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视阈下的《村庄里的飞机》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五篇

　　摘要：西藏作家达娃次仁以一架外国飞机降落到藏区, 并对西藏地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为素材, 创作了小说《村庄里的飞机》。在这部小说中, 达娃次仁以一个传统本土的藏民族的视角, 描述了藏民族眼中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西方世界, 并对自身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 探析小说中的异国形象以及作家将其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的原因, 并探求作家写作的文化反思内容。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乌托邦色彩,他者与自我,文化反思

　　达娃次仁, 1968年7月25日出生于西藏拉萨, 是西藏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中文系, 曾在《西藏日报》、《西藏文学》、《萌芽》及《民族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西藏地区土生土长的作家, 从童年时代起达娃次仁就受到西藏传统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撰写的小说《村庄里的飞机》以西藏地区的发展变化为背景材料, 详细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藏族世界, 是对中国西藏地区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 小说中还很新鲜的出现了对异国形象的描写, 虽着墨不多但用意颇深, 通过这部作品开始有更多的人对藏民族眼中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村庄里的飞机》是一部表现古老藏区随时间发展逐步发现世界并拥抱现代文明的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未知的时间里, 由西方人驾驶的飞机因事故降落在古老封闭的藏区, 对飞机毫无所知的藏民将飞机形容为‘亮甲壳虫’、‘会飞的大鸟’、‘空中巨鸟’等, 后来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走进飞机并发现舱内死去的一名西方驾驶员。飞机的到来使村子里发生了一连串怪事,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村民、村长、乡长到城里的开发商们以及国际民间组织等, 开始对这架神秘的飞机产生兴趣。藏民们也日益对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产生反思, 他们开始认识世界并推进了村庄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小说中对西方世界的形象刻画, 可以发现藏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及心理历程。

　　形象学属于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研究门类,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与一般的文学形象分析有着根本的不同。随着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产生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定义, 法国学者卡雷认为:形象学就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而中国学者杨乃乔则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方面出发概括其定义。总的来说, 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就是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 并分析形象制作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的背景, 而并非关注“异国”形象的真实与否。

　　一、《村庄里的飞机》中的异国形象

　　(一) 乌托邦色彩

　　近年来, 研究文学作品中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或东方世界已成为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 并由此归纳总结了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达娃次仁的小说《村庄里的飞机》则恰恰相反, 小说描述了中国西藏人民眼中的西方世界形象。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这两种意义原型描述的是西方人眼中截然不同的东方形象, 前者论述了西方对东方世界的丑化、否定与偏见, 用虚构的想象与扭曲的心理意识描绘东方;后者则是西方美化中国的形象原型, 将东方想象成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而在达娃次仁的小说《村庄里的飞机》中, 西方是被美化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完美形象。

　　1.人物形象

　　《村庄里的飞机》中刻画的西方人物形象是完美的。藏民们透过飞机驾驶舱的玻璃看到死去飞行员之后的反应惊人的一致:“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声”, 感到他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中骁勇英俊的喜马拉雅王子, 远离地面居住在云蒸霞蔚的雪国之上;人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出机舱, 在见到驾驶员的瞬间甚至就连“男人都羞愧的遮住了自己的脸”, 女人们也纷纷称赞是“最高大, 最强健而又最具有男性美的人”;大家讨论这架飞机在西藏坠毁的原因时, 藏民们猜测“飞行员是万里挑一的优秀人种, 智商很高, 身体很棒”, 不可能是由于身体出现疾病等。达娃次仁通过藏民夸张的反应及毫不掩饰的赞美表现出他们对西方人的憧憬与崇拜之情。总之在这部小说中, 藏民对西方人物的想象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完美的人。

　　2.环境形象

　　小说中对异国环境的想象同样具有乌托邦色彩。达娃次仁在写到这架庞然大物的飞机降落到贫穷古老的藏族村落, 就像“一个高贵的王子来到了贫民窟”。因而可以推测出, 藏民族想象的西方环境与藏区贫民窟一样的环境是存在天壤之别的, 可见藏民族想象西方世界的环境应该是豪奢的、雄伟的、华丽的, 反映出藏民族对西方环境形象的美好想象。同时小说还提到了藏民族的智者老人对西方环境的描绘:“只有在靠近大海的地方, 才会有真正的文明, 才会有城市, 有了文明和城市, 自然就会有漂亮的机场”, 由此可见, 生活在高山大川环抱中的藏民的想象里, 西方世界环境优美, 地形平坦开阔, 靠近美丽辽阔的海洋, 有漂亮的现代化机场, 交通便利, 具有开放自由的环境, 人们居住在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因此在小说中可以看出藏民族对西方环境形象的一个乌托邦的想象。

　　(二) 言说“他者”到言说“自我”

　　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语言, 根据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定义, 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是其关注的重心。异国形象通过本民族作家笔下的塑造, 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对立和互动, 即异国形象的制造者“自我”以及被制造的“他者”。巴柔的形象学理论也始终关注“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认为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中不可能绕开“他者”对“自我”的一种对照;美国汉学家提出的互动认知方式认为“要靠他者性的进入来打散自我认识方面的确定性”, 认为要达到对“主体”的深刻认识必须跳出自我文化的桎梏, 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他者的外在的观点”的视角去理解和观察, 才会构成对自己文化新的反思和认识, 作家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实际上也言说了“自我”。

　　对藏民族而言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即是被制造的“他者”形象。达娃次仁在小说中刻画了美好的西方人物形象和环境形象, ‘我’在言说西方形象的同时也言说了藏民族的自我形象, 呈现出一个从言说“他者”到言说“自我”的过程。比如西方飞行员的完美容貌使藏族村民惊异, 从而对自我形象产生羞愧;飞机的到来使藏族村民第一次感觉到村里的路是多么坎坷不平, 所居住的院落是多么狭窄荒芜;小说中部落头人揭开熬茶的锅盖, 被茶水表面的影像吓了一跳, 这影像竟是“他们刚刚送走不久的王子般俊俏的空中神秘男人。”正如胡戈·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在他看来“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是相辅相成的, “他者”形象就如同一面镜子, 在对其塑造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自我”形象的透视和显现。

　　在当今社会, 藏族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化, 达娃次仁在看到了自身文化地位的同时也隐含了作者一定的担忧, 但他却并没有表现出对那些显性的、主流的“他者”文化的排斥和抵抗。而是保持清醒的头脑, 客观对待不同文化, 吸收“他者”文化的长处。比如伴随飞机而来的现代文明强烈冲击着古老的藏族村落, 在这一变化之下藏族人民保持健康的心态, 勇于接受新事物。他们积极利用飞机和本土文化开发旅游业;村里的年轻人开始从事服务类行业;村民栽种城里新品种的土豆并通过拍摄广告来销售土豆;接受房地产商的投资;期待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到来等等, 都体现出藏民族在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和沟通过程中勇于变革, 积极发展的态度。

　　二、形象被制造的成因探析

　　形象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对异国的形象判断, 还要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 又是怎样生存”。因此对于小说《村庄里的飞机》中异国形象的塑造, 必须深入到作家、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

　　(一) 文化身份

　　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 作家个人的感情倾向、心理状态等因素都是影响其创造形象的因素, 尤其是作家的文化身份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达娃次仁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 对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热爱, 他从藏民族的神话寓言、宗教故事、民间传说中汲取营养, 藏文化基因早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和审美理想之中。小说里藏民用本民族的独特方式表现对西方世界的崇拜, 他们在飞机翅膀上系满了哈达, 向飞机双手合十跪拜;藏民眼中的西方人如同喜马拉雅王子, 生活在由二十个太阳照耀的阳光的国城里则来自西藏神话传说。因而作家描写藏民族对西方的想象是建立在藏族本土文化基础上的, 正是由于作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的高原环境中, 作家想象出来的西方世界是自由富裕的乌托邦世界, 这些因素成为作者创作的潜在文化心理。

　　(二) “社会集体想象物”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巴柔将其解释为“异国形象的总和”。实际上所谓异国异族形象多是一种“集体表象”, 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无意识的表现。在强调形象的制造者, 即作家个人作用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一个更为广阔的因素, 即作家所从属的社会集体的参与和创造。达娃次仁在《村庄里的飞机》中所构建的西方形象, 是建立在西方和中国西藏的跨文化语境叙述当中, 这个异国形象并不是达娃次仁个人对西方形象的“再现”, 而是融入了作者所在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创造, 是整个中国西藏地区“社会集体想象物”在小说叙事文本上的反映和投射。总之, 一个作品中异国形象的塑造是依靠整个社会文化集体的想象力制造出来的, 而作家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三、文化反思

　　达娃次仁在小说中以西方形象反观藏民族本身, 在比较中对本族文化起到了文化反思的效果。

　　(一) “心理疾病”——耐心

　　西方世界的飞机使藏民的心理产生巨大变化, 他们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耐心“原来是狗屎不如的一种心理疾病”, 这种藏民所坚定信奉的所谓的“耐心”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这种耐心只是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漫漫时光里, 祖先们懒于做事, 贪图享受的一种古老体面的借口, 正是这种耐心使他们与无以数计的发现一次次的擦肩而过”。达娃次仁在对西方形象的刻画中, 揭示出古老的藏民族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小说中评价西方的飞行员“不像我们老惦记着睡觉和钱财, 他德才兼备, 志向高远, 是王中极品”, 从而启发藏族人民勿以这种所谓的“耐心”及“适度”的原则当作逃避做事的借口, 而应该拥有高远的理想和抱负, 鼓励藏民发扬勤劳奋斗的美好品质,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 推动西藏地区的进步与发展。

　　(二) 文化自觉

　　小说中反复出现一首歌曲《我的远方》, 以及猎人登上山顶眺望远方的世界激动地热泪盈眶等, 都表现了封闭的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向往, 但是古老的“耐心”让大多数藏民安于现状。达娃次仁对西方形象的刻画, 启发了西藏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将藏民族推向了世界大门的入口。

　　藏民尊重和认同现代文明, 产生文化自觉意识, 使自己在社会的转型期间更快的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 越来越多的藏民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将飞机开发成旅游景点, 对藏民族来说“是一次耐力和勇气的考验”;通往乡村外面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和不安, 但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 许多勇猛的男人从马背上掉进悬崖, 滚落进湍急的河流里, 甚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就稀里糊涂的死了, “他们一个个都死得十分安详, 像熟睡的婴孩再也没有醒来”;他们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飞机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小说的结尾, 在现代文明的拥抱之下, 古老的藏民向全世界第一次露出了他们的微笑, “他们就像一群好奇的坐在阿拉伯飞毯上的西藏孩子, 看见了这个我们朝夕相处的世界更高更远的风景”。可见藏族人民开始主动发现世界并鼓起勇气踏上新的征程。

　　小说塑造的西方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藏民族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 也表现了藏民族对自我文化的反思与期望。达娃次仁没有固守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对“他者”文化也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的谦逊与批判反思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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