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问题与批判性重建

　　社会学自其创立，就一直为摆脱传统的“灰色”理论而努力。纵观社会学百年发展史，无论是社会学创立的最初目的，还是不同理论的争鸣与实践，无不体现出西方社会学界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与失序问题的反思。从某种角度而言，科学的批判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能保持“卓尔不群学术品质”的关键。在社会学研究价值取向上，虽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政治”与“科学”的界限，但事实上的社会学不可能是一项中立的知识和事业[1].正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选择的立场一样，它在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个体的社会行为时，难免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更不可能对“社会事实”漠不关心。中国社会学本源于“西学”,在秉承西方社会学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滋养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苦难历程，更使得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一种贴近底层生活的责任意识。

　　那么什么是批判精神？ 社会学应该批判什么？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批判精神的解释，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二是理论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2].在“批判社会与批判自我”的“双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尤其主张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来推动个人理性和行动能力的提高，最终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面对人民的不幸，面对人性的蒙羞，我不准备也不能掉转头去视而不见，更不对昨天的邪恶，丑陋采取宽容态度，而是将强烈的爱憎感情倾注在自己的思考中。”[3]

　　借用皮埃尔·布迪厄对知识的反思性解释，社会学可以实现“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的内在统一[4],认为如果社会学对人类的苦难和时代的困惑无动于衷或仅服务于政治权威，那其学术品性便无从谈起。社会学的心智品质决定了“社会学是永远不能放弃它的批判精神传统的。社会学家如果过度依附于科层，追随利益与权势，必将辜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从道德上自我否定与毁灭”.

　　一、社会学的“中国式”成长与困境

　　中国社会学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变革洗礼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使其从中国“边缘性学科”成为了可以与经济学等传统大学科相并列的“社会学帝国主义”.无论是人文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确立，还是大批社会学者进入体制内，社会学似乎真的成了一门“显学”.然而，当我们真实感受社会学的贡献时，似乎发现中国社会学给人一种“虚胖”的感觉，其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脱离底层真实世界的倾向，“学院派社会学”的历史又隐约重现。当研究者越来越执着于借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去解释社会现象时，图标公式型的研究结论早已让研究者失却了对“人”的本体性关注。研究者的批判神经开始变得麻木，叙述者多成为了远离底层后的“他者”想象[6].

　　为分析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与主要研究领域，有学者曾尝试对一些社会学的主要期刊或出版物进行内容分析。如朱丹浩[7]利用 CSSCI（ 1998-2007 年度） 的引文数据，计算了 24 种社会学 CSSCI 来源期刊的 h 指数及主要内容分布； 李怀[8]以《甘肃社会科学》为例，对该刊 2000-2008 年度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内容进行了纵贯研究； 施敏[9]则通过对CSSCI（ 2000-2007 年度） 数据中社会学期刊引文数据的统计，对社会学领域内出版社图书被引频次较多的前 100 家出版社进行书目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不一定有代表性，但研究的结论似乎都在指向一种事实： 即社会学缺乏跳出体制对社会问题与现象进行深度批评反思的勇气与能力，更缺乏一种将学术理想付诸“生活实践”的干预能力； 整个社会学领域呈现出的有深度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研究过少，建设与维护性的研究过多； 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日常研究过少，宏大的社会结构与政策研究过多； 务实性的“乡村建设式”研究过少，定量化、技术化的研究过多； 太多的社会学研究者越来越迷恋于所谓的定量研究，痴迷于图表、公式以及带有“预设性”的统计推论所造就的“专家式的研究方式”.这使得一种本可以获得广泛理解的“大众科学”变成了一个只能由专家和业内人士看得懂的“天书”.误导了普通民众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也拉开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同时，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场域，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强的“政治意蕴”,而这正是许多社会学者力求回避和隐藏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一直标榜自己的“批判性价值判断”,但是有趣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时，以“对现实社会有着最为强烈的批判性及行动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判的锋芒变得日益“钝化”,日益缺乏对市场逻辑和社会结构的批判。“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所持有的‘价值中立’态度”让普通民众与“社会学”的距离进一步拉大[10],社会学“上层化”“贵族化”的成长路线使其与“政治、经济”走向了合谋。

　　正如有学人指出，中国社会学批判性精神的匮乏，既体现在对学科自身反思性的不足，更缺少一种能跳出体制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度批判的勇气[11].面对中国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中国社会学如何才能回归“批判”传统，如何才能加强其干预社会发展的能力担当，便是其“保持学科活力”的核心所在。厘清这些矛盾与问题的根源，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便是社会学的使命所在。

　　二、批判的妥协与失语

　　有学者指出，在诸多学科之中，社会学以其独特的成长经历是最有希望成为“民意公器”的“学科先锋”.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是，社会学在对“社会事实”进行分析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遮掩。尽管众多学人都对社会学批判的研究前景给予肯定，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知，但还是因为种种难以尽述的原因而鲜有展开，结果只能停留在对传统范式的注释与翻炒之中，“实然”的分析立场看似遵循着一贯的学科规范，但实际上却忽略社会实践，降低了回应现实需求的能力要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学“批判精神”的弱化与失语？ 这可能既有中国社会学理论视野的自身原因，也可能与当下社会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结构变化有关。甚至还可能隐含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时代性特征： 如商业化生存模式的普遍性接受，人文价值的迷茫等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很多的社会学者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与独立精神。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专业知识性学者，就在于他们往往不仅拥有专业知识分子深厚的专业素养，更兼有强烈的公共关怀精神，具备了批判性思维，可以理性地分析和客观评论公共问题。公共性与批判性是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期待。而公共知识分子要保持这一属性，就必须“站在权力的外边”,远离经济利益的束缚，并与权力保持适度的距离，用理性的态度和中立性的立场判断问题、解析问题并把结论传达给大众。同时，公共知识分子需以知识为依托，不惧怕权威和传统，分析、批判和揭露各种不正义现象，始终保持对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批判。

　　比照近年来发表在社会学类期刊或栏目的文章，很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以代表性刊物《社会学研究》为例，笔者通过对 2004-2014 年的论文题目进行分析发现，宏观叙事类与实证主义分析类依然占据着主要版面，“大家型”学者也依然是刊物的常客，“验证式”的逻辑论述几乎成为“套路”,文章变得越来越艰涩难懂。很多反思性与批判性文章落入了“异化的自我陷阱”,在学科专业的束缚下，“日益精确的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12].很多知识分子只关注技术方法的提升、知识的创新，却逐步失去思辨精神和公共意识。

　　沦为“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公共政策的解说者、传播者，而不是思辨者。作为一门以“批判”为核心与成长原点的学科，社会学从“最初的批判到对政治的半推半就，最后到与政治的合谋”,原本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潜质和特征的社会学者亦难逃既有体制的束缚，在“名利场”的游戏角逐中逐渐被异化成需要“体制供给”的职业官僚。于是，对政府的意图进行注解与论证，便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试图通过改造和管理社会个体来完成宏大的社会工程。一个吉登斯式的“结构化”假设便被真实的演绎。同样缺少了“底层生活实践”的社会学，只能无奈地回避对普通民众和底层世界的人文关怀的“文化自觉”.正如徐友渔所说，那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大放厥词的专家学者“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13].

　　三、批判精神的回归与公共责任的实现路径

　　如何实现社会学“批判价值”的回归？ 作为研究者应该如何保持怎样的一种批判力？ 中国当下的社会学研究误区究竟在什么地方，该如何超越？ 社会学担当公共责任的切入点在什么地方？

　　（ 一） 大力培育独立取向中的“公共性”

　　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曾对社会学有一个基本的分类，他根据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目的不同，将其分为政策的、专业的、批判的和公共的四种类型[14].认为这四种社会学在处理“公共性”的关系时，其学术取向差异甚大。政策社会学关注宏观理论与叙事，其与“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目的即为统治服务； 专业社会学属于技术层面社会学，其主要关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框架等。批判社会学主要解决知识的定向问题，以批判为武器，反思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存； 公共社会学则以保卫社会为己任，强调社会学的公共责任。按照布洛维对社会学研究的定义，再结合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我国的社会学无论在“研究结构”还是“公共取向方面”均暴露出“一些短板”.如过分看重政策研究，过度强调专业技术方法，忽略社会批判与公共责任；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社会学者强调“政策”的重要性，而更多的社会学从业者对于社会学的认知或实践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所以当剥离掉社会学的“政治、技术”面纱后，我们突然感到“社会学冷清的可怕”.批判性与公共性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社会学的“知识合理性”.

　　那么应怎样培育与发展一个以批判和公共性为主旨的“社会学”,以改善目前的“知识结构”,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培育具有独立取向的中国式“公共社会学”.正如闻翔在评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学“公共取向”的推崇，认为如果政策与专业社会学不能对自身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进行充分的反省，就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政治的附庸，成为社会不平等和宰制关系再生产的一种手段。到时候，即使研究假设再漂亮，抽样方法再准确，统计分析再精致，也会有意无意地沦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15].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能认识到公共性才是保持“社会学良知”的基石，“公共社会学”必须旗帜鲜明地介入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中去，用更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对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注解，尤其应将“公共性”体现在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中去。

　　（ 二） 重建社会研究中的“理性批判”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伴随剧烈的社会转型，从最初激情澎湃的“社会评论”到后来的“合法性论证”,可以说“政治与市场化”的力量一直对社会学知识进行着某种“价值性改造”,使得社会学知识体系日益专业化与科层化，并产生了一批“弱批判”的知识生产者。在国家体制和市场逻辑的作用下，人文知识分子只有实现技术化的转变，方有机会进入社会中心。所以在工具理性化的大背景下，公共问题被技术化，批判精神的失落便成为了一种必然。

　　有学者认为“批判性”的弱化与“维护性”的强化有着必然关系。强维护必然会削弱社会学的批判力，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16].对此，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能否处理好维护性和批判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涉及中国社会学是否可以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学术使命，也同样涉及社会学者的取向与态度问题。

　　面对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学可以充分运用“批判”的武器“针砭时政”,这是由社会学的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将其表达为“有一种爱叫批判”.但凡事皆有度，社会发展需要“批判”,但更需要的是“理性批判”或者郑杭生先生所讲的“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17],而不是“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 需要的是在“批判”之后能进行反思检讨并可以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而不是感情用事着重破坏与摧毁的批判，不能将批判蜕变成一种抨击性的仪式和思维习惯。

　　（ 三） 强化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研究

　　“底层”的解释很多，按照社会阶层理论的分析，居于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人群均符合其意义范畴。“底层”一词最早源于葛兰西（ A. Gramsci） 名着《狱中杂记》中的 subalternclasses,意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统治者。而将“底层”首次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则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Myrdal） 的《对富裕的挑战》一书。其对于“底层”的表述是“由永久性失业、无就业能力者、低度就业者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无望地脱离这个国家的主流生活。他们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受害者”[18] .

　　“底层意识”作为一种解构精英主义的研究视角，它强调给予最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以特别的重视。社会研究必须沉潜于底层社会，着眼于底层社会的生存策略与实践逻辑，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遮蔽的社会事实。而在中国的具体社会场景中，“底层”主要代指社会性弱势群体，如低保人员、经济困难群体、流浪乞讨人员、杂技艺人和性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包括上访者等[19].那么，什么又是“底层意识”下的日常生活呢？日常生活是以常识为基础，以重复性、自在性和经验性为特征，处于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之下的人们进行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仪、岁时节日、行为心理等具体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抽象集合体[20].

　　社会学研究为什么要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笔者认为这是对社会学过度关注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叛和对真实生活的自然回归。对日常生活主体---人（ 尤其是底层小人物）关注的缺失，很容易让社会学忽略底层的社会诉求与政治表达，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解读习惯。殊不知，作为社会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在根本上是与社会进程相一致的，本身即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广博的时空界限把社会的经济现实、政治事件、文化生产等都统摄进来。社会的转型、变迁也就在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着、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认为，若轻视或蔑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就无法正确理解历史。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把握底层的形象，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学术转向的可能途径。

　　然而，遗憾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的发展路径与研究实践证明，其对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研究的关注是不够的，对现实世界也是缺乏干预和担当的。更多的文章都习惯于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自上而下审视底层，对底层发生的“小事件”“小动作”进行某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对拆迁维权、上访讨薪等底层抗争逐渐麻木。正如赵树凯先生所言，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挑战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21].如果依然用这样的视角理解和参与社会变革，必然是无力回应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当下的社会学研究，需要推进“底层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在“关注底层小人物日常生活”过程中体现社会学的“公共性”与“理性批判精神”.从事社会学研究事业的内在冲动应改变以往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与分析，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社会转型，从平凡琐细和细语微言中生产“有意义的知识”[22].

　　如果广大社会学者能够自觉地秉持底层研究的价值关怀和理论方法，“多一份土气，少一分贵气”,切实抛弃精英主义的局外旁观者和代言者姿态，将研究眼光下移、重返生活现场、重塑底层关怀，方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这样的知识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学自身的学术品格与学科定位。

　　四、结 语

　　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困境，根源不在于社会抛弃社会学，而在于社会学家不敢或不愿意触及社会问题。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保持社会学的学科品相应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培育其“公共性”与理性批判精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个体命运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微妙关联，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理念。这既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种探索，甚至可以视为社会学重新介入当下现实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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