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博物学的两大传统及其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博物学，从历史区域来看，主要可划分为两大传统， 一是以汉地文化为背景的博物学，亦称中土博物学； 二是以藏地文化为背景的博物学，亦称“藏地博物学”。中土博物学，这里是指在汉地的博物观念及其实践（即长期积存于众多类别着作中的不同数量的博物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张华《博物志》所开创的博物学范式和着作体例为主要标志，而建立、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问。 它不是西方历史传统语境下的博物学，而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语境下的博物学，亦称“博物之学”或“博物”。 它以天地万物为对象，具有“天人合一”人文理念特色的知识分类模式，呈现出“一条主线、多条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和路径。 依照不同阶段的重要的博物学着作为标志，其简要发展线索为：一主线：萌芽阶段 （《周易》、《山海经》、《吕氏春秋》）→依附阶段 （《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尔雅》）→独立阶段（《博物志》）→兴盛阶段（《物类相感志》、《梦溪笔谈》、《格物粗谈》）→高峰阶段 （《物理小识》、《格致镜原》）；多副线，主要有：辞书（“雅”类）、类书、笔记小说、地理、医药本草、农书等类的博物学知识和着作的保存和积累。
藏地博物学是以“大小五明之学”（即藏传佛教博物学）为主、苯教博物学为从的博物学。 佛教传入藏地前，藏地博物学是以本土文化（苯教文化）为背景的博物学，即苯教博物学；“五明之学”随佛教传入藏地后，逐渐与苯教文化、汉族文化等交融，形成具有藏地特色的“大小五明之学”，并取代苯教博物学而占统治地位，苯教博物学则居从属地位。 藏传佛教博物学，以佛教五明之学（即佛教博物学）为知识分类模式，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文化特色；苯教博物学，随着苯教逐渐佛教化，亦具有了“五明之学”的色彩。 所以，藏地博物学表现为一主一副的简要发展线索。 主线：萌芽阶段（佛教博物学）→依附阶段 （印度佛教五明之学着作的翻译和吸收）→独立阶段（“大小五明之学”：萨迦班智达及其博物学着作）→完善阶段（布顿大师、宗喀巴大师及其博物学着作和藏文《大藏经》中的博物学着作）→兴盛阶段（《贤者喜宴》等）→高峰阶段（《知识总汇》、《工巧、医方、历算总称释义》等）；副线：苯教博物学的萌芽、独立和佛教化发展。对于这两个传统，如果从佛教视角来审视上述的两个发展线索，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博物学的这两个部分的发展，都与佛教（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关系密切，都受到佛教特别是其博物学不同程度、不同历史阶段的持续影响；相比较而言，对藏地博物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简言之，这种影响的渊源是佛教博物学，它推动了佛教在古代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博物学发展。
二、佛教博物学的内涵、目的、功能和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博物学──佛教“五明之学”。 其源于印度古代博物学传统──婆罗门教的“五明之学”，后来佛教和其他宗教派别通过吸纳和改造，发展出各自的“五明之学”。 到大乘佛教阶段，佛教“五明”之学被龙树菩萨发扬光大，其内涵已经实质性地扩大到指一切世间之学，佛教博物学才真正确立，并形成以“善巧方便”和“菩提资粮”为两大功能的弘法利生传统。“善巧方便”是为了弘法，“菩提资粮”是为了利生。这两大功能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最终使得佛教在其博物学的辅助下得以广泛传播、迅速巩固和持续发展，同时佛教博物学也得到相应的推动和发展。
所谓“五明”（Pancavidya），也叫“五明处”，“明”即学问、学科。 五明，即五门学问的总称，是对古代印度社会所有知识体系的总体概括。 具体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 声明，即文字、音韵及语法之学，相当于现代的语言学。 工巧明，范围极广，指通达有关技术、工艺、音乐、美术、书术、占相、咒术等艺能的学问。 正如《大明三藏法数》的总结：“谓世间文词、赞咏，乃至营造、城邑、农田、商贾，种种音乐、卜算、天文、地理，一切工业巧妙皆悉明了通达，故曰工巧明”可以看出，工巧明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博，既有社会人文方面的，又有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物质生产、生活方面的实用科学技术知识，人们用之来解决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 医方明，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因明，印度逻辑学，后来大乘佛教还将其分为外因明和内因明，以显示与外道相区别。 以上这“四明”，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各宗教学派皆相同，但是第五“内明”却各有差异。 内明指各学派自己的教义，内容不相同：婆罗门教以“四吠陀”
为内明，佛教以三藏十二部经典教义为内明。前者及其他派别的 “内明”， 被佛教称为外道或外学。那么为什么要习五明？ 因为习五明实质上是一种“博学”教育理念。 最初是婆罗门教对其信徒进行早期教育的一种传统，后来为佛教以及其他教派所沿袭，逐渐成为印度当时社会的一种教育共识。这种“博学教育”，以博学为方法、五明为内容，培养出的人才称“班智达”，即精通五明之士；同时，五明之学也因此得到推动和发展，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占据印度古代博物学的主流，而佛教五明之学或佛教博物学是其重要分支。
五明教育的主观目的各有不同：婆罗门教是为维护、巩固婆罗门阶层圣神全能的地位，佛教是为了弘法利生。 具体地说，要使信众皈依“内明”，首先必须调伏、信服、摄受、饶益信众，而五明之中，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这“四明”，与世俗众生息息相关，世间价值极大，以其为“善巧方便”来诱导信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其次，利生包括自利和利他（其他众生）。 自利就是信徒个人要修成正果（成佛、菩萨等果位）。 而要证成具有“一切种智”（一切智）的佛或菩萨，就要“一切遍学（包括五明等一切世间学）”，以趋“向一切智”。 龙树菩萨《菩提资粮论》开篇首句云：“佛者，于一切所应知中得觉，此为佛义。”
简言之，要自利就要用五明之学作为“资粮”培养“一切种智”，这也正是大乘佛教所讲的“菩萨自性慧”。 利他就是用种种世间法饶益利乐众生，最终普度众生。 而种种世间法正是以五明为主体的一切世间学问，信徒如果不学习、积累和掌握这种种世间法及其智慧， 怎么能够利乐众生？合而观之，学习五明之所以能以弘法利生，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博物“善巧”和博物“资粮”（资本）功能，而产生这两大功能的佛教博物学又是 “博学教育”实践推动的结果。
其实， 对五明所具有的以上功能或价值的认识，佛教也是逐步形成的。 原始佛教阶段，相关论述稀少而笼统。 佛陀及其弟子们已经注重利用五明的“善巧 ”功能来调伏异宗外道，只不过 ，他们多用“外道”或“外学”来笼统地代表五明之学。 信徒个人修证，“多闻”是佛祖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大乘佛教阶段，关于五明功能或价值的认识已经清晰而系统起来，从龙树到无着，五明之学在佛教中被提高到一个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继续发挥强大的博物“善巧”，而且还明确地被看作是“菩提资粮”，准确地讲是“智慧资粮”中的“世间智慧”资粮，并以此来广泛而有效地利乐众生。 五明之学真正成为包纳一切世间学问的佛教博物学、弘法利生的“菩萨学”，所以“菩萨学处，当在五明学处”。
首先，龙树继承和总结了大乘佛教初期关于通过五明利生以弘法的思想主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六云：“佛子！ 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一切世间之事，但于众生不为损恼，为利益故，咸悉开示，渐令安住无上佛法。 ”龙树继承了此主张，并在《菩提资粮论》中进行了总结：“问： 得力菩萨于众生中， 云何应修行？
答：诸论及工巧，明术种种业；利益世间故，出生建立之。”这表明：只要是利乐世间的一切明处，龙树认为都是“菩提资粮”，并主张建立和发展它们。随后无着菩萨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 《大乘庄严经论》云：“偈曰：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智；解伏信治摄，为五五别求。 释曰：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智者，明处有五：一内明，二因明，三声明，四医明，五巧明。 菩萨学此五明，总意为求一切种智；若不勤习五明，不得一切种智故。 问：别意云何？ 答：解、伏、信、治、摄为五，五别求，如其次第学：内明为求自解学，因明为伏外执学，声明为令他信学，医明为所治方学，巧明为摄一切众生。”总求和别求，就是总目的和分类目的。 大乘佛教对五明之学目的的阐发，此论中最为简赅。 《瑜伽师地论》 亦有相近表述：“菩萨求此一切五明， 为令无上正等菩提大智资粮速得圆满”为总求，关于别求的表述则较《大乘庄严经论》更为详尽。
总之，佛教博物学或佛教五明之学，一方面扩大了佛教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佛教与世俗社会生产生活的不断地紧密结合，最终巩固了佛教在世俗社会的重要地位，使其能较好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反过来也推动佛教博物学不断成长发展，使博物学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博物僧徒和博物着作不断涌现，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弘法利生的实际需求。
可以说佛教与其博物学是密切关联、 相互影响的。可惜的是：随着大乘佛教在印度的衰微，对佛教博物学的倚重也逐渐减弱，佛教在印度世俗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也随之逐渐丧失殆尽；欣喜的是：佛教博物学这一传统及其精神却在中土和藏地获得重生，并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汉传和藏传），进而也给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三、佛教博物学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首先，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一样，佛教博物学也为佛教在藏地的生根和发展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力。 佛教传入藏地前，苯教一直是是藏地本土唯一的宗教，也是政教合一的吐蕃王朝的“国教”。 前弘时期，虽然从藏王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一直大力推崇和推广佛教， 这包括派人不辞辛苦地延请印度、尼泊尔的高僧前来传法、引进汉地佛教。 结果佛教不但没有迅猛发展，反而受到苯教强大势力的不断压制和打击。 两次禁佛运动（一次是在赤松德赞幼年，一次是在达玛乌东赞执政时期）便是明证。 还有， 从印度迎请大乘高僧寂护大师初次来传法，也是不断受挫而终。 直到赤松德赞成年后重掌大权，面对根深蒂固的苯教势力，没有急于打压，而是以方便善巧之法，通过佛苯两教公开辩论，结果苯教辩论失利，从此佛教在王权阶层中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 另一方面，赤松德赞又采纳寂护的建议，从印度请来会施展神通的密宗大师莲花生， 降魔斗法，使藏民们心悦诚服地改宗信佛。 那么，为什么寂护传法，屡遭挫折，请来莲花生以神通调伏苯教后，佛教传播一下子顺畅起来呢？ 讲究神通和咒术，属于“五明之学”中工巧明的内容，这也是密教着重发展的内容，加之苯教亦推崇怪力乱神，所以精通五明的莲花生大师结合藏地推崇巫术的实情，借用“五明之学”之方便善巧，轻松地调伏了藏地的外道信众。
藏传佛教从此在藏地落地生根和开始发展。 但是佛教和苯教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一直在延续。 第二次禁佛运动使蓬勃发展的佛教遭受称重打击，以至于沉寂百年之后，才得以真正复兴。 后弘时期，佛教能顺利复兴并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除了统治者大力扶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教义和修持方式比苯教更具有优越性，即以弘法利生为宗旨的大乘“菩萨学”主张和显密相贯的修持方式。 但是佛教在复兴初期，“大小相违、显密相违”，传法极为混乱，优越性无法体现出来。 正是阿底峡尊者的巨大贡献，才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使藏传佛教拨乱反正，并得以正确顺畅发展。 他利用佛教博物学的方便善巧和菩提资粮功能，使教理统一、修持规范，优越性得到充分显扬。
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主张“修道次第”，即依“三士道”次第修道：在修习下、中士道的基础上修习上士道（即菩萨道），发菩提愿心，显密并重，由显入密，直至修成大乘佛。 这一思想为信众们循序渐进地积累“菩提资粮”提供了更明晰的路径，也为密教地位被提升到显教之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密教之咒术、神通等内容，其实最早来源于婆罗门教，后来成为五明之学中工巧明的一部分内容。 这些内容不但是菩提资粮， 而且被当作调伏外道的方便善巧。
所以， 深受密教熏染的尊者尤其强调 “要勤修神通”、“须修事行等续部诸密咒”为“若欲速圆满”的大菩提资粮，更是方便善巧：“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诸离神通者，百生不能集”。 这显然是对龙树等先贤所提倡的大乘佛教“五明之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以至于后来兴起众多教派都受到他的深远影响。
其中，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广论》里对阿底峡尊者的思想主张进行了深入而广泛地发挥，使藏传佛教的教义更加清晰系统、修持更加严格完善。 特别是对佛教博物学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功用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首先，五明之学是菩萨慧之自性：“慧谓于所观事能抉择法，此处是说通达五明处等慧。 如《菩萨地》云：‘谓能悟入一切所知，及已悟有一切所知，抉择诸法，普缘一切五明处转。 一内明、二因明、三医方明、四声明、五工巧明，当知即是菩萨慧之自性’”。
其次，五明之学是世俗慧，通达五明处等慧，其目的正“如《庄严经论》云：若不勤学五明处，圣亦难证一切智，故为调伏及摄他，并自悟故而勤学。 ”合起来看，佛教博物学是菩萨智慧得以生发的方便善巧，成就无上菩提的重要资粮。 宗喀巴大师强调佛教博物学，其实还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功用，使藏传佛教与藏地世俗结合更紧密，以便持续而稳固地保持藏传佛教在政教合一政权下的世俗地位。 格鲁派后来居上、迅速取代其它各教派的地位，并成为藏传佛教后期的唯一主角，究其原因，宗喀巴大师重视佛教博物学为佛教发展服务的这一主张，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实际推动因素。 总之，从寂护、莲花生到阿底峡，再到宗喀巴大师， 藏传佛教落地和持续稳固发展，都受到佛教博物学持续不断的影响。
四、佛教博物学对藏地博物学的影响
其次，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佛教博物学在藏地的新发展，即“大小五明之学”或藏传佛教博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和苯教博物学的进一步发展。 佛教博物学成为推动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的“菩提资粮”；同时，藏传佛教在与苯教不断斗争和融合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五明之学的“方便善巧”，吸收和融汇苯教博物学等本土文化而逐渐形成具有藏地文化特色的“大小五明之学”，即藏传佛教博物学；反过来，苯教亦借鉴吸收佛教五明之学，使其博物学呈现佛教化的发展新貌。 因此，原先以苯教博物学为唯一内容的藏地博物学，因为“大小五明之学”的出现而内涵更加丰富。
藏传佛教博物学萌芽于赤松德赞亲政时期。 因为在这个时期，着名的寺院———桑耶寺的建成标志佛教真正开始扎根藏地。 寺院教育制度也随之建立，这为佛教博物学———五明之学的传入、教育和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一步看，寺院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传统，一直为藏传佛教博物学的教育提供专门的训练和保障。 这也是其他地方没法比拟的。 要兴盛佛教，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翻译佛教经典。 所以佛教经典被大量而持续地翻译成藏文，同时与之相关的佛教五明之学着作也被翻译过来。 在前弘时期，佛教及其博物学从印度被系统而全面地引入，藏地基本上是处于翻译、学习和消化、吸收阶段。 所以，佛教博物学是藏传佛教博物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萌芽阶段。 博物学知识和着作几乎都是印度博物学的。 到了后弘时期，佛教宗派林立，翻译、学习和消化、吸收仍在持续，同时藏传佛教及其博物学逐渐孕育并形成，藏传佛教博物学的发展步入第二阶段，即独立阶段即“大小五明之学”阶段。
其具有藏地文化特色的博物学知识和着作逐渐出现，并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 同时，藏传佛教博物学便取代苯教博物学成为藏地博物学的主流，苯教博物学则变为从属。 进一步看，随着这两者的不断交融，以苯教文化为原始的西藏本土博物学与外来的佛教博物学之间的界限在藏地愈来愈模糊了。
因此，藏地博物学以“大小五明之学”为主。 其中“大五明”是指：声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内明。 大五明是对佛教博物学传统的继承，与前述五明含义相同。 “小五明”则是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 其实“小五明”所包含的科目和内容，早已存在于“大五明”之中。 前小四明脱胎于声明，历算学是工巧明的分支。 在藏传佛教后弘时期，为适应藏地的实际需求，逐渐从“大五明”中分化出来，独立单列而形成“小五明”。 “大小五明”合起来亦称“十明”，它涵盖了藏地一切分类的知识。
精通大小五明学的佛教学者被专称为“班智达”，亦即博物之士。“大小五明之学”的兴起和繁荣，具体表现为大批的“班智达”和其大量的大小五明着作的出现，另外还有关于大小五明之学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着作。据统计：在公元 11 世纪至 18 世纪间是“大小五明之学”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精通五明学科的着名佛教学者有 33 位，他们“着述很多，大都每人 5 部以上，有些人多达 30 多部。 他们所撰写的论着大部分为藏族大小五明学科的名着。 ”
萨迦·贡嘎坚赞，是这些五明学者的杰出代表，被誉为“西藏第一位班智达”，所以其名又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 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亦是杰出代表。 还有仁青桑布、西饶扎巴、释迦森格、塔布拉杰等。 对于这些巨量的博物学着作，一直都有持续不断的整理、保存，最丰富和最典型的莫过于《藏文大藏经》中《丹珠尔》所收录和保存的藏地大小五明之学着作。 同时，对于大小五明之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零星或系统的认识和总结也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 零散或片段的着述有：《智者入门》、《布顿佛教史》、《菩提道次第广论》；系统论述的有：《贤者喜宴·五明之学源流史》、《佛历年鉴及五明论略述》、《五明概论》、《如意宝树史》、《工巧、医方、历算总称释义》、《知识总汇·论十明学》。
最后要指出的是：佛教博物学在藏地不仅形成了大小五明之学，而且还影响了苯教博物学或苯教五明之学的成熟和发展。 这是苯教为了对抗佛教的优越性，而对佛教进行不断借鉴和吸收的结果。 因此，苯教“五明”的具体分类是：工巧明、声明、医方明、外明、内明。 这五明分别集中于各自的三部十万颂中。 工巧明包括铸造、锻造等工艺和雕刻、绘画、书法等技艺， 其三部十万颂为：《世间万物论十万颂》、《时间源流十万颂》和《五大成住坏空十万颂》。
声明包括语言、修辞、辞藻、戏剧、文字学、语法学等理论；声明又分为声明和因明两类，其中语言学包括象雄语言学和藏族语言学。 其三部十万颂为：《万物混合语十万颂》、《辩论法十万颂》和《正确神论十万颂》。 医方明，即藏医学，其三部十万颂为：《医学根本十万颂》、《细解病类十万颂》、《察疗窍诀十万颂》，加之《配药治疗法十万颂》，又总称其为《医学四部十万颂》。 外明，即天文历算学，又分为星命算和天文学。 其三部十万颂是：《万物抉择法十万颂》、《仁钦根布十万颂》、《历算吉祥十万颂》。 内明，即佛学，又细分为三部宗派，即以断道为代表的显宗、以改道为代表的密宗法、 以解脱法为主体的大圆满法。 其三部十万颂是：《三部龙经十万颂》。与藏传佛教博物学相似，苯教“五明之学”也有大批的“班智达”和大量丰富的五明学着作，这些着作主要被收录和保存于《苯教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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