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化的方向、机理及特征探究

　　摘    要：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层面的技术建构与运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技术创新尤其是社会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社会技术化是分析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维度, 对社会技术化方向、路径、过程、机理、特征、效应等问题的深入探究, 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引导和驾驭现代社会技术化进程, 积极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等带来的诸多挑战。

　　关键词：　技术; 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化; 机理;

　　技术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态, 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正如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 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点及面、从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 实现了从狭义技术观念到广义技术观念的拓展与升华。社会技术形态与社会技术化进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学术视野的, 韦伯的合理化 (科层制) 、泰勒的科学管理、芒福德的军团化 (巨机器) 、凡勃伦的专家治国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里茨尔的社会麦当劳化等学说, 都从不同语境、视角或层面触及社会技术化问题, 推进了对这一复杂的社会演进过程与机理的认识。本文拟从自然技术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与传导, 以及社会生活的技术建构与运作两个层面, 剖析和说明社会技术化的方向、路径、机理与特征, 以期推进对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技术的开放式建构

　　技术可理解为围绕目的的有效实现, 人们后天创造出来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确保目的实现以及不断提高实现目的流程或模式的效率, 将会派生出一系列次级的技术需求或目标, 进而转变为新一轮技术创造或引进的起点。[1]技术创造既可以是要素、结构、机制上的局部改进, 也可以是全新技术系统或流程的整体塑造;既可以是人工物上的技术发明, 也可以是工作流程上的技术革新等。技术成果以社会选择方式优胜劣汰, 以社会遗传方式世代传承和累积, 支持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

　　追求独特技术效果 (或功能) 及其效率的不断提高, 是技术进化的内生动力与基本方向。在人类欲望或需求膨胀的驱使下, 这一技术衍生与进化过程是无止境的:一方面会不断开辟出实现同一目的的更多新途径、新模式;另一方面也会不断改进原有技术形态, 拓展其技术功能, 提高其技术效率。这两个层面的进化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不断成长的技术族系。在技术实践中, 个别新技术成果的创造或引进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社会技术体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片段。同时, 不论是技术创造或改进, 还是技术扩散或引进, 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场景下展开的, 都会受到技术体系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 其中的因果链条、传导机制、演进过程复杂多样, 以下仅以汽车技术的引进为例予以粗略描述。

　　A先生率先从外地购入本地的第一辆汽车, 初步实现了方便出行的目标。但在随后的日子内, 他却遇到了一系列影响汽车快速行驶的制约因素, 需要逐个加以消除。首先, 驾驶汽车是一项专门技能, 需要接受专业技术培训, 并取得驾驶执照, 离不开驾驶学校。其次, 汽车消耗燃油, 需要定期加油, 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加油站。再次, 汽车需要定期维护和保养, 离不开汽车维修点、洗车点等。还有, 本地道路蜿蜒曲折, 且多为土质的狭窄马路, 坑洼不平;马车、行人并行, 交通秩序混乱等, 这些因素导致汽车只能低速行驶。因此, 为了发挥汽车潜在的技术功能, 提高运输效率, 就需要架桥、凿隧、筑路、开办驾驶学校、设立加油站、制订交通规则等一系列保障性技术设施, 进而推动社会的技术进步。这一系列技术单元的创建与改进将会提升汽车技术效率, 形成一个以汽车技术为中心, 关联辐射、链式衍生、开放扩张的汽车运输技术族系。该技术族系的结构既反映了相关技术单元对汽车技术的支撑作用, 也反映了汽车技术对相关技术单元创建的刺激与牵引作用。

　　在技术体系进化历程中, 某一单元性技术的改进, 既会对处于下游的技术系统构成支撑作用, 也会对处于上游的技术系统形成牵引。例如, 加油站技术系统的创建会拉动建材、建筑、消防、炼油、计量、油料输送等产业技术的发展, 离不开这些领域相关技术及其改进的支持, 也会生成一个以加油站技术为核心, 呈辐射、衍生、开放状态的加油站技术族系。如此, 不同技术族系之间的这种互动、派生、扩张式建构机理, 又会进一步形成一个立体开放、互动共生、新陈代谢的社会技术体系网络。其中, 任一技术单元的创建与运转都离不开相关技术系统、族系的支持, 同样也会辐射和带动其他技术单元或系统的建构、创造或改进。由于技术上的这种内在关联性、牵连性、衍生性, 新技术的创造或改进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技术建构过程, 反映在生产实践层面上就是产业链的延伸以及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往人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这一层面上, 未能就产业技术创造或引进所引发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体制变革的技术结构或属性等问题展开深入探究。

　　事实上, 技术活动与社会实践是一体两面、共生并存的表里关系, 结成了一张“无缝之网”。任何技术创造或引进都是在具体社会历史场景下展开的, 离不开相关社会组织、体制、规范的联动、建构与支撑。从这一点上说, 纯粹的自然技术形态是不存在的。在上述案例中, 要提高汽车运输技术效率, 除过驾驶员的培训外, 还需要建立道路勘察、设计、施工队伍, 制订道路交通法规, 设立维持交通秩序的交通警察系统、裁决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庭, 以及政府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等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流程, 涉及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层面的技术建构与运作。其实, 每一个相关技术单元或系统的建构与运转背后, 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社会组织的建构及其运转流程的塑造, 都要求这些社会组织及其个体按照所属技术系统本身的特点、属性与规则行事。例如, 作为保障汽车技术正常运转的技术子系统, 加油站的建设及其运转必然伴随着营业执照的申领、人员培训、油料采购与运输作业、加油操作规程、消防安全制度等相关社会管理规范与流程的确立。这些相关社会组织及其运转流程兼具技术属性与特点, 可视为社会技术形态, 它们的建构、运作及其演进都是社会技术化的具体表现。但受狭义技术观念的束缚, 长期以来人们“只见社会组织而不见社会技术”, 无视社会生活层面的技术性建构与运作, 迟迟不愿意接受社会技术观念。

　　二、社会技术建构及其演进

　　技术创造或引进既是技术进化的历史起点, 也是分析社会变迁的逻辑原点。人们对技术活动的自觉和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现象到本质、从自然技术到社会技术的演进过程。埃吕尔、芒福德、马尔库塞等学者把工具、机器、工艺等自然技术形态类比推演到社会生活领域, 初步揭示了社会建构与运行过程的技术属性和特征, 进而将狭义技术观念逐步拓展为广义技术观念。

　　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形态或社会技术化, 是判断广义技术观念确立与否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技术创造早已成为人类有效应对时代挑战、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社会活动效率的基本格式。社会技术就是围绕社会目的的有效实现, 人们建构起来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社会组织运转机制或工作流程, 可视为人类行为理性化、秩序化的产物。从社会实际出发, 发挥独特社会功能, 实现一定社会目标, 提高社会活动效率, 是社会技术建构与运行的基本原则。在这里, 从静态视角看, 银行、医院、消防队、警察局、气象站等组织机构, 可视为社会人工物技术形态;从动态视角看, 司法、评奖、就医、财务、高考、招聘等工作流程与规章制度, 可视为社会流程技术形态。

　　与自然技术系统的构成不同, 社会技术主要以个体或社会组织为建构单元, 按照一定的制度规范或组织规则建构和运行。它以人们认识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为基础, 通过制度规范、行政命令、信息沟通等方式协调运作, 具有形态柔性潜在、模式灵活多样、方案化博弈应对等特征。在社会实践中, 自然技术系统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组织, 或直接或间接地操控在他们的手中, 服从于他们的意志和目的实现过程。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个体或社会组织都拥有或掌控一定的自然技术资源, 因此社会技术是比自然技术更为高级的技术形态, 后者也可以视为前者的建构单元或基础。同样, 众多低层次社会技术系统也可以作为单元, 被纳入高一级的社会技术系统之中。不难理解, 社会体系与社会技术体系具有相似的结构或层次, 两者一体两面, 同步建构与运行, 因而常常被人们混为一谈, 迟迟不能自觉或分辨出社会技术形态。

　　长期以来, 尽管大众特别是精英人士缺少社会技术观念, 其社会技术活动也大多停留在不自觉状态, 但人们却自发地按照技术的效果原则、效率原则和灵活多样原则行事, 创建了众多具有独特职能的社会技术形态, 表现出高超的创造性智慧。在现实生活中, 通常人们并不刻意识别或描述社会运行中蕴涵的技术结构或流程, 而是采用技术的下位概念指代社会技术形态、结构或流程等。例如, 在金融领域, 人们虽然重视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制度、借贷流程等社会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与价值, 但却并不把它们视为金融技术形态;在军事领域, 人们往往把国防体系、军事体制、兵种协同、力量编成、后勤保障等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社会技术, 排斥在军事技术体系之外。

　　与自然技术相比, 人们对社会技术的意识或自觉要晚得多。19世纪中叶以前, 由于社会科学尚处于孕育之中, 人们对社会结构与运行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上, 社会技术体系的设计、建构也多是自发的, 主要依赖经验摸索、借鉴模仿或天才构想。19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社会科学诸多门类的分化和独立, 人们对社会结构与运行规律的认识跃升至理性层面。在广泛吸纳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人们开始从技术维度审视社会生活, 按照科学原理与技术规范自觉地设计、论证、建构和改进社会技术系统。例如, 二战以后,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关贸总协定) 等国际组织及其运转机制、流程、章程、条约的建立与改进, 就经历了酝酿 (谈判) 、设计、论证、模拟、创建与改革过程, 社会技术的创建路径与模式也随之逐步成型。

　　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迫切要求现代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革, 推动了社会技术创新驶入快车道。人们开始将社会生活及其演变置于科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审视, 按照技术原则自觉探寻实现社会目标的最佳组织机构及其最优运作流程。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组织创新、金融创新, 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顶层设计等重大社会实践, 无不体现出社会技术创新的自觉性、科学性与计划性, 以及主动适应和引导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

　　三、社会技术化方向与层次

　　社会是人们彼此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 人们之间必然发生经济往来, 从而建构起最基本的联系。在经济交往中人们之间会建立起生产关系, 进而发生政治交往和思想沟通, 建立起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关系和思想意识关系。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结成的生活共同体就是社会, 即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 由此可见, 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体系的三个基本层次。

　　在社会实践中, 随着技术活动模式基础地位的确立以及作用的提升, 技术创造与改进随之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层面渐次展开,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社会技术化过程与机制。一般地说, 局部的、单元性的技术创造与引进率先在某一社会领域或层面发生, 随后按照技术体系的结构与内在联系引发连锁反应, 推动相关社会领域、层次的技术建构与运作。新技术成果由点及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传导、牵引和衍生, 是社会技术体系建构、进化、更迭的主要机理。这一历史进程就是社会技术化。新技术的这一扩散与联动效应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因而常常被技术自主论者视为技术自我繁殖、自主进化的主要表现。

　　概言之, 技术创造成果主要沿着三个方向扩散:一是在同一领域或层次内部由点及面式扩散。由于技术上的相似性以及业务上的频繁往来, 新技术成果在功能、效率等方面的先进性容易在同一层次或行业内部形成辐射或示范效应, 直接替代同类落后技术形态, 带动相关技术单元的更新换代及其技术系统进化。同一层次或行业之间的竞争通常表现为对先进技术功效的自觉追逐, 这可视为新技术扩散与进化的社会动力。

　　二是向高层次或下游技术领域传递。在社会技术体系的层次结构中, 低层次的新技术成果会向高层次技术系统传导。在替换其中同类落后技术单元的同时, 也会自下而上地引发高层次技术系统的调整、改进乃至重建, 形成技术进化的上向因果链。例如,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改进就催生了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电子政府等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及其工作流程, 加快了社会的信息化进程。

　　三是向低层次或上游技术领域传导。在社会实践中, 技术创造也可以率先在社会体系的高层次上展开, 以规划、设计、引导和实现宏伟的社会目标。这一创造性成果会向社会技术体系的低层次或上游技术领域传导, 刺激和引领低层次或上游技术领域的技术创造与改进方向, 形成技术进化的下向因果链。例如, 围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目标,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 国际社会做出了持续努力, 并制订了相关路线图与核查机制等。这一高层级的国际行动传导到各国政府, 就引发了各自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社会组织及其制度等层面的技术变革;传导到产业领域, 就引发了产业技术的绿色化或生态化改造等技术转型。

　　对新技术成果的引进或吸纳既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也是分析社会技术化的逻辑起点。由于社会体系与社会技术体系的同构性、同步性, 社会技术化也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上。一般地说, 生产力层面上的技术化最为活跃和明显, 且多以自然技术形态出现, 因而学术界的争议与异见较少。由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 它们在技术上又相互依存、互动协同。其中任一要素技术上的创造、改进或引入, 都会牵动另外两个要素的技术变革或适应性调整, 从而不断扩大生产力技术体系的功效, 提高社会生产力。例如, 劳动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生产规划和调度等都是典型的生产力技术形态 (三要素的结合方式与运作机理) , 都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往学术界重视对劳动资料技术形态以及外在的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问题的讨论, 而轻视对生产力技术形态以及生产力层面技术化过程与机理问题的探讨。

　　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层面上的技术化多是悄然展开的, 潜在于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生产力反映了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则反映了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 按照技术原则与规范建构和维系生产关系, 就是生产关系的技术化。尽管技术不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但却是生产关系建构的样式或模版。在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生产关系格局中, 追求经济利益的高效、有序实现, 始终是生产关系体系各要素、环节技术化的基本方向。例如, 当今的生产关系技术体系中就广泛吸收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成果, 改变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传统形态及其运转流程。以往学术界往往只重视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问题的探讨, 却无视生产关系背后的技术建构及其运作问题。

　　上层建筑层面的技术化若明若暗, 深浅不一。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技术化主要表现在, 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机器) 按照技术原则与规范建构和运行的演进过程, 以便使上层建筑更符合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 更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不断吸纳低层次先进技术成果的同时, 推进自身组织、体制、机制创新或流程再造, 是政治上层建筑技术化的基本方向。同时, 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技术化主要体现在技术精神的贯彻与技术文化的扩张上。在思想文化领域, 技术价值观地位的抬升与工具理性的膨胀, 使人们更加相信技术理性的力量, 自觉地按照技术原则与规范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 设计和构建社会意识形态, 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需要等。在这里, 与政治上层建筑技术化的刚性可触、有序推进相比, 思想上层建筑层面的技术化则暗流涌动、潜移默化。

　　四、社会技术化的基本特征

　　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 技术从属和服务于人的意志、目的或价值诉求的实现, 常常以手段的面目出现。技术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促使人类梦想变为现实, 以及使人们需求或目的的实现更便捷、高效, 因而属于依附于目的的二阶 (或低级) 价值。在现实生活中, 不同的需求、目的或价值诉求, 必然会促使人们创造、引进或建构不同类型甚至对立的技术形态。[2]社会是一个多重矛盾的复合体, 人们需求、目的或意志上的差异与矛盾俯拾即是, 从而催生了社会技术化问题上的多重冲突或博弈。在社会技术化进程中, 由于技术类型、建构时机、社会体制、文化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差异, 利益博弈的“剧情”往往丰富且各具特色, 这里难以展开具体剖析或讨论, 只想就其中5个层面的特征予以说明。

　　1. 政治支配作用。

　　政治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各权力主体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 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处于社会体系的顶端, 主宰和支配着各层级社会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转, 也决定着社会技术化的方向与进程。技术的创造、建构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场景下展开的, 将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社会多方利益, 促使人们关注和参与技术形态的设计、选择与塑造, 最终形成谋求多方利益平衡的政治诉求。这也是芬伯格技术民主化理论的基本观点。[3]一般地说, 在社会技术体系中, 技术负载着价值, 价值引导和规约着技术的建构与运转;技术层次越高, 价值负荷的特征就越明显, 为政治操控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 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 ……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 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面貌。以技术为中介, 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 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4]

　　由于新技术创造与引进往往给社会各方带来的利益或损害程度不同, 由此展开的利益争夺势必演变为政治斗争形态。社会各界并非毫无差别地一贯支持和拥护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趋利避害是人们对待社会技术化的基本态度或策略。18世纪末英国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清末豪绅抵制修建铁路的骚动、当下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慌等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地说, 社会的统治阶级凭借手中的权力, 有选择地推进社会的技术化进程, 以便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被统治阶级由于缺乏对新技术及其潜在危害的全面了解, 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社会技术化洪流之中, 使自身利益受损。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英国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十余次核试验、互联网访问权限的设置或删帖等案例都反映了这一特征。

　　2. 生活节奏加快。

　　不断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提高实现社会目标的效率, 是社会技术化的两大任务。新型社会技术系统的创建以及原有社会技术系统功能的拓展, 势必加大技术的研发力度, 增加社会事务的种类或数量。同时, 社会技术效率的提高, 即单位时间内处理事务数量的增加, 又必然会加快社会运行速度或生活节奏。例如, 能源、交通、通讯、信息等社会基础设施技术的快速发展, 促使社会的人、财、物、信息流动量增大, 运行速度明显加快, 进而重塑着社会技术体系与社会生活面貌。

　　与社会技术效率的提高相比, 社会事务量的递增更加明显。今天, 人们所承担的工作量激增, 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增大, 从而滋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问题, 使“亚健康”成为生活常态。恰如马克思当年在反思机器技术相对于手工技术的效率优势时所指出的:“毫无疑问, 机器完成的工作, 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 但是, 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5]移动互联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工作场所内外、上下班、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正在挑战人们的生理极限与学习能力, 刷不完的“朋友圈”, 看不完的新文献, 杀不完的新病毒, 打不败的“阿法狗”等现象, 使人们陷入无力、无助、焦虑和失落的情绪之中。

　　3. 技术风险增大。

　　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 也伴随着一系列负效应的发生, 演变为当今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根源。同时, 随着技术体系的复杂化、功能的增强与广泛应用, 技术失控或被滥用的风险也在同步增大, 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现代人日益生活在多重技术风险交织的阴影下, 来自核战争、环境污染、网络攻击、数据霸权等方面的技术灾害, 以及技术活动诱发的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越来越大。

　　一般地说, 技术系统越复杂, 结构或稳定性就越脆弱, 发生故障的概率就越大;同时, 技术系统功能越强大, 发生事故或被滥用的危害也就越大。环境因素的波动、构成单元的失灵或失效、操作者的失误等内外多种因素, 都可能诱发技术系统故障甚至酿成重大事故。“这些复杂的技术程序和技术系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出其不意的变化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6]蝴蝶效应、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等概念就反映了现代社会技术系统的脆弱性、风险性和危害性特点。2003年8月的北美大面积停电事件、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2017年5月的“勒索”病毒爆发等事件, 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4. 工具理性膨胀。

　　理性是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基本特征, 也是技术活动模式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类型的目的或价值追求往往会催生不同的理性形态,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等之间的分野就是如此。由于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任何人类目的、价值或意义的实现都依赖于一定技术形态的创建与运转, 技术水平决定着社会目的与价值实现的效果及其效率。在人类欲望驱使和社会竞争压力下, 众多社会目标与价值的实现愈来愈依赖于新技术的创造, 进而刺激了技术创新, 加快了技术更新换代的步伐。正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与作用的提升, 促进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与技术文化的繁盛。

　　由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相对性, 对手段的追求可能转化为人们新的行动目的, 从而导致技术链条的延伸和技术族系的扩张。在社会技术化进程中, 技术的创造、设计、建构、操控、学习等活动耗费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精力与时间, 各类技术形态的创建、改进与维护已成为一项繁重的社会任务, 日渐演变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工具理性的膨胀容易使人们疏远甚至忘却对原初目的或终极价值的追求, 进而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落, 使人性与文化处于畸形演变之中。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7]

　　5. 社会单向度化。

　　与工具理性的膨胀相对应, 社会的技术化也导致了社会演进的单向度化。马尔库塞最先觉察到社会技术化的这一严重后果:“在工业社会中, 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 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 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 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 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悦的形式。”[4]事实上, 随着人们对社会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行为的合理化, 社会技术化已经演变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新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新目标或价值的实现以及原有社会技术体系效率的提高等, 都愈来愈依赖于新技术的创造与旧技术的改进。

　　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抬升, 促使人们将社会目的或价值实现不断转化为技术问题的解决, 从而促进了多彩社会文化生活在技术维度上的简并或归约, 丧失批判性思维, 这就是社会的单向度化趋势。社会的技术化也是导致人的单向度化的根源,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恰恰在座架中———此座架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 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9]以追求社会技术效果及其高效率为核心的社会的单向度化, 势必吞噬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 消解多元价值与意义追求, 祛除人生的无穷魅力。这一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总之, 无论是作为技术运动的高级形态, 还是作为社会演进的基本格式与历史趋势, 社会技术化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 也是众多现代社会问题的枢纽和交汇点。目前, 学术界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 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王伯鲁.技术需求及其规约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1) .
　　[2]王伯鲁.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51.
　　[3] Andrew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M]. 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10:28-29.
　　[4] [8]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 Boston:Beacon Press, 1964:XVI-XVII.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475.
　　[6][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等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152.
　　[7][德]C. 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 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4:3-11.
　　[9][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