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的休闲与社会资本研究内容评述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和科尔曼（Coleman）将社会关系与结构分析纳入了资本分析的范畴，从而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从社会资本的内涵看，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侧重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所需资源，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聚焦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及其资源的可获得性，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由于社会资本可以从上述三个层面来考察，就使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变得十分复杂，围绕这一概念，研究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辩给社会资本的概念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并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具有了广阔的学术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的社会资本分析评论出现在学术期刊、政府报告、专着和主流媒体中，证明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相关建构的广泛的吸引力，而这自然也吸引了休闲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社会资本与休闲关系的研究最早并不是在休闲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产生的，布迪厄和普特南（Putnam）在其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中都涉及休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普特南，作为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其在政治民主领域中关于休闲与社会资本关系研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与深远，普特南在其两本着作《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和《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详细论述了社会资本在意大利北部自愿性休闲组织中的正向功能，以及美国公民休闲参与下降等问题，并暗示出公民休闲参与和自愿性休闲组织在社会资本生产、维护与使用中的重要角色。正是在普特南这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 推 动 下 ，在 休 闲 领 域 中 ，美 国 学 者 海 明 威（Hemingway）于 1999 年 在《休 闲 研 究 杂 志》（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中发表论文评论社会资本与休闲之间的关系，该文将社会资本作为民主政治领域中休闲和公民身份之间的主要连接，探讨了休闲在实现公民民主中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这之后，休闲研究者开始逐渐更多地关注休闲语境中的社会资本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休闲领域研究中的新方向。

　　二、早期休闲与社会资本研究：厘清休闲、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之间的关系

　　普特南在社会资本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在其着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对意大利地区政府改革的研究，被广泛地认作经典研究。普特南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制度改革和执行的效力非常显着地与自愿性组织有长期紧密的联系，尤其是网络的信任、互惠性和公民参与的规范受到鼓励，普特南借鉴了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自愿性组织概念，促进了社会整合和公民参与方面的研究，指出网络更重要的形式是自愿性组织，无论行会、合作社、体育俱乐部、文学协会或者观鸟俱乐部，他们都是围绕着活动被组织起来的，参与自愿性组织明显地加强了在合作性活动中促使人们在一起的市民团结。普特南接下来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美国本土的公民参与研究中，他在1995年写了文章《独自打保龄球》（他后来的专着也是这个标题），考察了美国民主社会中公民在自愿性协会中参与下降的后果。普特南观察到了美国人越来越少地在社团组织里玩保龄球，而较多地和朋友家人甚至是独自一人玩保龄球，普特南宣称发现几乎所有的自愿者组织的类型，包括公民委员会、服务俱乐部和兄弟组织等都存在社团内部正式成员参与下降的问题，并指出社团成员参与下降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社团组织内社会互动的缺失会造成成员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进而不利于社会合作的形成。普特南还重点论证并回答了美国公民社交和参与的效果，及对自愿团体的破坏所带来的沉重成本，普特南用数据资料表明，弱人际关系而产生的成本往往会出现这样可能的意外形式，包括沮丧、神经故障、溃疡和心脏病发作，弱人际关系的人们也可能较少地投票或对他们的邻居产生不信任，并且更多地对簿公堂或冷淡他人。尽管普特南详细论述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弱人际关系形式对休闲自愿团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普特南在他的论证中也还没有放弃通过自愿性成员身份来发展对于市民和社会来说通往幸福之路的强人际关系。普特南特别强调自愿性组织内部强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组织的成员经常会一起带来有关系的陌生人，因此建立和维持了更大的社会网络，而这培育了普遍信任和相互作用，接着促进了社会合作的价值。《独自打保龄球》这本着作在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的同时，普特南的证据和结论也受到了某些质疑。批评者指出，普特南将一套特定的历史事件和自愿性组织中的特殊类型提升到了本源类型的高度，然而却忽略了新协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在传统的社团组织中成员是越来越少的，而在最近创建的社团组织中成员是渐渐增多的，如果少数人加入了共济会（Odd Fellows），那么很多人就会加入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当然，普特南也注意到了这些批评，并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修正，从社会网络中，而不是在宏观的文化规范中定义社会资本，他强调社会网络和规范是由成员身份所引起的，这些规范可以构成公民的美德，而当成员身份嵌入在互惠的社会关系的密集网络中的时候，这将是最有力的。虽然普特南修正了自己的论点，但学者们对普特南的批判仍然没有停止，艾齐厄尼（Etzioni）认为，普特南论点中最重要的难题仍然是自愿性组织成员中社会资本创建和维护的影响机制及其范围的详细论述与解释。艾齐厄尼对普特南的质疑使一些休闲研究者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一问题，虽然艾齐厄尼没有挑战社会资本的公民价值，但是他指出了对普特南困境的解决思路，即在特定的机制中研究社会资本在休闲和公民民主之间的转换能力，这个转换能力的议题是整个社会资本研究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海明威尝试用跨学科的视角在休闲、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三者之间关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海明威指出，不同的民主形式需要不同的休闲（即休闲的形式、内容和分布），也即不同的休闲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公民民主形式，培养不同程度的公民（强公民或是弱公民）。虽然这些休闲的直接政治影响很明显，但海明威却用美国休闲活动项目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休闲对形成公民民主最根本的贡献之一是间接影响，即借助社会资本，休闲连接了公民民主。这一结论促使海明威继续探讨休闲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通过对普特南的研究和罗宾逊与戈比等人关于美国社会休闲调查的进一步考察，海明威认为休闲活动产生社会资本的多少决定了促进公民民主的程度，与不能产生社会资本的休闲活动相比，能产生社会资本的休闲活动更有利于促进民主，而在美国社会中，不能产生社会资本的休闲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因此对促进公民民主无明显作用。海明威还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种类的休闲中个体公民参与和休闲服务是如何被安排和递送的，以及个体公民参与转换能力是如何形成的。海明威认为，在休闲期间拥有自主权的人和更多休闲的人有助于个体能力更充分地发展，更多的社会资本可能被生成和更多地转换个体参与能力的可能。海明威接着推断自主权个体参与创造他们休闲的程度范围，这不是简单地进行休闲消费，这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再生产的社会资本更可能将有助于公民参与能力和公民美德的提升。他最后指出了休闲与社会资本的分析可能还需要从三个路径来完善：一是民主社会资本不能脱离有限民主国家中的休闲活动内容，必须在公民民主这一框架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努力促进休闲、社会资本和民主参与以及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并分析不同休闲方式对民主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二是必须更好地理解休闲社会资本的发展所必需的个人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以便使社会资本的形成更加平等。三是社会资本不但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而且也是休闲活动的副产品，换句话说，即社会资本产生于休闲活动，要重点探讨休闲在社会资本中的角色问题。应该说，海明威关于休闲、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基本解决了普特南研究中所面临的难题，尤其可贵的是，他除了从概念与理论上构建所需命题外，更通过对大量美国调查数据的分析初步验证了其所提出的命题。另外，海明威所提出的三个需要注意与解决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这实际上是近十余年来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借鉴海明威上述所提的休闲与社会资本三个研究方向基础上，进一步查阅了2000年以来国外休闲领域中的相关文献，共检索出期刊论文共计24篇，其中，7篇理论评析性论文，17篇实证性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国外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研究情况进行总结与评述。

　　三、近十年来的休闲与社会资本研究内容评述

　　1. 休闲语境中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学界对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批判，并质疑社会资本概念设定与社会资本正向功能的时候，休闲领域中的社会资本研究却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现象，即在休闲与社会资本研究方面仍然保持了普特南的早期形成的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组合的文化规范、广义的信任的构想，强调休闲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海明威认为，主要因为休闲研究人员发现普特南的早期构想是有吸引力的，自愿团体导向的休闲活动，比如打保龄球，用来充当社会资本的来源，以维持美国社区生活内部广泛的社会结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社会资本被休闲研究者动员起来以支持社区内部团结、公民参与提高和公民美德实现的愿望，这符合休闲语境中借助社会资本在公共属性中所产生的规范化基础建设的需要。而近十年来休闲领域中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方面研究也基本沿着这一研究方向进行扩展与补充，这主要体现在休闲自愿性组织、社区节日与体育赛事、公共休闲政策与服务三个方面。

　　在休闲自愿组织研究方面，该方面研究实际上延续了普特南的研究传统，强调休闲自愿性组织内部强人际互动的重要性，以及休闲自愿组织语境在社会资本生成和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如云等（Yuen,et al.）关于青少年国际露营地中社会资本与成员参与方面的研究则探讨了青少年在露营语境中参与的休闲活动在何种程度上指向合作和有效的沟通，从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团体意识的形成。杉等（Son, et al.）通过对老年妇女休闲俱乐部中社会资本的考察，揭示了休闲语境下社会资本生成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纽带和桥的机会、社会支持、姐妹关系；指出俱乐部成员都有一种团体意识，容易形成公民参与，并将社会资本和社区健康及福祉问题联系起来深入探讨。应该说，该方面研究保持了普特南研究的传统，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强调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的使用，虽然普特南也曾提出社会网络在公民参与中的重要作用，但普特南在此方面的实践工作却没有展开，而上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普特南的研究。在节日赛事研究方面，该方面研究侧重于考察社区节日、体育赛事语境中如何发展与维持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如云等设计了一个社区节日项目来观察社区居民参与过程中是如何创建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公共休闲机构在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水平和垂直关系方面的重要影响，并指出社区节日与活动对创建社会资本、吸引人们建立关系产生的积极作用。与云等关注社会资本的创建不同，阿卡狄亚等（Arcodia, et al.）重点关注节事是如何维持与发展资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该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了社区节日参与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与增强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资本与节日公民参与之间的协同正向作用。与社区节日研究类似，体育赛事方面也强调休闲语境在社会资本的创建、社区公民参与的关系与作用，如麦森纳等（Misener, et al.）认为，社会资本的构建可能提供一个理解体育赛事如何能够建立社区网络和促进改善社会关系，及公民参与的重要理论范式。斯科伦科尔等（Schulenkrf, et al.）考察了社区间体育事件在民族分裂的斯里兰卡建立和发展群体间关系和社会资本中的潜在的积极作用，重点讨论了社区体育事件对群际关系和社区有效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积极影响。应该说，社区节日与体育赛事作为休闲语境进一步发展了休闲的表现形式，加深了海明威关于研究不同休闲形式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产生影响的论断理解，拓展了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在休闲领域中的应用范围。

　　在公共休闲政策与服务方面，主要关注政府提供休闲服务与制定休闲政策对社会资本和公民民主的积极影响，如梅纳德等（Maynard, et al.）考察了公共休闲服务对退休人员和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员创建社会资本的积极正向作用，作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社区和友谊的观念引入了社会资本的讨论，建议为了更有效地创造社会资本，应重构同时代人的社区休闲服务框架，并提出公共休闲服务代理机构能够在培育老年人社区参与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另外，哈鲁扎-迪莱（Haluza-DeLay）则将种族化因素引入社会资本和公共休闲服务关系研究中，指出种族主义必须被当作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来处理和培育，只有如此，休闲服务对社会资本以及社区发展才是有益的。在公共休闲政策方面，霍姆斯（Holmes）评价了英国政府在协调志愿主义、公民身份和社会资本中政策的质量与可靠性，并提出了休闲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培育与激励人们变成好公民、积极的志愿者和国家有益的贡献者，重点强调人们积极的公民权和适当的行为，而这些是减少犯罪和暴力的根本方法。上述这些研究肯定了休闲服务与政策作为休闲语境给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带来的益处，以及社会资本在休闲语境与公民民主关系中体现出的重要价值，这也是符合目前政府机构进行规范化基础建设的需要。

　　综上所述，十年来西方学者从休闲自愿性组织、社区节日与体育赛事、公共休闲政策与服务三个休闲语境框架出发，深入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公民民主的促进效应，在普特南和海明威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随着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进展，一些休闲研究者还是逐渐认识到，在公民视角的文化规范中定义社会资本的公共属性是不够的，因为社会资本可能限制了成员与广泛的社区成员的联系，排斥外来人，并且服务于利己的或违反社会公德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视角从休闲社会资本的公共属性建设转向休闲社会资本使用的个人属性方向。

　　2. 休闲语境中的社会资本的使用及其负面效应研究

　　正如阿瑞和潘德勒（Arai & Pedlar）所指出的那样，“或许是因为我们领域规范化建设的缘由，休闲研究者倾向于忽略社会资本的个体视角，而重点放在团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上”。这即是说，要重视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个体视角，要从社会资本个体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网络中资源获取的可得性，以及个体社会资本所导致的消极后果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格洛弗(Glover)对休闲领域中的个体社会资本使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格洛弗引入了林（Lin）的社会资本的资源分析法，当社会资本代表资源嵌入社会关系中时，进入并使用这样的资源从根本上是属于个体性的，也正如林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个体性）社会资本研究来说，关键性的议题是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促成社会团体的社会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格洛弗将林的资本亏损或回报亏损概念，以及弗利等人（Foley, et al.）的术语“使用–价值”（use-value），也即使用社会资本（appropriablesocial capital）等概念融合在一起，认为只有关注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才能使休闲研究者准确地在休闲语境下表达社会资本关联关系的发展和把握社会资本增值的效益，并最终从社会资本的分配中透视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

　　在格洛弗研究的启发下，产生了一些相关实践研究，这些研究除了考察休闲语境中个体社会资本的使用问题外，还重点关注团体对个体所导致的排斥、冲突、系统压制和个人认同等问题，如格洛弗等考察了朋友圈非正式网络中社会资本是如何使用的，结果表明，交朋友对健康和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交朋友也会使女性产生负担。与格洛弗等人的研究类似，莫克利等（Mulcahy, et al.）通过考察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一个中型城市社区中的非正式休闲母亲团体，通过对网络中资源使用的考察，发现在这个团体中社会资本既可以产生积极的正向的友谊、支持和交换资源，也能够产生诸如排斥、批判和性别意识形态滋生的消极效应。艾瑞克等（Erik, et al.）则注意到了不同休闲活动（生产性活动与消费性活动）与社会资本使用之间的关系，发现生产性休闲活动同互助社会资本使用指标呈现正向相关，而消费性的活动则呈现负向相关。此外，阿瑞（Arai）在格洛弗研究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扩展了休闲社会资本使用方面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使用不仅体现了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平等，而且也体现了空间的创造，阿瑞认为从权力、空间和行动者代理的角度讨论休闲社会资本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阿瑞将社会资本使用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个人认同和承认系统压制的过程。在这里，休闲社会资本的结构增加了权力与个人代理方面的讨论，而这一讨论有助于加深社会资本使用研究的三个特征的理解：

　　一是有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行动者和从中受益的行动者之间可能是不同的；二是在一种情况下产生社会资本的行动，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就不会产生；三是人们使用社会资本的份额是不均等的。应该说，格洛弗等人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了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在休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在实践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还从权力、社会空间等角度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资本使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阿瑞关于休闲在社会资本使用中的角色的论述，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休闲在社会资本使用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不平等与冲突、社会空间、身份价值的形成与转变，而对这一过程中休闲角色的讨论有助于厘清休闲在社会资本使用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

　　3. 休闲——社会资本生成与使用中的重要角色通过上述对休闲社会资本研究成果综述，会发现这些研究文献似乎都关注或触及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休闲在社会资本创建和使用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休闲社会资本研究更基本的理论问题，即休闲在社会资本生成和使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海明威所提出的未来休闲社会资本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即休闲在社会资本创建与生成中的角色问题。这一问题在传统的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是没有涉及的，因为在经典的社会资本研究中，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的生成或维持的条件包括信任、互惠主义、公民参与等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中却没有将休闲纳入其中，因此休闲在社会资本创建或维护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往往被忽略了。实际上，通过分析上述文献的主要论点会发现，休闲在社会资本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理论发现值得休闲研究者为此进行深入研究与理论解释。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休闲的哪些特质是社会资本生成与使用所必须的，笔者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的理论考察：

　　第一，休闲中的“社会交往特性”构成了社会资本生成与维持的特质。对社会资本研究来说，更基本的议题是构成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自身的持续存在和维护问题，因为如果社会网络减弱或消失，在社会网络内部存在的社会资本也将会减弱或消失。由于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们的社会连带中，当提及社会资本的时候，有时把它当作社会结构的一个过程，有时当作社会结构的后果。但在社会连带中的社会资本不是存在于自然给定的或静态的形式中，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维护依赖于社会连带的创造和维护，换句话说，依赖于建构中人们的关系。与其他的资本形式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扩大使用，如果没有持续的投资就会消失。科尔曼认为，“如果没有维护，社会关系将会消失，预期和义务将枯萎在时间中，规范依赖于定期的交流”。面对社会资本的脆弱性，上述所强调的“定期的交流”实际上指的是面对面的互动，这是社会资本创建和长期存在的中心，而这种互动性就是波特斯（Portes）所说的“社会交往特性（sociability）”。社会交往特性对于休闲研究者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社会交往特性在结构上和动机上都是休闲的中心内容，在制度性的社团组织中，社会交往特性本质上具有休闲特征，正因如此，休闲对于社会交往特性来说可能是重要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休闲提供了更多无拘无束的互动的机会，这促进了潜在的社会连带的建立，也可能生成社会连带中的社会资本，这一社会资本产生过程可能将有助于公民参与能力和公民美德的提升。这充分解释了为什么社团组织中公民之间的“团结一致”使积极分子愿意承受在追求公民民主和政治目标中接受不成比例的工具性奖励，以及为什么某些人更愿意被公民民主和政治的行动所动员。因此，对休闲社会交往特性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研究是值得休闲研究者探索的。

　　第二，休闲活动的“工具性”构成了社会资本使用的原则。林认为在社会活动中，社会资本的使用活动是一种目的活动，而获得资源的活动为工具性活动，该活动相对于维持资源的表达性活动来说是一种高级形式。然而普特南却认为，休闲可能像其他活动形式一样具有目的性，但却不太可能具有工具性，但随着社会资本使用研究的深入，上述关于社会资本使用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也证明了休闲活动中存在工具性行动。海明威后来也承认，忽略休闲活动的工具性研究使休闲研究者走入了一个误区，只有将参与自愿性组织和休闲活动的工具性定义相结合，才能有效创建团体内部民主政治互动交流的场所。从休闲活动工具性角度看，其基本原则是失去最小，获益最大，这个原则不仅与资源直接联系，而且也是休闲网络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每个成员都按照工具性原则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有限的资源就面临着严峻的争夺，建立新秩序将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任务，而这一新秩序就是休闲网络结构的重新调整。在上述过程中，休闲结构内在于人的理性活动之中，随着人们的选择行动而不断调整与改变，一旦形成稳定的结构，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的选择活动，这一点同吉登斯（Giddens）所论述的结构化理论有共同之处。吉登斯认为社会行动构建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一旦形成，便对社会行动具有不可摆脱的制约性，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上述休闲网络结构的变化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资本使用的变化调整，因为社会资本的创建与维持都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而关系网络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资本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休闲工具性活动的选择与改变必然导致社会资本使用规则的变化。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存在一系列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也部分影响或改变了休闲活动与社会资本使用规则之间的关联，如林曾论述了组织和制度场在个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理论角度也可以引入休闲研究中进行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休闲在更充分地及多层次地实现人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将必不可少地在社会资本的创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休闲的工具性行动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将改变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规则，这一规则结构一旦生成，会反过来制约休闲工具行动的选择。无论是休闲的社会交往特性，还是休闲的工具性，作为一种语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都值得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持续关注与探索。

　　四、休闲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评述

　　从 社 会 资 本 研 究 的 方 法 论 层 面 看 ，考 克（Woolcock）在解读普特南、布迪厄、科尔曼等经典社会资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资本的结构功能方面，总结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基本理论范式，即“资源方法”（resources approach）和“公民方法”（civic approach）两个范式。资源方法也即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强调社会网络中资源获取的可得性，强调社会资本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因此资源的方法更突出社会结构，如资源、位置、代理人、社会角色。在资源视角中，社会资本是借助于社会网络来实现其功能的，即社会资本借助社会网络，通过网络内外部的连接来实现共同行动，并实现网络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形成和维持社会资本的。换句话说，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与促进因素，而边燕杰则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资本就是网络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认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网络，而本质是网络中的资源。资源方法中的社会资本被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列纳等（Leana, et al.）归为一种“私人物品”，具有个体私人属性。公民方法也即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重点考察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或公民身份之间的关联，这种方法将积极的公民身份、公民参与、公民美德混合在一起，重点关注文化层面，比如广义的信任、参与、规范、互惠、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之间的关系研究，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因此，公民方法中的社会资本被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因此具有公共属性。在休闲领域中，海明威和格洛弗借鉴了考克上述社会资本划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将休闲社会资本划分为两个研究方向：即资源的视角和公民的视角，认为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基本上可以从这两个视角展开研究，而在这两个视角中，公民的视角在休闲研究领域中被认为是最普遍和成熟的一种研究视角。虽然公民的视角比较成熟且休闲学者也乐于在此范式下展开研究，但学者们强调从文化、规范的角度来理解休闲与社会资本关系的思路还是限制了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简言之，对社会资本的关注不仅仅要关注积极的后果，也要关注负面消极的后果。对消极效应的关注导致了近些年休闲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视角的转向，即由公民的视角转向资源的视角。针对视角转换这一问题最早进行反思的还是普特南，普特南在面对批评时，已经将研究范式从文化规范的视角转向了社会网络的视角，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的私人属性，以及如何借助社会资本获取个人所需资源的。

　　继普特南之后，海明威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资本发展中学术脉络与取向，也建议休闲领域中应该承认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以解决休闲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的不足，并前瞻性地引入了资源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海明威本人并未从资源的视角深入下去，而是格洛弗等将这一工作进行了推进。格洛弗在考察了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目的性和利己主义的研究，以及林和弗林等人社会资本相关概念后，对休闲领域中的社会资本使用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从个体资源的视角，而不是从集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休闲社会资本问题，此后一些研究不断丰富了这一方面研究，如阿瑞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使用在权力、社会空间方面的文化与心理学上的细微差别，认为这有利于打破社会资本使用研究结构主义的禁锢，加深个体资源视角在休闲社会资本中的运用。综上所述，休闲社会资本研究从公民视角转向资源视角不仅使休闲研究者拓宽了研究的视域，使社会资本研究同资源、回报、效益、权力、行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更超越了传统休闲社会学理论局限。传统休闲社会学往往强调从群体和整体主义的视角展开研究，而较少关注个体选择与行为研究，这种现象在社会学研究中由来已久，而目前休闲社会资本公民视角与资源视角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正逐渐克服了这一理论局限，使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走向融合。

　　从具体研究方法上看，首先从休闲社会资本的调查方法看，上述研究既有定性研究的方法，如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方法、民族志和访谈的方法，也有定量的分析方法，如问卷调查法、二手数据分析。总的来看，公民视角中的研究多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的质性分析方法，但也辅之以二手数据分析和调查法；而资源的视角则倾向于定量分析的方法，如普通问卷调查法和自我中心网络调查法（如位置生成法和提名生成法）。其次，从休闲社会资本的分析指标看，公民视角中休闲社会资本的分析指标基本上沿用了普特南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在政治参与方面，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参加各种社会自愿组织的人数来表示；而资源视角中休闲社会资本的分析指标，格洛弗认为只有关注于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才能准确表达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的分配与获取情况，测量人们在某种工具性行动过程中所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时，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使用测量，社会网络中流动的信息与影响资源的测量，关系网络的强度测量都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分析指标。从上述分析可知，公民视角中的分析指标和资源视角中的分析指标差别很大，这种差别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社会资本研究中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存在的鸿沟，那么在休闲社会资本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在二者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两种测量指标体系，甚至是两个视角联合在一起呢？笔者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因为迄今有关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作为个体行动层面,而不是宏观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当然这还需要不断的实践研究加以印证。

　　五、国外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对中国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从国内研究文献看，与国外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相比，中国的相关研究较国外研究起步晚，且相关研究非常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社会资本”和“休闲”或“闲暇”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期刊论文1篇，硕博论文4篇，且均为实证文献。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体育与互联网休闲语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些研究相对于国外休闲社会资本研究来说，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仅仅关注到了体育与互联网休闲语境对社会资本产生的正向功能，并触及国外休闲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休闲在社会资本生成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但这些文献明显受普特南等人的研究影响较深，忽视了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的消极利己主义影响，以及个体为获取资源而使用的规则和运作过程的分析。同时，相对于国外的休闲政策与服务、节日赛事、自愿组织等休闲语境下社会资本的研究则没有涉及。

　　另外，具体研究方法上侧重于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相比于国外研究中运用多种研究与分析方法显得过于单一。从整体上看，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范式、主题和内容还未成熟，然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一个强调“关系”和“人情”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往往是“情重于法”，在一个情重于法的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地位和作用要比法重于情的社会中高得多，因为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以承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前提的，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是社会资本发生和存在的基础。因此，从现实看中国人社会交往的行为特征决定了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应该得到重视，而因为休闲语境是社会资本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来源，重视休闲在社会资本创建和使用中的作用，意味着增强公民民主的参与性和凝聚力，可以提升社会资本总量，提升公民的民主能力与幸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休闲社会资本带给个体的私利主义一面，预防休闲过程中社会资本形成所带来的限制性与破坏性。鉴于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中国的休闲社会资本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必然决定了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要推进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首先需要借鉴国外休闲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从休闲语境中的公民与资源视角展开社会资本的研究，关注多种休闲语境下社会资本生成与使用过程中的异同，并借鉴国外休闲社会资本研究方法，尝试多种调查与分析方法相结合。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还需深入细致地开展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在中西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找出休闲社会资本研究的差异与成因，这对于持续开展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今后，中国休闲社会资本研究内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不同休闲形式对民主社会资本的影响。可以从节事、赛事、休闲公共政策与服务、自愿性组织、因特网、体育休闲等方面来考察休闲、社会资本与公民民主类型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民主环境中在生成与使用社会资本过程中的差异与影响因素。不同休闲方式，如商业休闲、大众休闲和私人休闲方式对民主社会资本的相对存在和分布可能存在的重大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

　　第二，聚焦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的使用研究主题。该研究主题侧重于从资源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休闲语境中个体为取得优势地位、角色和权力运用社会资本中的资源而引发的冲突、排外和不均等问题，可以从权力、信息、影响、利益等资源的角度来研究休闲社会资本的使用过程，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研究，这些成果可以引入休闲社会资本研究中。第三，重视休闲语境中社会资本的生成与使用中的角色问题。如前所述，休闲的社会交往特性有助于创建社会连带、建立社会关系，并促进团体内部公民民主的参与和公民民主能力的形成，而休闲的工具性活动的选择与改变必然导致社会资本使用规则的变化。

　　由于中国社会相较于西方社会更加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与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生成与使用方式相较于西方社会来说会更加复杂与多样化，而随着中国社会休闲方式的广泛开展，将休闲语境纳入社会资本的生成与使用中，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休闲创造与使用社会资本的规则与策略，既能丰富休闲与社会资本研究之间的研究，又能提升休闲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