政策、以及世界市场等社会结构因素,解释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贫穷状况。[P]指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般的思想集合,比如一般的社会行为者都相信“懒惰是导致贫穷的原因”。由于[P]是虚假的,且形成了一定的信念系统与意识形态,可以用I(P)来表示。由于[T]是正确的,[P]是虚假的,因此可以用[T>P]来表示,意指[T优于P]。由于[T]的解释,追溯至社会结构而足以解释[I(P)],因此可以用[T exp I(P)]来表示,意指[T包囊与解释了I(P)]。[O]指代客体对象,可以是一种社会结构、机制、社会关系等,如那些使得“懒惰成为贫穷之因”成为风行一时的一些社会结构,因此[O→I(P)]是指,从这些社会结构可以推论出“懒惰乃是贫穷之因”的意识形态。那么,对于推论出来的现实结果,我们应该给予负面的价值陈述,即-V【O→I(P)】。所以,在说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贫困原因上,由于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理论,不但优于当时风行的“懒惰乃是贫穷之因”的信念系统,而且可以解释这个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信念系统,因此可以推论出,我们应该对于那些导致此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给予负面的价值陈述。在巴斯卡看来,T>P·T exp I(P)纯属事实陈述,而-V【O→I(P)】则属于价值陈述。这样,上述公式直接从事实陈述推论出了价值陈述。
其次,当社会科学家提出正确的理论时,无异于在批判当时风行的虚假意识或意识形态。同时,也追究出了那些产生这一虚假意识的社会结构,因为虚假意识与错误的社会结构之间必定维持着特定的功能关系。
最后,正确理论能够提示出正确的社会结构,应该用正确的社会结构取代错误的社会结构;或者,错误的社会结构应转化为正确的社会结构,从而引导人们觉醒、批判、转换,最终走向解放与自由。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针对社会上的虚假意识,做出负面评价;针对那些能够合理排除虚假意识的行动,应给予正面的评价……这种批判使得我们能从事实直接接通到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使得我们能从解释理论直接通到实践命令。[2]63解释性批判理论还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理论T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不仅能对错误的思想体系做出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思想体系,人们为什么会接受它),还能够产生一种更高级的、更具优越性的解释。第二,解释性批判的目的是解放,而该事实既受解释性理论的因果预示,亦受到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指引,但是只有在实践上才能奏效。
这样,巴斯卡就勾连起了事实、价值、理论与实践,消解了事实与价值僵化的二分,将事实拉向了应该是什么。双线螺旋模型的哲学意蕴体现为,社会实在的解释不仅是包含价值的,而且是不断价值化的;理论不仅是包含实践的,而且是不断实践化的;尤其是它们在因果上刺激、在逻辑上引起了评价性和实践性判断。[3]409巴斯卡谈到,理论不仅具有解释日常成见、错误意识的能力,其也能够为正确意识形态的信念体系提供基础与标准。通过对错误思想与观念的分析,指出有关它的描述必然是保守的、过时的、临时性的、可替代的,之后,再对社会做出更好的解释。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事实的批判,不仅仅批判错误信念本身,批判由该信念引起的活动或实践,也批判使它成为必要的一切,最终实现在社会科学中放弃一切虚幻信念的目标。[2]68综上,巴斯卡认为,社会科学的事实陈述具有价值论的意义,事实陈述推出价值陈述是可行的。
四、结 论
在有关事实-价值的讨论中,常常会陷入客观说和主观说相互对立焦灼的状态,巴斯卡试图跳脱这一僵局,以期重新在事实-价值等诸多关系上建立联系。巴斯卡指出,事实-价值、理论-实践、是-应该之间没有明晰的边界,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性的有机联系。国外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了支持与肯定,他们认为,“是”与“应该”的简单方程,必须被避免,解释性批判揭示出社会科学并非中立的,在逻辑上囊括了事实、价值、理论与实践,使得传统上的“休谟二分”土崩瓦解。本·法因(Ben Fine)指出,巴斯卡阐述了历史意义下的社会机制与变迁,是一种较为妥当的方法论研究。[6]阿彻则认为,解释性批判视阈下的事实与价值结合,恰好体现了人类能动性的实践力量。[3]197雷蒙德·普兰特(Roymond Plant)指出,巴斯卡的某些论点及推论,是极具鲜活力的。[7]巴斯卡本人也谈到,由批判到去除蒙蔽到个体解放再到集体解放的观点,和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3]389该双线模型彰显出事实-价值、实践-理论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正是这些非对称性,才赋予螺旋潜在的理性上升特性,而不仅仅是自我确认-自我毁坏-自我消失的循环。[2]242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批判实在论者追随巴斯卡的思想,试图重新在诸事实与诸价值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可以抵制高估价值中立和“客观性”的态势。2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有保留态度,如,达里尔·格拉斯特(Daryl Glaster)质疑事实陈述到价值陈述的推论效力。[8]默文·哈特维格(Mervyn Hartwing)认为,巴斯卡所做的由事实陈述推演到价值陈述的阐释,不仅拒斥了休谟法则,并且能够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原理。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价值判断和实践行为得以维继的支撑是什么。[9]学者来西指出,尽管巴斯卡反对“休谟法则”,但他的论述并非是以拒绝“休谟法则”为基础的。[10]博伊兰认为,巴斯卡混淆了科学描述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区别。[11]科利尔评价道,巴斯卡提出的“解释性批判”可能具有伦理上和道德上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事实到价值的推演,那么,事实-价值二分的主张就不攻自破,并且有效阻止了其他形式的二元论。同时能够将该观点扩展到道德领域,发现潜在于道德思想和道德变化之下的事实判断。然而,尽管巴斯卡的论证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其实它是完全依赖在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虚假意识的能力上。该论证更像是说明式论证(道德推理)而非演绎论证,其推论效力,随着命题内容而变动,显然并非逻辑上固定的推论式。[12]
我们认为,“休谟问题”具有多重面向,视角不同,结论不同,只有将其与社会研究对象结合起来,它才具有价值与合理性。而巴斯卡关于事实-价值的论述,能够有效地结合实际,以弥合的路径达成其诉求,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首先,它融入了历史时间性的概念,这是实证主义传统所未曾有的。实证主义的二元观将事实-价值割裂开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轴去分析它们。价值观总是预先存在的,从而成为新的事实、新的行动中起限定作用的因素。任何社会、个体、系统都带有过去的痕迹,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思维框架和习惯的指导,因此,人们很难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思曾经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注重历史时间性,使得我们在动态发展的进程中了解了事实、价值、理论和实践的勾稽关系。
其次,事实-价值、理论-实践的结合,勾连与超越了哲学史上诸多二元性的关系(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为者、自然与人文、个体与整体等)。应该说,许多二元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非此即彼,他们是相互依存与包容的。双线螺旋模型将事实-价值动态地结合起来,呈现出事实与价值间的非对称的、变迁的、因果性的关系。在这方面,巴斯卡和普特南是同道,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辩证思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不是彼此二分。
最后,解释性批判理论的批判精神,以及事实-价值、理论-实践不对称的关系,赋予了模型一种潜在的螺旋上升的态势,它更是巴斯卡解放与自由的哲学精神的内涵。它构成了人类科学解放的潜力,保证了在引入价值关切的同时奠定足够的因果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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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注释
1巴斯卡谈到,解放与自由是指,行为者在一种错误与蒙蔽性的因果决定环节中,通过解释性批判,去除内心的蒙蔽,转换与自我解放到一种愿意、自由、舒服的环节中。参见Bhaskar,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M].London:verso,1986:171.
2参见Archer,M.Human Trafficking:Issues Beyond Criminalization[M].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2015;Sayer,A.Why Things Matter to People:Social Science,Values and Ethical Lif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