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进程对于小说发展的作用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融合，成功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转变，进而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赵朴初先生说：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更深所能比拟。"佛教中国化进程对小说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深刻，本文就佛教中国化对小说的地位、写作题材、情节内容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佛教中国化促进了小说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小说地位提高的过程中，佛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认为，语言不能准确传达事物的本质。《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也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可名。"都充分表现出对语言功用极大的不信任。中国传统思想直接决定了"小说"文体从开始出现社会地位就不高。

　　《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人达亦远矣。"《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这些对小说贬低的评论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小说的地位，制约小说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及中国化，小说虽仍难登大雅之堂，但其地位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提高，促进了小说的发展。

　　与中国传统语言观不同，佛教具有通达的语言文字观，主张利用世俗化的手段，尽可能多地向社会大众宣传教义、招收信徒。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小说这种通俗文学自然成为佛教宣传的重要手段。佛教宣扬撰写小说可以传佛法，积功德，消业报，功用极其神圣。此外，撰写小说也是文人创作闲瑕之余搜罗奇闻轶事、展示才情学识的一种途径，因此，许多文人都积极参与小说创作，宣佛小说成为佛教徒进行反佛斗争的有利工具。魏晋至隋唐时期，宣佛小说大批量产生，如晋干宝的《搜神记》、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齐王琰的《冥祥记》、唐李冗的《独异记》、唐郎余令的《冥报拾遗》等，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

　　二、佛教中国化促进了小说创作的世俗化

　　汤用彤先生曾指出："自魏晋中华教化与佛学结合以来，重要之事约有二端。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表现。"[4]其中"文字之表现"即为佛教徒大量翻译佛经、创作小说，充分利用小说通俗性的先天优势，在民间大力宣传佛教学说，招收信徒。伴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佛教世俗化的宣传策略使小说的创作从人物主体到写作题材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世俗生活交融的趋势。

　　（一）小说创作人物的世俗化

　　佛教刚刚传入初期，佛教徒创作的小说多以宣传僧侣教徒灵验之事为主。随着隋唐时代佛教在社会各阶层普及，小说创作的主角逐渐替之以各类世俗人物，如《旌异记》"孙敬德"条。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防于北陲，造观音金像，年满将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横引，禁于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断死刑。明旦行决，其夜，礼拜忏悔，泪下如雨。启曰："今身被枉，当是过去枉他，愿偿债毕，誓不重作。"又发大愿云云。……敕写此经传之，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敬德放还，设斋报愿，出在防像，乃见项上有三刀痕，乡郭同睹，叹其通感。[5]

　　此外，如《宣室志》"李征"条、《广异记》"荆州人"条等，小说的主角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以百姓人生逐步代替佛理宣扬，是小说世俗化的表现。

　　（二）小说写作题材的世俗化

　　至隋唐五代，宣佛小说的创作主题由六朝时期以描述恐怖慑人的地狱报应为主，大量出现写作人畜互变、轮回报应的题材，如唐张读《宣室志》"贪官变牛"条。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酧直。其寺僧亦以太守终不敢言。未几而崔君卒于郡。……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复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亦竟归其寺焉。[6]

　　在此类小说中，宣佛小说以当世之人的亲身经历来宣扬报应轮回的真实存在，引导人们信仰佛法以消灾避祸，迎合了社会大众趋利避害的心态。这种世俗化的写作题材更利于佛教吸引在家修行者，扩大自己的队伍。表面上看，宣佛小说创作的世俗化趋势意味着宗教色彩的淡化，但实际上小说的世俗化是与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同步。在佛教世俗化、平民化的传播策略下，作为宣传工具的小说，其主角由佛教徒、僧侣变为一般百姓，写作题材与人死后世界相关。相较于道教刻意追求神秘化、走上层路线的策略来说，佛教这种世俗化路线更有利于在下层民众间扩大影响，吸收信徒，这也使佛教这种外来宗教顺利实现中国化，并最终战胜本土宗教道教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的原因之一。

　　三、佛教中国化为小说增加了政治教化功能

　　佛教的中国化过程能顺利实现，除了其平民化、世俗化的宣传路线得力以外，也与其上层路线密切相关。汉末至六朝时期，社会动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不能遍及各阶层，无法帮助统治者控制下层社会意识，因此，统治阶层亟需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于是佛教趁势传入，迎合统治阶层治世的需要，宣传因果报应之说招徕信徒，构建地狱的恐怖威慑世人，教导人们安于现状。

　　佛教徒们充分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以艺术的手法描述了地狱的狰狞、报应的灵验、轮回的痛苦。齐王琰的《冥祥记》"赵泰"条的记载便是很有特点的一段。……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燃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份善良。"……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里，名为"受变形城".……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尝人。淫逸者作鹄骛蛇身。恶舌者作鸱鸮鸺鹠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中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痛苦。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7]

　　佛教在这样的小说中用夸张的语言精心构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地狱体系，用以恐吓世俗人们、教化百姓安于现世，不可作乱。此外，佛教又在这一体系中构建了轮回模块，让百姓在残酷的现实中看到希望，用今生的坚忍换来世的安乐，同时，划分出所谓地狱审判，给处于苦难之中的百姓提供一个可以发泄对现实不平与愤恨的途径。[8]

　　由此，借助因果报应体系及轮回理论，佛教与统治阶层完成了相互选择，社会上层的支持有力地保证了佛教中国化的顺利推进。而宣佛小说中明显为政治服务的社会教化功能，正是佛教中国化与统治阶层相互合作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使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情节结构日益出现功能化的趋势，写作路线与题材开始模式化，在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了小说组织情节的固定模式。[9]

　　综合来看，佛教中国化进程对于小说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深刻，佛教中国化与小说的发展影响、相互推动。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创作的世俗化路线及小说情节内容的模式化、功能化等特点的形成，均由佛教中国化进程影响所致。因此，梳理分析佛教中国化对小说发展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史知识编辑部。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
　　[2]庄子。庄子·外物[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
　　[3]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9.
　　[4]孙昌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J].文学遗产，1987,（4）。
　　[5][7]沈伟麟，卢润祥。历代志怪小说大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6.237,187-189.
　　[6]原（民国）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11.
　　[8]黄艳燕。浅论宣佛小说的世俗化趋势---以宣佛小说轮回主题为例[J].青年文学家，2012,（10）。
　　[9]王青。宗教传播与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J].世界宗教研究，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