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
二、许仕廉主导下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
许仕廉发出了 “本土社会学”的先声，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点。在 “本土社会学”宗旨引领下，许仕廉领导燕大社会学开展了 “中国化”课程体系建设的尝试； 践行了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学术理念； 结合国情引入了人文区位理论； 培养并储备了一支社会学中国化人才队伍。这些工作为燕大社会学中国化乃至整体社会学的中国化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1. “中国化” 课程体系的初步建立
随着燕大社会学 “中国立场”的明确，许仕廉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走上了 “中国化”社会学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建设之路。1926 年至1934 年，燕大社会学在课程数量、结构和系统性等方面迅速发展，初步建立了一套 “中国化”的社会学课程体系。
在课程数量方面，燕大社会学课程逐年增加，学年课程总数从 1926 -1927 学年的 32 门增加到1930 - 1931 学年的 42 门课程，4 年内增长了近30% .[1]（ P265）许仕廉自信地宣称燕大社会学拥有当时中国社会学界 “门类最多的社会学课程”.[32]
在课程内容和结构方面，燕大社会学宗教课程逐步淡出，社会学原理课程逐步增加，课程结构进一步完善合理，改变了早期社会服务课程畸重的情况。许仕廉任系主任后逐步取消了旧有的宗教性课程。1926 - 1927 学年，社会学系的宗教类课程仅保留“宗教的社会组织”一门宗教类课程。[17]
燕大社会学的课程结构得到不断地优化，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社会学理论课程。1927 -1928 学年，新增的 11 门课中理论社会学占 9门。[33]与此同时，课程体系中社会学理论研究得到加强，1926 - 1927 学年新增了 6 门研究讨论课，这些课程提供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选修，是学系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17]
在课程系统性方面，燕大社会学系的课程已经可以涵盖社会学领域的各个主要方面。1931年，燕大社会学系开设的42 门课程已经包括 “社会学原理及人类学” “应用社会学” “社会研究”“社会服务”四个大类，比 1925 年增加了 36%.
在这42 门课程中，属于社会学理论方面的 12 门，属于社会问题方面14 门，两者共占62%,属于社会服务方面 12 门，占 28. 56%,属于调查研究 4门占9. 5%.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为培养和储备中国社会学人才提供了必要条件。
课程不断增加和完善的同时，燕大社会学对课程也开始了 “中国化”的探索。根据中国的时代特征和需要，学系逐步淘汰了诸如 “工业问题”等服务于工业社会的课程，增加了 “乡村社会学”等贴合中国实际和需要的课程。因此，燕大社会学课程数量从 1930 - 1931 学年后开始有所波动，但课程的 “中国化”的特征则愈发鲜明。
以 “本土社会学”为宗旨，燕大社会学逐步取消了宗教课程，不断加强理论社会学的课程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增删课程，初步建立了 “中国化”的社会学课程体系。
2. 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结合的初步尝试
许仕廉始终强调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学术理念。许仕廉主张 “要进行社会实地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情况，掌握搜索资料的科学方法”.[35]（ P448）许仕廉曾批评过当时一部分社会学者 “不注重实地调查，没有科学家的精神”,并主张 “社会学是一种极 精 密 的 科 学”,必 须 “注 重 实 地 的 研究”.[27]
在保持原有学生社会服务实习机构的基础上，许仕廉着力打造了 “清河试验区”作为集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社会试验、社会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学术平台。
1928 年，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许仕廉和杨开道展开了着名的 “清河调查”.[36]深入实地开展社会调查并不容易，在清河调查之初当地人不理解燕大师生的行为。许仕廉回忆道： “清河社会调查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大受清河居民所信任，他们怀疑我们不是激烈分子宣传赤化，就是政府侦探预备加捐，否则教会职员意在传教；他们决不相信一批大学教员和学生跑到乡村甘受劳苦，而背后没有别的目的和报偿。”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细致工作，许仕廉、杨开道带领学生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对清河的社会调查。1930 年，许仕廉出版了英文专着 《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完成了对清河镇的历史、地理与环境、人口、婚姻家庭、经济组织、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所做的普查。
“清河调查”是中国社会学者进行的最早的市镇社会调查。[39]（ P164 -165）“清河调查”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孙本文就将许仕廉和杨开道领导的 “清河调查”比作美国嘉尔滨的 “农村社会解剖”.[40]（ P293）清河调查的成功为 “清河试验区”建设奠定了基础。调查结束后，燕大社会学系陆续向当地居民公布调查结果，让 “他们自由发表意见”.这一行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清河当地居民主动要求与燕大社会学师生合作开展社会实验工作。[37]
1930 年 6 月 14 日，“清河农村社会中心区”正式成立，张鸿钧为清河试验区主任。[41]许仕廉设立 “清河试验区”有四重目的： ①为燕大社会学师生开辟一个实地研究的实验场； ②使学生由接触而认识中国乡村社会； ③试验乡村建设方法； ④储备农村建设人才。[42]
就如杨开道所说“清河试验区”的建立是 “使学生有机会去认识中国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训练而研究，我们的实验，也不是为实验而实验，为推广而实验，乃是为训练而实验”.[43]（ P117 -126）“清河试验区”培养了大批日后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的农村建设人才。
在许仕廉和燕大社会学师生的努力下，“清河试验区”成为集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社会试验、社会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学术平台。由于成绩突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追加捐助，燕大也成立了“农村建设科”由杨开道任主任。 [44]（ P1085）“清河试验区”是许仕廉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的初步尝试。它领风气之先，成为燕大社会学的学术名片，其他大学也纷纷仿效，相继建立起类似的 “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