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家的中国边缘学说及成因

　　一

　　如果近10年来世界媒体有一个上镜率最高的新闻话题，那一定是中国文明的复兴。然而国际国内（尤其是媒体）鲜有人注意到，中国文明的复兴并非一种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事态，而是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过程。如果说鸦片战争时国运步入低落期，庚子事变时更降至最低点，但之后不久复苏的进程便开始了：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其后近20年里更废除了大多数治外法权。与此同时经济也开始复苏，工业化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之后虽有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延宕，但新中国建立时，所有外国租界均被收回，后来虽发生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革浩劫，但毕竟打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成为可能。至1990年代末，中国国力已得到显著提升，开始以大国强国的面貌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动摇。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事件，不难发现，早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1943年，中国便以重要参战国的身份参与了美中英三国开罗会议，讨论和安排战后东亚政治事宜。这就标志着中国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处境，第一次以大国和强国（即美苏中英“四强”之一）的身份出现于现代国际舞台。二战一结束，中国便与美苏英法一道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共同主导了联合国的筹备和成立工作，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挟联合国军出兵朝鲜，中国被迫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把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在境外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1954年，为了将法国殖民者赶出中南半岛，中国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军事援助，使原本力量较弱的越南打赢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结束了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统治。1965~1975年，中国又向越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并派出相当大数量的军事人员，最后将美军及盟军逐出越、柬、老三国。不久后，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击溃入侵的苏军，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尊严。珍宝岛事件后，为对冲苏联的战略压力，中国开始接触美国。1971~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封锁中国二十几年后，充满敌意的西方国家最终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承认中国并与之建交。这不啻说，世界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再也不能像几百年来那样为所欲为地支配世界，非西方国家也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力量，成为世界棋局中的大玩家。简单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明的历程，不难发现低落期只持续了六七十年，便开始了复苏。何以能够如此？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中国巨大的文明规模，是天生的大国胚子，不可能因一时低落而永远沉沦。外敌侵略和分裂、内战、经济凋敝、天灾疾病等虽能导致一时的衰弱，可一旦重新获得某种形式的政治统一，一旦初步实现国家理念和经济社会形态等等的现代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始于1860年代，完成于抗战爆发后的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且仅仅因为这种统一和转型，便能至少象征性地恢复其先前的崇高地位。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国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媒体和学界密切关注的根本原因。

　　二

　　问题是，为何在中国国运不济的岁月里，尤其在1840~1910年期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家竟全然忘记了它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强国的事实？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1904年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用地缘政治理论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描述为“海权”和“陆权”争霸权对抗。在这幅世界图景中，亚欧大陆是“世界之岛”，而俄国和周边斯拉夫语国家以及亚洲内陆则是“世界之岛”的中心；在世界地缘政治大棋局中，最重要的节目便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主角便是英国和俄国。在《民主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地缘政治观点，对德国可能控制亚洲中部这一“心脏地带”表现出极大的恐惧，认为英美两国所能做的，便是竭力在“心脏地带”各强国之间保持平衡。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格言：“谁统治东欧，就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就控制世界之岛；谁统治世界之岛，就控制整个世界。”

　　德国也出了一些地缘政治论者，其中以豪斯霍弗尔（KarlErnstHaushofer）较为突出。他虽然信奉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几乎完全继承了其“心脏地带”、“世界之岛”等概念和海权—陆权对抗说，但却与他针锋相对，采取了祖国德国的政治立场。豪斯霍弗尔认为，德国要实现其大国梦想，最主要的敌人并不是俄国，而是英国；所以，德国应该结盟俄国。一般认为，豪斯霍弗尔在整个二战期间扮演了德日两国追求全球霸权的理论家、宣传家。他与当时德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个人关系密切，通过他影响了希特勒，而后者在《我的奋斗》中便使用了“东欧”、“生存空间”和“东进”等重要概念。这些概念正源自豪斯霍弗尔等地缘政治理论家，尽管纳粹当局最终并没有采纳豪斯霍弗尔结盟苏联的主张，而是首先发动了对苏战争。

　　无论地缘政治论者之间有何分歧，他们在一个看法上是一致的，即在世界格局中，英美与俄国是不可置疑的主角，中国和印度尽管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却位处边缘，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置于比较文明史的广阔视野，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更为宏大的时间尺度，麦金德式地缘政治理论的短视立即暴露，甚至显得荒谬可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论家们出于本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考虑，过分夸大从来就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中亚的重要性，对除疆土之外可能影响文明间力量对比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却视而不见。他们完全不考虑一个自然的地理区域是否拥有巨大的文明规模，是否因之而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经济力量。他们根本没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动中，这些因素比他们心目中被夸大的中亚地理因素要根本得多、持久得多。可这种理论上虽短视荒谬，却并不影响理论家的职业生涯。麦金德因预见到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与苏俄为首的“东方”的全球冲突，冷战时期在欧美广受推崇，本人竟因此被封爵。

　　只需把麦金德与文明理论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汤因比（ArnoldToyinbee）作一个简单比较，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眼光的狭隘性立即显现。如我们周知，在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首次把印度、中国、阿拉伯、西方、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和墨西哥等“文化”相提并论。汤因比追随斯宾格勒，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中，把中国、印度、西方、伊斯兰、俄罗斯等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存在着南亚、东亚、西亚、欧洲多个权力中心。这就与麦金德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上，在二战正酣时，汤因比便看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巨大动员能力，据此认定中国定将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采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海权—陆权的对抗和东西方冷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且衡久稳定的，是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多中心性，或东亚、南亚、欧洲多个文明之并立。

　　尽管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明理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问世，在冷战期间，新一代西方地缘政治论者却受制于短期国家利益的考虑，竟对之熟视无睹。他们依然信奉麦金德海权—陆权对抗论，也因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意识，未能将中国和日、韩、越等国家看作一个独立的文明区域，而是将其视为两大阵营的全球对抗中可资利用的小伙伴。在这种思维中，中国的地位完全是边缘性的。例如科恩（SaulCohen）就秉承麦金德的海权—陆权冲突论，认为东亚冷战只是欧亚大陆西端两极冲突的东方翻版。在这场披着东西方冷战外衣的海权—陆权冲突中，欧洲出现了把两大“地缘战略区域”———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分隔开来的“铁幕”。同样，东亚也出现了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分隔开来的“竹幕”。在冷战高峰期，东亚和东南亚“内陆国家”统统被划归社会主义世界，位处以苏联为主的共产主义阵营的边缘，而“东亚沿海岛国”则被当作东亚“西方”的一部分，位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两大“地缘战略区域”的核心国家无疑是美苏，前者代表“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或“海权”，后者代表“欧亚大陆势力”或“陆权”。中国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的一部分，是苏联的附庸，而日、韩、台、菲等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域”，是欧美的跟班。

　　然而，这幅看似准确反映现实的地缘政治图景却存在一个结构性缺陷，即完全把南亚排除在外了，根本不能回答印度及周边国家究竟属于“欧亚大陆势力”还是“海洋世界”，也无法解释印度为何发起不结盟运动。

　　由美苏暂时演主角的所谓“冷战”必须终结，之所以必须终结，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这些装扮成国家的文明并非像西方地缘政治论者所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只是所谓“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的无关紧要的部分，而其本身就构成了两支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其本身就是两个独立的“地缘战略区域”。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视角看，它们本身就是两个独立的文明中心。如所周知，早在朝鲜战争和1965~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西方势力进逼的情况下被迫入朝作战，花费巨量资源援助越南，最后不说彻底打败了西方势力，至少获得了某种战略平衡。及至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似乎在一夜间发生了巨变，新一茬西方地缘政治学者也恰逢其时地出现，帕克（GeoffreyParker）便属于这样的人。他发现，先前流行的麦金德一系的地缘政治理论已完全丧失了解释力，必须绘出一幅新的地缘政治地图，才能反映实际情况，才能看清世界大势。

　　在帕克的新图景中，中国已是一个与美国大体可比的国家。与海权—陆权对抗论不同的是，帕克的新地缘政治地图使用了“核心区”概念。所谓“核心区”，指的是“人类发展的主要中心，其拥有本身的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并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特殊个性……尽管每个核心区的总体特征相互之间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共同的地缘政治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都市的存在、核心区域、主导文化、边缘的内侧和外侧、边界和通讯系统。”

　　帕克的“核心区”理论不仅迥异于麦金德的海权—陆权对抗论，也完全不同于科恩的“地缘战略区域”说。根据这种理论，世界地缘政治的玩家不再是美苏两家，而是四家，即欧洲—地中海地区之“西部核心区”、南亚诸国之“南部核心区”、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之“东部核心区”，以及18世纪才出现的北美核心区。除此之外，还有拉美和非洲这两个“核心区雏形”。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帕克的地缘政治地图中，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核心区。这似乎意味着，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俄罗斯在世界政治棋局中出局了。

　　问题是，先前的西方地缘政治论者为何没能具有更好的历史眼光？不说往前追溯几百年甚至更久，只需看看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便不难发现，地缘政治大棋局其实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便已改变。尽管一个多世纪的动乱、内战、外国侵略、自然灾害以及敌对势力的封锁使建国之初的中国仍贫弱困窘，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靠苏联，然而不久之后便发生了中苏论战和决裂，中国虽仍未摆脱窘境，却完全独立自主了。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不愿继续扮演一百多年来那种被动角色，而是要恢复其历史上的大国强国地位，正如历史上它从来就是文明的源泉、秩序的中心那样。

　　从帕克这种令人瞩目的理论转向不难看出，在新一代西方地缘政治论者的思维中，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麦金德海权—陆权对抗论和流行了几十年的科恩“地缘战略区域”概念最终被摈弃了。帕克式地缘政治理论虽并不以文明研究或历史哲学自居，却与施宾格勒—汤因比文明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似乎表明地缘政治理论最终归依了文明理论。

　　三

　　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家固然短视，但仍有问题必须回答：为何在鸦片战争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巨大的文明规模竟被如此边缘化，被如此轻视？先前并非强大的西欧何以能够“突然”地获得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使地缘政治论者显得太缺乏远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事实上，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以前的西欧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与欧亚内陆极富攻击性的游牧民族之间隔着俄罗斯和东欧其他斯拉夫人的广袤土地，得以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这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情形。历史上的中国不断遭受草原民族入侵，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在抵御侵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其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持续而和平地发展。相比之下，西欧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萌生和演进、经济的扩张、知识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在现代资本主义崛起时，恰恰有一个尚未开发的大陆位于方便可及的范围，等待着它去“发现”和利用。如所周知，美洲为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地，并以广袤的未开发土地为它消化多余的人口。同样重要的是，自罗马衰亡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近代以降更是民族国家林立，相互间激烈竞争，而正是激烈竞争使其发展出高效的武器和军队。再加上19世纪上半叶起陆续实现了工业化，西欧各国最终获得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力量。

　　反观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这个文明碰巧处于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期，动乱不已，衰弱不堪，很难有效抵挡武装到牙齿的西方人的入侵。但中国衰弱的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西欧和北美迅速现代化的情况下，它却由于文明史上少见的成功和极稳定的大一统格局而缺乏活力，整个民族都处于一种似睡似醒的状态。这么一个中国与如狼似虎的欧美国家、日本打交道，结局可想而知。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参与到西方主导的以资本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游戏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挣扎和奋斗，中国文明的复兴现在已成定局。相比之下，西方的力量却一直呈下降的态势。据有关研究，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世界领土在一百多年前便达到峰值，占比38.7%，至20世纪末已降到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也在20世纪初达到高峰，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4.3%，至20世纪末只剩下13.1%；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也由1950的64.1%下降到1992年的48.9%，至2025年，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更可能降至30%。中国的复兴尤其是近20年的快速崛起，意味着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较为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固然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但一个文明的优势如仅建立在更为有效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上，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作为手段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如此先进、有效，以至于能够给一个国家甚或文明带来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巨大手段优势，赋予它方方面面的全球霸权地位，那么从长远看（也从文明互动的历史看），这些制度和技术不可能不散播开来，不可能不被尚未接受和利用它们的文明所接受、所利用。随着其他文明引进并发展源自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且很快取得可观的成绩，西方先前因手段上的优势及由此获得的权力便会逐渐丧失，这是因为那些先行享有较有效制度和技术而获得优势的民族国家，与暂时不享有这些制度和技术的文明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力量与西方最终必将在手段对等的基础上，玩一种相对公平的文明间游戏，一种与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鸦片战争迥然不同的文明互动游戏；决定文明间力量对比的更根本、更持久的因素，是各文明基于地缘自然条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而非某种制度和技术所暂时带来的手段优势。

　　如所周知，2010年中国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权威机构预测，至202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巨大的经济身量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军事和政治力量，但势必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在此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之间将出现一种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文明间平等关系。这多少解释了为何西方已出现“G2”即中美共治的说法（姑不论此说法是否完全合理），而中国方面也已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如我们所知，俄罗斯在帕克的地缘政治地图中因苏联的解体已出局，“西部核心区”即欧洲因仍未统一和经济疲弱而处于跛脚状态，“南部核心区”即南亚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太低及诸多其他限制，在可见的将来仍是一个发展中地区。凡此种种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不断上升的中国与日渐沉沦但国力仍雄厚的美国将是世界大棋局中最重要的玩家，中美博弈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主线。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左右超越美国，2040年后更可能两倍于美国，而美国和英法却仍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中享有与其实力不相匹配的权力，中国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方方面面的较量必将变得空前激烈，再加上中国与日、菲等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情况将变得异常复杂，难以预测。

　　对于中国来说，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其所要做的是，既要继续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尤其重要的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拿捏好分寸，做得恰到好处。在当前这种军事上核武化、政治上互不信任但经济上彼此依赖、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大国格局中，中美两国别无选择，只能是既竞争又合作，方可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即便双方博弈变得异常激烈，中美也应尽可能采取经济、科技和文化竞争的形式。

　　可以预见，中美两国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中美应尽可能管理好“G2”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应千方百计地维持一种和平竞争的格局，尽一切可能避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恶性竞争。

　　但有一点已很清楚：如果说在综合国力仍明显弱于美国的当今，中国也表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那么几十年后在国力大增、甚至超过整个西方世界总和的情况下，中国即使想低调也不行，最终将不得不担当起头号大国的角色，不得不承担起对人类更多且更大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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