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对风险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摘    要：　在现代社会，风险已经成为一种公议性的话题。近年来，SARS病毒、禽流感、地震、毒奶粉等。各种风险事件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面对如此危机情况和风险事件，涉事个人或组织自愿去搜寻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以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于是，从多学科视角出发，风险分析、风险沟通、风险评估、风险治理、风险传播等正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议题。文章将从传播社会学角度出发，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梳理风险的概念和发展史，并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探究风险话语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内容取向和话语指向。

　　关键词 :    风险;风险传播;风险话语;

　　1、 风险的认知与界定

　　风险传播是一种社会建构，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门学科，风险理论最早产生于针对西方社会“现代危机”的批判与反思。在当今社会，“风险(Risk)”在公众和学界的使用语境中已经开始被非常广泛地运用。在风险理论的研究中，以乌尔里希?贝克的影响最为深刻。他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风险”的概念给出了界定：“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根据贝克对风险的解释，认为风险的概念与现代化反思的概念有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风险概念的研究主要从“不确定性视角”和“损失性视角”展开。具体而言，不确定性视角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界定，认为风险导致的最终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积极的或消极的。由于世界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人们对于外界的求知欲迫使他们自愿获取风险信息以加大获益的机会。而损失性视角主要从“损失”来定义风险，认为风险是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的差距，即通过损失的严重程度来衡量风险的大小。事实上，上述两种视角并不矛盾，二者的统一共同构成了风险的本质特征。如果风险不具备损失性，则无法体现“风险”的深层含义，更不存在需要规避风险、化解风险、抵御风险等二次概念。换句话说，风险只是对尚未发生事情的一种主观预测，其带来的损失只具备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因此风险的本质无疑是不确定性的。

　　几百年过去了，“风险”这个词也已经改变了自身的最初含义，它的词义依据使用情景的不同而变化，更加适用于多种情况。尼克拉斯?卢曼(Luhmann)提出，“风险”这个词分别于16世纪中期和17世纪后半期出现在德文和英语引用中，然而他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riscum”已经在此之前的多个国家中有所提及，如德国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2]。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的研究学者都将风险这个词和概念的出现与航海冒险联系起来，据德国学者埃瓦尔德(Ewald)考证，“风险”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中世纪，与航海出行和保险业有关，并且用于说明某次航海出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当时，“风险特指一种客观危险的可能性、神的行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一场狂风暴雨或者其他不能归咎于错误行为的航海风险。”[3]

　　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概念是一个现代性范畴，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华东师范大学潘斌指出，风险概念进入公共话语世界，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初期，是风险概念的初步形成时期。从语源学上考察，“风险”的希腊语词根为具有“根”(确定性)和“悬崖”(不稳定性)的双重含义。在意大利语中演变为或其二重内涵得以延续，一方面指个体所将经受的危险，另一方面指所进行的冒险活动；第二阶段：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险概念进入公共世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重视；第三阶段：从“切尔诺贝利事件”至今，风险范畴已居于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已经实现了从“风险”向“风险社会”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今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其标志性事件是“切尔诺贝利事件”[4]。

　　现代主义者的风险概念代表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及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方式。他们认为不曾预料的结果可以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表现自然所隐藏的含义或者神灵不可言说的意图”，这种观念极大地取代了早期的“宿命说”或“福祸说”[5]。正如雷迪(Reddy)所说：“现代人通过发明‘风险’一词已经消除了真正的非决定性或者‘不确定性’。他们已经试图通过可计算(calculability)的神话把一个彻底的非确定性的宇宙改造成一个可操纵的宇宙”[6]。从这个视角看，“风险”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特指某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与其相联系的损失和收益的规模有关系。

　　20世纪末，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与风险的“好”与“坏”之间的细微差别逐渐消失。道格拉斯指出，现在对于风险的使用与概率计算并没有多大的联系，现在的“风险”一般只用于联系消极的和不受控制的结果，对于风险更具技术性的评估也是如此。“尽管风险–成本–收益集中在对潜在的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分析上，在这些分析过程中趋向于不理会收益分析，对风险的积极方面的分析也是一样”[7]。在经济投资圈内人的说法中，谈到获利时，风向标都会指向“有利的风险”。

　　在外行人看来，风险常常被用于特指威胁、危机、冒险、危害或者伤害，比如常见的股市“就是将毕生积蓄置于风险当中”。这个词仅从较低的程度上被用于特指一个有一些消极的结果但不是最终灾难性的结果，正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比喻无法阻挡的事情，但事实上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风险，并非必然性风险。天不一定下雨，娘也不一定嫁人。因此，在日常用语中风险是一个非常宽松的词，可测算的概率问题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不一定是很重要的。于是有学者提出，风险的不确定性在概念上只可能趋向于指代相同的事物，相异的事物存在复杂的环境因子，不能一概而论。

　　2、 传播社会学对风险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目前，世界各国相互联结，相互促进，日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加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全球化较之以前大大增加，无论是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还是社会生态等都不可避免要与风险挂钩。因此，新时期风险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必然转向于风险话语的建构。传统视角下，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日新月异，话语概念及含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2.1、 意识形态与风险话语的建构

　　20世纪20年代，以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的文化霸权理论从意识形态视角深度探讨了话语权问题，作为一种融合、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的总称，“意识形态”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思维方式，而他们表明个人意志或利益的行为指向，产生了一种体现人类属性的中介——“话语”。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8]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话语权。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葛兰西的“领导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权利话语”，索绪尔、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哈贝马斯的“合法化”，鲍德里亚的“仿像”等使话语成为当代意识形态与风险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话语的秩序》，他认为：“话语既是人们斗争的目的和手段，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个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应当说，福柯对话语功能和本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表意符号，而且是交际工具，既是斗争“手段”，也是“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人的“权力”。显然，福柯的观点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话语权”功能和本质的认识。

　　2.2、 结构与风险话语的建构

　　德里达在中指出，“符号”这个词的意义一直是作为某物的符号被理解与被规定的，它指向某个所指的能指。符号所说的一切可以广泛推及到所有的形而上学概念、语句，特别是关于“结构”的话语。从本质上来说，话语并非再现事物的符号，话语虽然由符号构成，但话语不只是用符号来确指某物，因而不能将“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9]。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认知活动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互动是一种话语的互动。“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俗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0]。从与结构主义的语言相关性来看，“话语”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机制、惯例以及习俗之间的“关系”相关。

　　2.3 、文化与风险话语的建构

　　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是风险的社会文化分析的关键人物，她是风险“文化?符号”视角的重要倡导者。她在《风险与问责：文化理论散论》中认为，风险话语是对社会的解读和对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危险的回应，即使关于风险的知识也只能通过社会文化进程来调节。斯图亚特在道格拉斯与阿伦?维尔达夫斯基合着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道格拉斯认为，在一个潜在的影响人的每个行为和选择的情境下，在一个特殊的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风险就是那些与道德原则合法化相连的危险。因此，风险文化认知下的核心宗旨就是“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宇宙是被道德化与政治化的”。霍尔指出，文化实践不过是现实世界的表征和符号/话语(discourse)的操控和运作[11]。同样，从理论上讲，风险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具有同等的文化表征价值。

　　2.4 、自反性现代化与风险话语的建构

　　自反性现代化是贝克在其着作《风险社会：通往新的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提出的概念，在贝克的观点中，他提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在3个方面具有自反性：第一，社会本身成为一个全球层面上的争议和问题；第二，对风险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导致了合作性的国际机构的发展；第三，政治的界限被清除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联盟。”通过这个过程，风险社会成为“世界性的风险社会”，其中政治讨论与活动的公共领域被全球化了，它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公民，即“世界公民”。贝克在他的自反性现代化概念中，“自反”一词的使用不仅仅意味着反思，还意味着“自我对抗”。走向自反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意外的副作用，或者说是现代性本身所导致的风险，他们是现代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自反性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反而是现代性对其自身原则的一个运用。

　　2.5、 媒体与风险话语的建构

　　所谓的“风险话语”(risk discourse)，是指直接涉及风险议题的、有结构的、有影响的、不断变化的集体叙事[12]。这一概念表现了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和想象。参与风险话语建构的媒体包括国际组织代表、新闻媒体、政府发言人、专家学者、广大网民与普通民众。当媒体对风险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时，公众也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到风险的话语建构中。这种类型的话语建构，常常以什么是风险问题、风险的性质与特点、谁该对风险负责、风险的后果与成因等作为风险话语内容。在风险传播中，媒体通过文字、影像、声音与图片等可视性音频符号再现复杂的现代传播环境。尽管我们说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危险，一种虚拟的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但是，媒体对于风险的报道再现或话语建构，往往具有重要的预示和力量，即媒体往往具有强大的预测力量，扮演一种传播“再现”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呈现社会实践意义上的风险。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20 : 19-45.

　　[2]尼克拉斯卢晏.风险社会学[M].孙-洲，译广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20.

　　[3]狄波拉勒普顿风险(isk)[M].雷云飞,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4]潘斌风险:-个概念史的批判性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 97-109.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

　　[6]雷迪专家知识的主张与民主的颠覆:风险战胜不确定性[J]经济与社会, 1996(25) : 222-254.

　　[7] Shot.风险社会结构:走向社会转型的风险分析[J].美国社会学评论，1984(49) : 711-725.

　　[8]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杂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16.

　　[9]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年版，1998 : 62.

　　[10]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159.

　　[11]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12]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5) :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