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变异”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四篇

　　摘要：形象学中的“变异”是比较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从学科史来看, 以往的形象学研究者虽然涉及到了异国形象的“变异”问题, 但对变异现象疏于理论总结。从存在形态来看, 异国形象在创作、翻译、传播、接受过程中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误读等多重变异。从研究实践来看, 形象学中的变异研究应将重心放在“求异”研究上, 从文本内部和外部对形象的变异因素进行辨异, 并以“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变异研究。对形象学中的“变异”进行研究既顺应了当今比较文学追求差异性的发展趋势, 又对确立中国形象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异国形象,变异,差异性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 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 源自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形象学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发展起来,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当前学术界对形象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异国形象的真伪辨析、形象学的文化转向以及幻想、社会集体想象物、套话等问题, 但对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阐释。实际上, 在文学交流过程中, 由于在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的因素下, 异国形象在他国的译介、传播、接受等过程中都会发生一定程度或者一系列的信息增删、变形、误读等多重“变异”现象。显然, 这些“变异”现象无疑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 对其研究有利于形象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因此, 本文试图从学科史、存在形态、研究实践等方面来探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

　　一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由法国学派开创的形象学研究及其表述中已经涉及到了形象的变异问题。形象学奠基人卡雷认为, 文学间的影响有时实际上很难估量, 因此在研究事实联系时, 研究重心应当是各个民族之间、各种游记以及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其着作《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中的“幻象”一词就是一国文学作品中对于异国异族形象的想象, 形象的“想象”表明了形象的变异是必然的。卡雷的学生基亚在其着作《比较文学》中则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阐述形象学, 他指出:“对于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来说, 一个民族总不愿被迫变成一个单一体的。”[1]基亚的话表明, 人们看到的外国形象不是再对一个民族简单化的想象, 呈现在观察者眼前的形象已经有所变形。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认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 它是对他者的描述……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文化现实间的、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2]“总体想象物”和“符指关系的差距”表明形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会导致变异的产生。在此基础上, 巴柔进而指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 并非现实的复制品 (或相似物) , 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 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存在于形象。”[3]这里的“重组”“重写”表明形象的生成过程具有极大的主观性, 形象创作中发生的变异则主要是与创作者有关。随后, 巴柔的学生莫哈给形象下了一个定义, 指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 是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 的形象, 最后, 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4]。莫哈将形象看作是作家及集体对作为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特殊感受和想象, 正因为它是一种感受和想象, 所以变异才成为可能。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 莫哈指出:“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作是对一个先存在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5]莫哈拒绝将文学形象看作现实形象的复制品, 而是将形象视为幻影等, 其实表明作家与集体描述之间的离心关系本身就包含着变异。莫哈进一步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 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 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6]莫哈在此关于“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的表述更进一步地阐明了形象在创造过程中的变异。法国学者布吕奈尔等人指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7]换言之, 布吕奈尔等人将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文本映像, 其本身就蕴含着想象与原型之间的偏离和变形。而丹麦学者拉森则指出:“一种形象绝不仅仅具有一种直接可读的内容, 洞悉一种形象的内涵总是暗含着在形象本身的视角与使用或产生形象的视角之间的摆动。而且形象的中心并不设置在这两个位置中的任何一个之上, 却设置在二者之间所浮现的位置之上。”[8]拉森指出形象中心的设置在形象本身的视角与使用或产生形象的视角之间摆动, 这意味着形象并不与原型完全重合, 而是在原型的周围摆动, 变异由此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 形象学研究中的“词汇”“套话”, 如“鬼子”“洋人”“鬼佬”“倭寇”等很多文本中出现的特定称呼和异国形象, 更多地反映了对待“异国”的一种集体心理和语言变迁。针对此种现象, 法国学者阿莫希明确指出:“没有什么 (套话) 是在所有地点、所有时间都普遍有效的。”[9]显然, 缺乏普遍有效性是变化的前提, 其中的变异窥见一斑。

　　从以上种种论述可以看出, 以往的形象学研究虽然提到了异国形象的“变异”问题, 但遗憾的是, 欧美学者对形象学中的变异现象或变异因子没有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专门的梳理和总结。原因何在?从比较文学的发展来看, 法国学派为了应对克罗齐等人的诘难, 人为地收缩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具有实证关系的国际文学关系史上, 并建构起流传学、媒介学及渊源学三大学科体系与方法论。然而, 在实际的研究中 (渊源学研究) , 由于一些关于异国形象的看法与作家所在国的集体想象物存在密切联系, 因而隶属于实证性研究的形象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是相悖的, 特别是法国学派在研究国际文学关系史时, 只注重研究存在着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 突出了实证性和科学性, 而忽略了变异的一面, 由此自然将形象所产生的“变异”遮蔽了。事实上, “变异是不同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也是文化、文明相互影响、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10]。以此而言, 忽视文学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变异现象, 疏于形象学中变异的理论总结, 既不利于对异国形象进行全面的分析, 也不利于形象学研究的深入。因此, 我们对这一问题有重新认识和思考的必要。

　　2005年, 国内学者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变异学”的理论构想, 指出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 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 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 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11]他进一步指出, 变异学理论构想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等研究中涉及的变异问题, 并将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离出来, 归为变异学研究。客观地说, 处于发展阶段的变异学理论虽然还不够完善, 将形象学归于变异学还需论证, 但其“变异”理论内核却合理地揭示了在研究文学流变的过程中, 人们常常忽视了信息失落、艺术变形、文学误读等变异现象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 变异学的合理内核一方面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另一方面也为形象学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提供了参照, 即“要注意这一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 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 来分析其规律所在”[12]。毫无疑问, 要改变这一不足, 除了对形象学在作家、文本、文化的维度进行传统实证、考据为主的研究外, 还需进一步注重形象发生的变异及其变异过程。

　　二

　　从文本的存在形态来看, 异国形象在创作、翻译、传播、接受过程中都会产生多重变异。具体来看, 主要有四个层面的变异:一是在形象创作过程中, 创作的异国形象与形象原型之间的变异;二是在形象翻译过程中, 原语形象与译入语形象之间的变异;三是在形象传播过程中, 文化过滤后的形象与文本形象之间的变异;四是在形象接受过程中, 读者接受的形象与文本形象的变异。

　　1. 形象创作中的变异。

　　一般来说, 作家创作的异国形象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异国形象为基础进行塑造, 一种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凭空想象来塑造异国形象。无论哪种情形, 由于异国形象是创作者主观心理作用的产物, 创作者在创造这些异国形象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想象、身份、先见、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态度以及注视者观看异国的时间、距离、频次等因素的影响。在诸因素中, 先见、想象、态度则是形象在创作过程中发生变异的主要因素。先见是形象创造的视域形态, 创作者所拥有的实践经验、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等决定着创作者在形象创造时所持有的观点、立场及价值评判标准。想象是形象创作的心理机制, 无论是形象的“再现式想象”还是“创造性想象”都是作家心理机制在不同层次的体现, 都是作家的一种主观艺术行为, 这一过程不可能彻底遵循摄影式的写实原则, 都会产生变异。形象创作者和形象所构成狂热、憎恶和亲善等关系以及创作者对形象的不同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 也会使创造的文本形象与客观的实际形象之间形成了张力, 产生了一系列变异。如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大地》等小说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为西方读者重构一个古老而富有诗意的中国形象, 改变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待中国形象的贬损态度。此外, 与异国形象塑造相关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也是形象发生变异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形象翻译中的变异。

　　有学者指出:“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塑出原作所处社会的国家形象或文化形象。”[13]这一阐述表明, 从形象学的角度看, 异国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形象翻译的过程中建构的。如林语堂先生的英语小说Moment in Peking, 目前在国内主要有三个不同的译本, 即郑陀、应元杰合译《京华烟云》、张振玉译《京华烟云》和郁飞译《瞬息京华》, 这些译本对原小说中一些异国形象的翻译就很好地说明了翻译中所发生变异。如对原小说中“Whitesoldiers”一词的翻译, 郑陀将其译为“白人兵丁”、张振玉将其译为“白鬼子兵”, 而郁飞则将其译为“白种鬼子”。不难看出, 译文中“鬼子”一词反映了译者对西方侵略者的痛恨溢于言表, 而“兵丁”一词则是译者对西方侵略者形象的一种称谓还原, 情感色彩比较平淡。再如对原小说中“Red-Haired, Blue-Eyed Monsters”一词的翻译, 郑译、张译和郁译分别译为“碧眼黄毛的妖怪”“红头发蓝眼睛的妖精”“红头发蓝眼珠的怪物”。从“妖怪”“妖精”“怪物”三词可以看出, 尽管三位译者使用的译文不同, 但在此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西方人的一种妖魔化想象。其实, 单从字面表述来看, 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在阅读英文版《京华烟云》时, 并不能够体悟到作者 (或中国人) 在当时赋予这些形象词汇的感情色彩, 而当把这些词汇翻译成中文时, 译者就会结合时代悲情和民族情绪赋予原文不同的情感色彩, 选择不同的词汇。对于其中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如是指出:“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 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觉不自觉地就会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来解读异国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等等, 这样的主观感情的渗入, 会干扰形象图式的改造、冶炼和新的形象的重新组合, 引起形象变异。”[14]显然, 就以文本本身来说, 这种富含情绪化的集体想象及其翻译已经与实际形象有所偏离而发生了变异。进而言之, 形象的翻译过程, 既是对异国形象“他者”化的创造过程, 同时也是异国形象发生变异的过程。

　　3. 形象传播中的变异。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由谁传播 (传播者) 、通过什么渠道传播 (传播媒介) 、产生什么效果 (传播效果) 是异国形象传播过程 (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 中的关键环节。传播者作为形象传播的起点, 起先在形象的生成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基础性的角色。传播者如旅行者、传教士、游记作者等对异国形象的观察、描述以及塑造, 特别是传播者所具有的文化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形象在传播过程中的偏离、误读和变形。如传教士在异国各地进行传教的过程中, 通过感受和体验异国的风土人情、人文精神及民风民俗等, 并按照自己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 去理解和评价异国文化, 他们所描述的异国形象往往会与现实的异国形象偏离, 由此造成对异国形象的误读和变形。形象的传播还需要借助某种媒介才能实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从早期传统的传播媒介 (各类文学文本如游记、笔记、日记、小说等等) 到今天新兴的传播媒介 (各类电子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等) ,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异国形象描述方式的改变不仅在于呈现方式的变化, 更重要的在于传播内容的信息数量、艺术内涵的变化。如人们在中国小说中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日本人形象, 特别是对某一小说的影视改编, 同一异国形象在小说与影视中常常大相迥异。形象的传播还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即传播效果如何, 这涉及到对于异国形象的评价。其中, 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那些用来描绘异国的套话就是对异国形象传播效果的最佳体现, 代表着一定时期对异国形象的约定成俗, 其变化则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其的社会想象和总体看法, 社会习俗、文化规约等则会影响形象传播的有效性。在形象传播这一系统性过程中, 对异国形象进行传播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 异国形象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会不断地改变和重生。

　　4. 形象接受中的变异。

　　异国形象在接受过程中, 一方面因接受国的文化、心理、文学传统差异等必然会使读者对形象的鉴赏、研究产生差异;另一方面因接受者的知识结构、兴趣习惯、身份差异等必然会使读者对形象的阅读、理解产生不同的效果。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 “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 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15]。就此而言, 接受主体的不同必然导致形象的接受产生变异, 甚至形象在流传接受过程中还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异。若宏观考察, 异国形象在接受中发生的变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审美文化的差异, 二是文化过滤机制。在横向的空间比较中, 不同文化、地域、民族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在纵向的时间比较中,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取向。中西审美文化的不同, 特别是不同国家接受群体审美文化差异使异国形象在接受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从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文学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交流时, 由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会有意无意地对一些文学信息进行删减、增值、选择等文化过滤, 由此也会带来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一般来说, 异国形象在文化过滤中发生的变异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接受群体。不同文化圈的各个民族、社会对于同一文学作品的意义理解所产生的差异。如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及其作品在中国和美国的不同评价等现象。第二是接受个体。不同情趣和美学追求的作家对异域作家作品和思潮的不同接受, 以及异域文学进入本土后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写、再创造而终致发生变异。如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对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结局等方面的改写和再创造。第三是不同时代和民族对同一形象的接受。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人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形象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就有不同理解和评价。可以说, 在这三个层面中, 形象的扭曲、美化均源于文化想象中的过滤机制, 这就难免会造成对异国形象在某些认识上的偏差和评价上的倾向性。

　　三

　　异国形象在创作、翻译、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多重变异并非泾渭分明, 而是构成一个一系列变异因子的集合。那么, 如何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变异”进行探究呢?其变异研究的思维方式是“求同”还是“求异”呢?具有何种现实意义呢?

　　从汉语词源来看, “变, 更也, 异, 分也” (《说文解字》) 。“变”和“异”是变异的两个侧面, “变”是指事物在横向时间和纵向空间中的变化, “异”是指事物在变化中产生的与原事物不同的东西。基于此, 对形象学中的变异现象进行研究, 就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实证性的“求同”研究, 而将重心放在审美性的“求异”研究上, 探索异国形象在他国的文学流变, 即“由变及异”。同时, 当代形象学的研究重心已经从被建构者转向建构者, 从辨别形象的真伪转向研究形象的产生、流传及其过程中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既要关注文本内部的形象变异, 也要注意从文本外部探讨形象的变异, 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变异因子进行辨异。

　　从内部研究来看, 形象学的变异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描述形象发生变异的具体表现及过程。这一层面是最基础的层面, 主要考察形象在他国的流传过程中, 作家所描述的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具体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异, 其变异的过程又如何。二是总结形象发生变异的特点和规律。这一层面主要是在异质文化的大背景下, 考察变异后的形象相对于“原型”形象有何不同的特点, 描述形象在变异过程中呈现出何种特征, 追溯作家是如何塑造形象的, 读者又是如何还原和解读形象, 以便总结其变异的规律。三是探究形象发生变异的深层原因。这一层面是形象学变异研究的重点所在, 主要分析和思考形象的变异何以会发生, 尤其是形象变异的深层文化原因何在。

　　从外部研究来看, 形象学的变异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异国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关系层。在这一层面上, 变异研究就是要分析和研究特定作家或作品的异国形象, 参照相关历史时期人们关于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同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相关 (相符、相近或相反) , 以辨析该文学作品或作家是在复制、逃避还是批判生活。二是不同作家的关系层。在这一层面上, 变异研究辨析不同作家笔下产生的迥然不同的异国形象, 或是同一作家眼中异国形象之变异。三是不同读者的关系层。在这一层面上, 变异研究主要辨析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于同一形象所产生的不同阅读感受和心理反应, 深入研究接受者审美文化的组成成分和文化过滤的运作机制, 分析审美文化的来源和走向。综合来看, 研究异国形象所发生的变异, 就要从文学的创作者、作品、接受者的角度, 既要研究创作者的心理机制和文本创作过程, 也要深入挖掘作品异国形象变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更要研究读者对形象的接受, 形象变异的生成和形象接受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丹麦学者拉森曾指出:“形象的属性是一个持续变化之过程的结果, 该过程掩盖了预先假定的那些差异, 没有那些差异, 就不会有任何形象, 而且即便只是暂时的, 它也会将那些差异转变成具有某种属性的一个形象——从某种距离之外加以观察。”[16]据此而言, 若将差异作为形象的一个基本属性和存在形态的话, 那么, 形象学变异研究的基础和立足点应该在于文学的差异性存在样态, 因为差异性是变异的必然结果, 变异是差异性的具体体现。然而, 从比较文学的发展来看, 比较文学在建立之初, 其立足点在于寻求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文明中文学的相同之处。法国学派的“弃异求同”、美国学派的“去异求同”以及中国学者的“蔽异求同”, 其共同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差异的重要性。纵观当今世界学术潮流, 特别是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 学术谱系的重心倾斜于“差异性” (异质性) 的追求, 特别是“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 文化的异质性是第一道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道背景”[17]。现如今, 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比较文学研究的更大价值在于寻求不同国家的文学在流传、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因素。其差异性研究就是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在求证同源性的同时关注变异性, 追求共通性的同时也关注异质性, 注重在异质文化互动基础上去体认文学交往中流变的事实。

　　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若能改变求同的思维定式, 以求异的思维方式来从事形象学研究,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探讨形象变异发生的过程和原因, 总结各国文学交流中形象流传变异的规律和形态, 理解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作用下发生的创造性转化及其价值意义。一方面可以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审视中, 探究隐藏在形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思维等方面的不同, 打破传统影响研究对形象的僵化认知模式, 建构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形象对话机制, 建立一种更加开放的文学动态生成机制。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当今国际社会,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产生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就在于文化方面的差异, 而形象作为一国文化的隐喻或“软实力”象征, “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 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形象是在“他者”的文化中形成的, 只有深入到彼此文化的异质性之后才能发现形象的变异所在。对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和描述, 说到底是对异质性文化注重和“求异”思维的重视。无论是从西方来看中国, 还是从中国来看西方, 其中西互看的双向审视过程既是对形象差异性的呈现过程, 也是探究形象文化内涵和主体价值的一种合理可靠的方式, 正如周宁所言:“形象就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 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 确认自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19]因此, 以“求异” (差异性) 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形象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消除西方人对中国形象在认知方面的偏见, 对重新确认、理解折射在西方他者身上的中国形象, 确立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见, 重视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 聚焦于异国形象在他国的译介、传播、接受等过程中发生的多重变异, 探析异国形象产生变异的诸层原因, 改变注重求同的思维定式而转向求异的思维方式, 可以有效弥补现有形象学研究中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既顺应了当今比较文学追求差异性的趋势, 也符合形象学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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