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的文化性质及中西方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总的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直到战争和掠夺活动结束他们的原始共产主义之前,原始人把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品质达到异常的高度."①事实上,社会秩序很早就存在.所以,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是说,当人们在讨论社会控制时,其重点关注就是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从 19 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社会'失范'与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将社会控制的眼光更多地局限于维护社会稳定.与他们不同的是,邓小平的社会控制思想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性控制:他的社会控制思想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发展目标,并使全社会始终围绕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整合社会发展动力与秩序要素.在邓小平的社会控制视野中,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②.所以,社会秩序是社会控制的根本目的,也是最终目的.

　　自从人组成社会,构建国家后,人便开始有了成熟的文化体系,人开始浸染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体系中,人变得越来越自由,人的社会属性变得越来越强大.毋庸置疑,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社会文化的控制与制约,文化塑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影响着人的社会品格,并决定着人的行为.而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社会控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艰难,并且不可控的因素不断增多.然而,人们对社会控制的探讨大多关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而极少从社会文化大的历史背景去考察社会文化控制的问题,即社会控制归根结底是文化控制,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下发展出来的社会控制模式.文化控制本质上表现为人在社会中的实现,社会文化控制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或者说,社会控制既是对文化发展的反映与体现,也是社会控制中重要的控制手段和方法.

　　一、社会控制的文化性质

　　文化控制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控制则是哲学与政治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控制是区别于生物控制、自然系统控制而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生存和运作的理念、规划和运动过程,社会控制诸多领域和参与者(组织与个人)相互主体性和相互客体性以及彼此相互包容是现代社会控制理论最为突出的特征,而主体性和制度性则成为研究现代社会运行系统和控制的两个最为关键性的概念范畴"③.而本文所探讨的社会控制文化则是融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政治等学科领域,并结合国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综合探讨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谓社会控制文化乃是强调社会控制中文化对人的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认知等产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约束、规范人的行为以实现统治意志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社会控制文化手段属于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的、为人类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以此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的方式.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控制就是一种文化控制.

　　社会控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社会控制之所以是社会文化的反映与体现,就在于文化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极其深入而有效的.首先,文化作为一种不可见的思想观念高度内化于主体思想之中,并形成思想主体的精神意识而深入地影响着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我们通常将此称为文化精神.它对人具有潜意识地调控和支配作用,是文化无意识现象在精神自我中最深刻的体现;其次,社会文化不仅影响着人的精神,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通过习俗、伦理道德、宗教等内容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人际交往关系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社会文化控制是比法律控制还要广泛,还要深入的控制方式.所以,社会文化控制不仅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同时它也是对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刻反映,并且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和方式.

　　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控制理论简述

　　社会控制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城邦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思考如何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并使城邦能和谐地运转下去,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1. 柏拉图的和谐城邦

　　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社会控制具有浓厚的伦理性质."善"是最高的理念,最能理解"善"理念的人应该是具有最高理性的人,也是最适合当城邦首领的人.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构想是建立在改革城邦的政治体制之上的,柏拉图认为,理想而和谐的城邦首先是要明确各个阶层的社会分工,每个阶层的分工合理后(分工的原则是根据每个人的灵魂而定)再来规定和实现个人的道德行为,以自律和他律的结合来实现城邦秩序的社会控制.

　　其对城邦的社会控制与城邦秩序的维护大致如下,城邦按照个人的灵魂素质进行职责分工:"热爱智慧的人(哲人)应该作为领导(支配)阶层,统治城邦;崇尚勇敢的人必须形成军人(防卫)阶层,防止城邦的外侵和内乱;需要以'节制'约束其低级欲望的人,由于人数最多且热爱财色,适合从事农、工、商业活动,构成生产阶层,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这三个阶层形成两个阶级,领导阶层与军人阶层属于统治阶级,而生产阶层是被统治阶级.领导阶层(哲人)追求真理,通过'回忆'最高存在的'善的理念'来制定法律,让现实社会的法律尽量地模仿和分有这种'善',以'善'教育和指导城邦,为全体公民谋求真正的幸福.而军人阶层服从领导阶层的领导,听从其指示,做到既忠实地履行职责,使法律得到执行,又勇敢地守卫城邦,使城邦获得和平和安定.被统治阶层由于人数最多又热衷于眼前利益,所以执政处于被统治地位.虽然他们以节制为美德,但是,还需要监督和管理.他们必须在军人阶层的保护和监管下,努力完成自己的物质生产职责.只要各个阶层各尽其责,不相互干扰和越位,国家全体的和谐就会与个人的和谐相一致,完全实现正义的理想社会."④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状态,在理想国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控制重点是放在伦理道德上,即是以"四主德"为基础,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来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又被人称为"灵魂的国家体制".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反映的是当时正走向没落的奴隶制文化下的奴隶民主制的社会控制模式.

　　2.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随着旧有的特权制度在西方的瓦解,以崇尚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登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开始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其中就包括社会控制模式的改革与变化.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享有自由贸易始祖的称号.亚当·斯密在其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而在其另一姊妹着作《道德情操论》中则探讨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道德自律.亚当·斯密的第一部着作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问题,是对旧社会体制的批评和超越,并对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原因的阐述和赞扬;而《道德情操论》则是对新制度背后的文化所带来的崇高道德品质的阐发,是对人的逐利的自私本性下的自律和控制.亚当·斯密的思想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弘扬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并取代封建专制的强大文化精神的诠释和表达.

　　亚当·斯密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自由市场表面上看,似乎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无形之手)所指引.亚当·斯密在阐述经济理论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管理有着很深的见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方面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亚当·斯密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的各项事务,尤其是自由经济市场,政府应该保持高度的理性态度,而不能随意干预或控制自由市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确立的基本原则时,对社会控制的主体---政府,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承认政府作为社会控制的主体和实施者,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政府是民众权利赋予的集合体,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这种被赋予和强化后的政府权力将大大超过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因此政府的职能要受到限制,政府并非是万能政府,否则政府凭借其强大的权力会对社会控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可能最后产生权力的异化,即侵害民众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亚当·斯密提出政府只能引导和控制社会民众无法承担的工作,民众和社会应享有充分的自由.亚当·斯密从经济的角度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认为要给各自以自由,认为自由不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品质,也应该是贯穿于社会和每一个人的一项基本制度,市场和社会正是在这种看上去自由无序、混乱的环境中发展,但实际上却极大地解放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并在无序、混乱中衍生出一种潜在的控制力度,即"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社会都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之下.亚当·斯密以政府与市场的自由关系推导出社会控制应该也遵循"看不见的手"这条原则.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所衍生出来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体现,也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诠释.

　　3. 哈耶克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理论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Hayek)被称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他甚至享有"当代自由经济鼻祖"的称号,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除了他在经济学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外,还有其着名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一如 S.戈登在评论哈耶克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或 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⑤哈耶克的知识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尤其是他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spontanouse order),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也是社会控制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原意是试图解决经济学上的具体问题,"但后来,哈耶克却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这个观念还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甚至是所有社会理论的核心,而市场秩序只是其间的一个范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观念实际上还是一个全涉的'社会秩序'分类学中的两个基本分析概念之一."⑥从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由经济学领域涵盖了政治哲学领域,对当代社会秩序控制、尤其是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G.C.Roche 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哈耶克的洞见,是他使我们认识到了自由与社会组织的密切关系以及自由与法治的密切关系."⑦自生自发秩序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或者说",社会理论的整个任务,乃在于这样一种努力,即重构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⑧因此,哈耶克强调"自生自发秩序"不是由人们制定或设计出来的,而是发现的,它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一种事物的状态.由此他所定义的社会秩序为"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也是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⑨所以,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是人控制的结果,而是基于以下两种规则,第一种是先天的、遗传继承的关于人的行为的普遍规则,他们形成于人种的生物进化的过程;第二种是习得的、文化传承的关于人的行为的规则.从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来看",先天的行为规则可以被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可以被视为同质的,甚至构成了社会理论研究方法无需言明的前提;而另一方面,文化规则则表现得极为多变,而且正是这些规则的多变性,说明了社会秩序的多样性."⑩这也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哈耶克是一个文化进化论者,他认为,文化进化已形成或产生了非不能行为的抽象规则,人们一直依靠这些抽象规则生活.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进一步诠释和发展,其社会理论既是对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控制上的基本态度.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在社会控制上提供的思路是秩序是社会内在存在的状态,而不需要人们理性的建构;在社会文化的生成上,哈耶克继承了文化进化论思想,即在自发秩序框架内自由竞争,国家或社会不得干预或控制社会文化的发展.然而",哈耶克并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或自由放任者,而是一个制度改革者,一如哈耶克自己所言',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内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然而,有时理论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被堪称完美的理论.显然,哈耶克的市场秩序以及背景文化所赋予的市场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市场所面对的众多既涉及经济,又涉及社会问题,比如分配问题就是其一,哈耶克的分配正义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哈耶克的理论对社会分配问题有着严重的缺陷,"如果所有的分配问题都能够通过市场予以解决,那么这样的市场和市场运行机制一定是处于最理想的状态,然而这种理想的市场至今也没有出现.可见,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妥善、正确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问题,把握两者的平衡点,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三、我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控制思想概述

　　社会控制是一个古老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虽无明确的社会控制理论,但有关国家、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思想,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却是极其丰富的,几乎每一个思想家在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控制上都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使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发展成长出丰富而多彩的社会治理思想,即政治思想.可以说,关于国家或社会治理的思想和文化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中国历史,每个思想学派都对国家或社会的治理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以赢得历史地位.所以,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在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营造上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 儒家"伦理纲常"型社会控制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伦理道德对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确立的重要性,牟钟鉴曾指出儒学是伦理性人学:"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讲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以人为本位,这是儒学区别于一切宗教的地方;以伦理为中心,这又是儒学区别于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道家学说的地方."儒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提倡建立"强政府""、大政府"和"有为政府",并同时强调圣人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儒家通过设立伦理纲常来建构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等级秩序和社会交往关系,而圣贤则承担社会文化的教化责任,伦理纲常则是维护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文化特征,并以此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在社会控制上,儒家认为政府应该渗透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发挥其控制的功能.所以,儒家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上强调君主、圣人的教化责任及他们发挥的榜样和典范效应,并同时主张树立强大的国家或政府对社会各项事务的积极干预.为体现政府在社会治理与控制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还主张政府应该"兴利",提倡全能政府,认为政府在行使政治职能的同时,还应该强化自己的社会职能,多办事,多管事.

　　在儒家看来,国家是社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的骨架和支柱,国家权力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全面系统地发挥组织和指导作用,应该积极地建设社会,整合社会,将自己的职能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所以,国家不仅控制政治、经济,同时也控制社会文化.因此,儒家特别强调政府应该承担对子民的思想教化职责,如孔子曾游经卫国,赞叹那里的人口众多,他的学生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显然,孔子认为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政府的责任,甚至政府还要承担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政府的职能.

　　儒家以伦理道德的建立并由此维持基本的社会等级秩序,伦理道德是建构社会秩序和控制社会的基础,"它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指导社会生活,它的基本内容经过加强、硬化,甚至提升为政治原则、法律法规".但儒家文化最终的目的是建立由君主、圣贤所控制的社会文化,在社会控制上维持的是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状态.

　　2. 道家"无为而治"型社会控制

　　有"冷眼热心"之称的道家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思想",道家对现实的态度不同于墨家的狂热、儒家的固执,也不同于法家的冷峻.老子有一种智者的清静自然态度,他的学说被魏源称为'淳朴忠信之教'(《魏源集》上册,第 257 页);其'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自然主义精神与儒家的礼乐文明精神是相反的."道家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上与儒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但与上述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比较接近,尤其与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生自发秩序"非常类似.道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理念上崇尚"自然无为",在方法上主张"无为而治",老子曾用最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上的理念,那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上特别告诫统治者要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不可高高在上而随意将自己的主张和欲望等肆意释放或强加给他人.道家强调国家或政府要营造出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而并不对其进行严格的社会文化控制.道家主张统治者或政府应给民众自主、自立的空间,民众就能将人类所秉承的"真性"、"本性"、"天性"等真正地发挥出来.所以,道家的政治与社会治理首先是对统治者进行约束,要求统治者不可随意标榜自己的喜好、欲望,不能随意地发号施令,更不能随意地树立价值观念让社会民众去效仿,"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等.所以,道家所追求的最好的统治者是"太上,不知有之"(《道德经》第十七章)以及"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型的统治者.这种类型的统治者在道家看来是最好的统治者,因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即强调统治者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应该是降到最低的限度,所以,道家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上追求的是"小政府,强国民"的社会文化控制的发展路线.

　　3. 法家以"以吏为师"型社会控制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特别重视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的研究,从而提出以法治国的法律控制论,法家是我国唯一推行依法治国的思想流派.法,是法家社会控制的起点,也是重要工具.法家认为"法"是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和治理天下的根基,是最核心的依据和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在法家思想中,法是最高准则,以法为治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根本,也是治国的重要手段.在法家看来,只要能做到以法治国,那就根本不需要经过其他的考虑,只需举手之劳就能把社会控制好,就能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秩序,就能办好一切事情.如管仲就提出"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管子·明法》).所以,法家坚持以法控制一切,法不仅可以用来控制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同时也可以控制社会文化.

　　在社会文化上,法家提倡"以吏为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吏承担国家法令的传播、解释与执行,吏是君主法律的传播者、监督者和执行者.推崇"以吏为师"则是通过加强政治系统来到达文化控制的目的",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鞅书·定分》)"以吏为师"与儒家的"以贤为师"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以吏为师则将伦理道德、知识等全部抛弃,而仅仅推行以君主为意志的文化控制,教育便不再变得重要,即使有教育,那也是维系封建政治和专制君主的从属物.法家推行用政治系统来统率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的唯一功能就是加强封建政治驯化作用.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以上是国内外思想家对国家或社会治理、社会秩序营造等方面给出了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在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积累下的宝贵智慧,这些社会控制思想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相比国外的控制理念而言,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虽然蕴含着丰富的国家、社会管理和控制思想理论,但从大体上而言,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比较笼统,并没有像西方那种思维模式,将问题精细地进行划分并做出解释说明.然而,无论是西方的社会控制理论,还是我国传统的社会控制思想,他们都是在人类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同时他们也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在社会控制上的各自展现.

　　四、社会控制中的文化作用机制及其意义

　　社会控制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矛盾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然而,社会控制根植于社会文化,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所拥有的背景文化是其产生社会控制的根本动力和制度建构的重要来源.因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阐发各自的思想和看法.所以,对社会控制就形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社会文化犹如社会土壤,优良的土壤会长出良好的作物,而贫瘠的土壤则很难长出好的作物.社会背景文化对人的成长(人的人性、品质等)会有良好的引导和熏陶的作用,反之则恶之.因此,人性也深深地根植于社会背景文化.所以,加强社会文化控制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深入地改变人性的目的应该是社会控制重点考虑的问题.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社会控制的思考重点关注于对人性的控制.因此,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社会控制在制度的建构和秩序控制上建立在以人性恶的假设为前提之上;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在社会控制和制度的建构上依赖于圣人、贤士们的教化和纠偏,因此,是建立在以人性善为前提之上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人性善的假设,还是人性恶的假设,仅仅以人性为前提来加强社会控制,这是有着致命缺陷的,犹如问题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有效而深入地改变社会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一直以来,人性是非常复杂而又令人难以把握是非曲直的话题,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无论是假定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或是无善无恶论,这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一个方面的描述,而不是全部.这种假定只是强调了人性的某个方面(强调的可能是人的自然属性方面),而忽略了人性的其他方面.在笔者看来,人建立社会并拥有文化后,人才真正意义上的从动物中区别开来,并使人与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就在于两个推动:一个是思考,另一个则是自我控制.罗斯就曾指出":思考产生深思熟虑的行为,这是行为公正无偏者的特征.要使一个民族取胜,问题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精巧地使一些利己主义的品质同一些利他主义的品质混成一体---就像把油同水混在一起一样!---而是使有进取心、好胜的气质,同自我控制和善于思考的气质在这样的方式上达到统一,以至于产生凭良心做事的个人主义."所以,人正是因为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并以文化推动了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在进入社会生活状态后凭借思考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使人的自然属性应该是让步于(并非是消灭)社会属性,即人在社会属性中逐渐控制人的自然属性,或是说,将人的自然属性限定在人类文明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表现.所以,在笔者看来,社会控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倡导或反对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才是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得以良性发展或有效维持的根本原因.

　　然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原则,也成为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国对经济发展的强调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经济是决定一切的基础,经济决定着政治和文化.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今天,人们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事实上,经济是发展的基础,但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统一的,而并非是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毫无疑问,落后的文化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会阻碍政治的改革.文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与经济的基础,甚至左右着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控制模式,如基督教文化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控制模式,并使之繁荣昌盛;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培养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控制模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我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文化不仅控制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同时,人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文化的规定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文化控制归根结底表现为人在社会中的实现,以文化为背景所产生的社会控制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反映和体现,尤其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建设与弘扬优良的文化,并以文化净化人的思想、提升文化人格、陶冶人的性情,不仅可以营造出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以降低社会控制的成本,同时也可能是未来社会控制与管理重点需要考虑的课题.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更加的艰巨与繁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以专门的章节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可见我国当前对社会治理的重视.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问题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相结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集中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