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朗松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作用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文（8篇范文）之第三篇

　　摘要：朗松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做出了建设性的学术勾画,隐含了后来被梵·第根总结出来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研究的基本因素。他主张以历史方法研究文学史,历史地处理文学作品的来源和影响问题,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特征。他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却又意识到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重视“特殊事实”,又不忽略“感情色彩”“美学意义”与“鉴赏趣味”;关注影响,却反对把类似关系随意扩大为从属关系;既强调影响,又推崇独创。朗松的比较文学思想对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朗松,文学史方法,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谈到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我们自然会想到流传学(即誉舆学)、渊源学(即源流学)、媒介学等基本研究范式,这些基本研究范式已被学界广泛使用,其影响也远远超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而对这些基本研究范式较早作出集中而清晰界说与总结的学者,正是法国着名比较文学专家梵 ? 第根。他在1931 出版的代表性学术专着《比较文学论》中,分别列专章从放送者、接受者、传递者的层面,详尽地探讨了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容。

　　梵 ? 第根首先对放送者、接受者、传递者作出界定:“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底起点:作家,着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传递者’。一个国家的接受者在另一个说起来往往担当着‘传递者’的任务”(64—65)。“我们应该把‘放送者’‘接受者’或甚至‘传递者’的这些因子隔绝,以便个别地去探讨它们,并确切而有范围地证明那些影响或假借”(第根66)。继而,梵 ?第根清楚地强调了这三种研究范式各自所关注的重点和指向:“如果他是置身在放送者的观点上,他可以研究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种国别文学在外国的‘成功’、它们在那儿所生的‘影响’,以及在那儿以它们为模范的各种模仿(在这些种种不同的表现之间,本位是在放送者那里的);如果他是置身在接受者的观点上的,那么他便要去探讨一位作家或一件作品的可以任意变化的‘源流’,而这时本位便在接受者那里了。最后,他会碰到那些促进影响之转移的‘媒介者’;那时每个主题的本位便在传递者那里了”(75)。由此他认为:“一位作家在外国的影响之研究,是和他的评价和他的‘际遇’之研究,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竟至这两者往往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研究称为‘誉舆学’”(136)。关于渊源学,他说:“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之从一国文学到另一国文学的过渡,是照着种种形态而通过去的。这一次,我们已不复置身于出发点上,却置身于到达点上了。这时所提出的问题便是如此:探讨某一作者的这个思想、这个主题、这个作风、这个艺术形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源流’的探讨,它主要是在于从接受者出发去找寻放送者。我们给这种研究定名为‘源流学’”(170)。而“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着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的采纳的那些‘媒介者’。我们可以称这类研究为‘中介学’” (第根182)。梵 ? 第根的界定与论析明晰详尽,富有权威性,因此,他被公认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集大成者和泰斗级人物。

　　众所周知,任何学说的产生、学派的创立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断吸纳、不断壮大、不断成长、不断整合的阶段,其间若干先驱者们宝贵闪光的思想被有选择地继承、沉淀下来,成为一个学说或者一个学派的重要基因。梵 ? 第根作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中就融合、渗透着其他先驱者的思想因子。居斯塔夫 ?朗松(1857—1934)正是其中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先驱者。朗松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着名文学史专家,代表性着作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1894)等。他被巴登斯贝格、梵 ? 第根、基亚等比较文学专家尊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着名的先驱性人物,他对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这里我们主要以他的代表性论文《文学史方法》(1910)为中心,从影响研究基本范式、实证与审美、影响与创新等三个层面来探讨其学术贡献。

　　一、朗松对影响研究基本范式的学术构想

　　在“文学史方法”这篇长文中,朗松认为,要认识一部作品,首先是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并通过文献目录学的修正和补充,明白我们应该研究哪些作品;其次就是要就作品本身“提出一系列问题”,“要使我们的印象和思想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操作,把这些印象和思想加以改造,予以明确”(18)。如果我们把他提供的九点思路归拢一下,就会发现,他已经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做出了建设性的学术勾画,隐含了后来被梵·第根总结出来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研究的基本因素。

　　在朗松的研究设计中,流传学方法的雏形已经显露。朗松指出:“作品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与成就并不总是吻合一致的。决定其文学影响的研究恰恰与对其源流的研究反其道而行之,但方法则是一样的。对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弄清。记载版次和印刷次数的目录学可以显示书的流通情况”(19—20)。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在流通过程触及了怎样的人,至少是哪些阶级、哪些地区的人。最后,报刊上的书评、私人间的通信、个人日记。有时还有读者所作的眉批、议会中的辩论,报刊上的论战,甚至司法案件,都会提供一些信息,使我们知道读者是怎样阅读此书,它在他们思想上又留下什么痕迹”(朗松20)。在这里,梵·第根所说的专门针对作品取得的成就和对社会的影响而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流传学方法研究。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研究作品成就及其社会影响的基本思路。第一,从版次、印刷次数看作品受欢迎的程度;第二,考察作品在哪些人群和地域中广被传播接受;第三,从书评、私人信件、日记等环节入手,从中探寻作品给人们的思想留下的影响痕迹。这些都是流传学研究中应该回答的基本问题。第四,他认为对“文学影响的研究”,与对“源流的研究”路径正好相反,但使用的都是实证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朗松意识到,探讨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难度的课题,需要在“更难以弄清”处寻找可循的痕迹。这暗示了实证的重要性。

　　在谈及“文学影响的研究”时,朗松看到了“影响与成就并不总是吻合一致”(19)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广泛流行并产生社会影响的作品不一定是成就最大的作品,恰恰是一些二三流作品。这些作品虽非经典,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对经典的诞生起过积极的作用,并有所贡献,这正是值得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朗松看到了这个常常被忽视却有自身独特价值的领域,所以他从比较文学角度为挖掘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曾经起到过的“烘托”“铺垫”和“过渡”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定位与学理依据。朗松指出:“杰作是在别的一些文学作品之后出现的,这些作品也应该予以考虑”(27),应该给这些“较次的、被遗忘了的作品以尽可能多的篇幅”,因为“正是这些作品烘托出那些杰作,为它们做了铺垫、显示其出现的理由,并阐明这些杰作的来源与价值,从而表明从一部杰作到下一部杰作之间的过渡”(20)。对此,稍后的梵 ? 第根也作了相似的表述,与朗松遥相呼应。基于有些作家在外国产生影响的作品“往往又不是那最重要的几部”(72)的实际情况,梵 ? 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让一个大地位给本国文学史所只稍稍提到或竟不提的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作家,因为他们在作为‘放送者’或‘传递者’说来,却也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73)。朗松所言“较次的、被遗忘了的作品”的“过渡”作用,正是梵 ? 第根所谓的“放送者”“传递者”角色的作用。这足以说明,有时候“比较文学家的价值表,是和各本国文学史家的价值表绝对不相同的”(第根73)。

　　在谈论作家创作来源问题时,朗松也触及到了渊源学的核心内容。首先,他认为渊源学研究的重心与流传学正好相反,它关注的中心是接受者而不是放送者。其次,提醒研究者把握作为接受者的作家的创作心态,注意传记材料,与传记研究结合起来。例如“作品是怎样写成的?作者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又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这样的境况?这就要请教传记了”(朗松19)。第三,注意作家创作来源的探究:“作品是利用什么材料写的?这就要探索它的来源:对这来源两字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要只去寻找明显的模仿和赤裸裸的抄袭之处,而应去寻找口头或书面传统的一切印记,一切痕迹。在这一方面,应该把可感知的一切暗示和色彩都推至极度”(朗松19)。朗松指出,对于作家创作来源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明显的模仿痕迹的层面,还要追溯那些“口头的”,特别是“书面传统的一切印记,一切痕迹”(朗松19)。这里涉及到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口传的渊源”和“文字的渊源”。第四,告诫来源研究需要避免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不恰当地把所有观察到的事实的应用范围加以扩大。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类似关系,就把这种类似关系说成是从属关系。‘X相似于Y’就变成了 ‘X抄袭或模仿Y’。有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从属关系,就说这种从属关系是直接的或瞬即的:‘X从Y中得到启发’;然而我们忘了曾经有过或者可能会有一个Y是从Y中得到启发,而X则是仅仅从Y中得到启发的”(朗松23)。关于警惕类似不等于影响的问题,梵 ? 第根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当对作品进行比较的时候,“因为它们的类似使人推测到有影响关系在着。为要作这种对比,那么这些类似必须在形式上很确实,或在表现的思想上很贴切,而决非偶合。……有些很显着的类似,一眼看去好像是从一种影响而来,可是一加以更深切的检讨,我们就看出绝对不然了”(161)。显然,两人都反对把类似视为影响的结果。

　　朗松在针对文本问题发表看法时,还部分地涉及到了媒介学的一些核心元素。例如他提出相关研究中必须考虑:“文本是否真实?如不真实,是错误地归之于某一作者?还是完全伪造?”“文本是否纯正而完全,有无篡改与删节?”(18)这里虽然没有提及译文,但是所涉问题的性质显然与译文有关联,因为译文与原着相比,常常会与“纯正”、“完全”有差别,甚至因种种原因存在“篡改与删节”的现象。对这些出入和差异进行探讨,显然是媒介学的范畴。朗松还提醒注意文本版次之间的差别及其所体现的“审美趣味”、“艺术原则”、“思想方法”等问题:“自初版至作者所定最后一版之间有何修改?各种异文中体现了在思想和审美趣味方面的哪些演变?”(朗松18)这其中隐含了互文研究的方法特征。朗松进一步指出,这种研究不仅要确定“文本字面上的意义”,即“通过弄清隐晦的关系,历史的或人物传记方面的影射来确定词句的意义”,而且要确定“文本文学上的意义,即确定其在知识、感情及艺术各方面的价值”,“可以在一个强调成分、弦外之音、表达方式中看出作者深刻严密的意图,它们时常修正、充实文本表面的意义,甚至与之适得其反”(朗松18-19)。

　　从上面的梳理不难看到,朗松的相关论述虽然较之梵 ? 第根还显得不系统、不全面,但却初步勾画了流传学、源流学、媒介学研究的大致范围、研究内容、研究途径等基本要素,是法国比较文学理论渐趋成熟并自成一体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影响研究学派的创立,特别是对梵 ? 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富有建设性的启发与贡献。可惜的是,以往我们国内学界在介绍法国学派理论的形成历史时,很少提到朗松的名字,更少提到他在这方面的具体贡献。这是有缺憾的不完整的叙述。

　　二、朗松文学史方法中的“实证”与“审美”

　　法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多主张采用科学严谨的历史批评方法。这种科学严谨的历史批评方法,具体体现在研究实践上,其显着特征就是实证性。朗松主张以历史方法研究文学史,历史地考察和处理文学作品的来源和影响问题,无疑具有明显的实证特征。不过,他认为:“构成我们的‘特殊事实’的那些作品所具有的感情色彩和美学意义,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它们时不能不动感情,不能不运用想象,不能不诉诸鉴赏趣味”(6)。他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但又意识到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重视“特殊事实”,又不忽略“感情色彩”“美学意义”与“鉴赏趣味”。他说:“人们希望文学史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基础坚实,将鉴赏趣味的各种印象和专断判断中的先验的东西排除出去。但是,经验否定了这样的意图”(朗松13)。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学家面对一份资料,努力估量资料中有多少个人成分,以便将之排除”,而“作品的感情力量或美学力量却正系于这些个人成分”,这些属于个人成分的“感觉、激情、趣味、美”等等,“我们要把它们保留下来”(朗松6)。“如果说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异于历史资料,是由于它能在我们心中激起美学的或感情的反映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中蕴含这种特点,在方法上如不加以考虑,那就既奇怪又矛盾了”(朗松9)。因此,他下结论道:“完全消除主观成分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而印象主义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反应,那就只能记下别人的反应。这些反应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但就我们所要认识的作品来说,则是主观的反应”(10)。

　　需要指出的是,朗松对“鉴赏趣味”(也即“审美感”)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对其内涵与作用有相当独到精辟的论析。他说:“我们所谓的鉴赏趣味是情感、习惯和偏见的混合物,我们的精神品质的一切成分都为它提供一些东西。这个鉴赏趣味把我们的习惯风尚,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激情都通通地带入了文学印象之中。历史可以把我们的审美感从我们身上分离开来,或者至少使我们的审美感接受我们心中的历史概念的约束。鉴赏趣味的作用在于掌握将某一作品与一种特定的理想、一种特殊的技巧相联系的各种关系,在于掌握将每一种理想或每一种技巧与作家的精神或与社会的生活相联系的各种关系”(朗松12—13)。基于“鉴赏趣味”的重要性,朗松建议“在文学中跟在艺术中一样,我们应该有两套鉴赏趣味,一套是个人的趣味,由它来挑选我们的乐趣,选择我们身边的图书和画册;另一套是历史的趣味,用它来进行我们的研究,这个趣味可以区别各种风格的艺术,它按照风格完美的程度感知每一部作品的艺术”(13)。在这里,朗松对“鉴赏趣味”的肯定态度溢于言表,并无排斥之意。

　　不过,朗松确实又敏锐地感到,影响研究“既不能够消除我们个人的反应,而保留这样的反应又可能有某种危险”(6)。他认为既要“用上主观的情感与趣味”,“又应该对主观的东西加以提防和控制,免得借口描绘蒙田或维尼,结果成了描绘我们自己。一部文学作品首先应该还原到它诞生的时代,通过它与作者及这时代的关系来予以认识。文学史必须历史地予以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朗松19)。我们不厌其详地引用朗松的这些相关话语,就是想同时呈现他清醒、理性状态下存在于深层次意识中的一种矛盾、纠结心态。实际上,这种矛盾、纠结心态,不仅缠绕着朗松,而且缠绕着后来的梵 ? 第根、基亚等法国比较文学学者。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需要追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以实证为鲜明特色。比较文学中的实证,主要就是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客观分析而不是主观阐释,去发掘其中的真实蕴涵,这种真实蕴涵是作家独特的精神创造,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因而实证过程中,“收集资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所有各种方法的价值都由作者的聪明才智的大小来决定。我们也要思想,但我们只要正确的思想”(朗松30)。朗松之所以清楚地认识到实证方法与审美鉴赏缺一不可,却又在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上显得很纠结,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知在处理实证方法与审美鉴赏关系的问题上,是需要格外慎重小心的,稍不注意,过分的“主观的情感与趣味”就会损害文本的客观真实性,势必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因此,朗松比较文学思想中有两个重要方面特别值得一提,这不仅关乎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和质量,而且是理解法国学者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学理依据。第一,朗松强调文本研究,注重对文本本身的追问,文本才是第一研究主体,一切合乎事实的结论都应该出自文本。他认为:“我们应该对文本作直接的解释。绝不要像我们经常无意识地所做的那样,用等值物来替代文本”(朗松23),“‘某甲写的是a;而a跟b是一回事;因此某甲之所以想到b,那是因为……’而我们就不会过问a,其实a才是唯一真正的文本;我们只在b上下功夫,而b是我们在判断同一性时贪图方便,过分信任而制成的伪文本”(朗松23—24)。这也正与他自己倡导的对源流研究接受终端的关注相呼应、相一致。第二,强调研究充分依据事实,并合理地运用事实。朗松所说的“特殊事实”,特指具有影响关系的事实证据。他强调影响研究不能想当然推论,“在形式逻辑的每一步推理之后,都必须返回事实,从事实中取得充分的资料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千万不要未予极度的警惕就从推论中得出推论”(朗松23)。由于人们常常有“把事实和作品的意义予以扩大”的倾向,为了“不要损害意义的正确性”,“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把它加以限定”(朗松25),既不能把看到的作品之间的类似关系想当然地视为有影响的从属关系,又不能将可能是多元交叉复杂的影响关系简单化为单一直接的影响关系。影响研究必须杜绝此类结果的出现,即让“可能性变成了似真性,或然性变成了明摆的事实,假说变成了业已得到证明的真理”(朗松28)。可见,朗松基于反对比较研究的随意性,强调实证的科学精神。实证方法的运用对提升研究结果内涵的可信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朗松的观点对今天学术界存在的浮夸臆测、随意比较的现象仍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

　　但是话还要说回来,朗松虽然强调实证,却不轻视、排斥其他批评方法,包括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批评,相反,他主张多种方法并用。他在“圣伯夫之后”一文中说:“在选择文学研究的方法时,切忌过于简单化。文学中无所不包,要想如实地认识文学,我们的脑子也得无所不包才行。科学方法、美学感、对生活的直觉,全都有用”(562)。朗松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并非以科学要求文学,“任何一门科学也不能按照另一门科学的样子来裁剪;科学的进步在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它们每一门都服从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学史要想具有一点科学性,首先就应该避免滑稽可笑地模仿任何别的科学”(朗松14)。进而他阐发道——

　　如果说科学方法的首要要求是使我们的精神受制于对象,根据我们所要认识的事物的性质来组织各种认识手段,那么,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承认并摆正印象主义的作用就比否定它的作用更加合乎科学了。你否定一个客观现实并不就取消了这个客观事实,这个不可能清除的个人因素会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工作之中,无规律地起它的作用。既然印象主义是使我们感觉到作品的力量与美的唯一的方法,我们就老老实实地把它用之于这个方面并坚决地把它局限于这个方面。在我们运用印象主义的时候,应该善于将它识别、予以评价、予以检查、予以限制——这是使用它的四个条件。关键在于不把知道与感到相混淆,要倍加小心,才能使感觉成为知道的一个合法的手段。(朗松11—12)

　　“识别”“检查”“评价”“限制”,“不把知道与感到相混淆”,正深刻而准确地反映出了朗松对实证与审美关系的辩证认知。20 世纪六十年代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对实证研究中美学鉴赏因素的强调,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更是其自身内在学术传统自然传承的体现。艾金伯勒在其名着《比较不是理由》中,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艾金伯勒102—103)。这三个“结合”与朗松的比较文学思想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三、朗松比较文学思想中的“影响”与“独创”

　　强调影响、注重独创,是法国文学研究、也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从实际情况看,法国学者在探讨影响时,总是和独特性、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就朗松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他虽然关注影响,但同时也十分强调差别,非常在意独创。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必须“一方面找出个性,指出它与众不同、不可略去、不可分解的那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把一部杰作放回到那个系列之中,将这天才的作家看作为某一环境的产物,某一群体的代表”(朗松8)。因为“即使那些个别既伟大又优秀的人物,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对于个人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关注他们自身,我们就无法对他们有所认识。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大多在他身上既装载着前几代的沉淀,又作为当代各项运动的总汇:他身上有四分之三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朗松7)。如果说影响是一种继承和接受,那么独创就是继承和接受中衍生出来的不同于已有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属于创作者的独特贡献。正如朗松所说:“历史学家在一般事实之间探索差别,我们则在人与人之间探索差别。我们希图确定个人的独创之处,也就是一些特殊的、独一无二、无法类比的现象”(7)。他还重申:“我们的主要工作在于认识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以区别其中属于个人的东西与属于集体的东西,区别创新与传统,确定这些东西与我国智力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与欧洲文学及文化发展的关系”(17)。在“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朗松更是将接受影响与个性表达结合在一起加以推崇。他指出,外来影响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用在于使民族精神超越自我,将它丰富起来,从而帮助它向前发展”,“别人已有而我们欠缺的东西这个明确的意识指引着我们的创造力量向前冲击”(朗松78—79)。另一个方面是“外来影响不止一次地起着解放我们的作用”(朗松80),“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照原样复制外国思想,复制外国诗歌,……我们只是从中吸取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对外国思想或者外国诗歌的看法,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只要能符合我们心中那未曾表达的梦幻就行。……我们是模仿他们的榜样而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好’”(朗松82)。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对影响与独创的关系也有精彩的阐述,其中明显看到他对朗松观点的继承。他说:“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象一幅画,一座雕像,一首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文学史应该把它安置在它所从属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并估量着作者的因袭和创造而鉴定作者的独创性。为要了解拉马丁的《默想集》的新的贡献,那必须认识以前的悲歌和哲理诗。同样,在研究一部作品的后继者的时候,我们便格外容易看出那作品的价值。卢梭的《忏悔录》不仅本身重要而已,它还因为它所引起的那一大批感伤的自叙传而显得重要。有一些名着还不如说是集前人之大成;有一些名着是开发端绪;有许多的名着却大都是两者兼而有之”(7)。在梵·第根看来,作为心智产物的文学名着,总会有所继承和借鉴,也有所发展和创造,只有将作品置于特定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加以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估量着作者的因袭和创造”,从而“鉴定作者的独创性”“新的贡献”和“价值”。

　　从比较的角度看,朗松是把“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在特定“系列之中”谈作家作品并置在一起讨论的。他认为只有在“系列之中”看“过去”和“现在”,才能区别“属于个人的东西”和“集体的东西”,才能在“传统”中发现作家“真正独创的东西”。梵 ·第根也是把“因袭”和“创造”放在一起来讨论的。他认为“心智的产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系列之中”,考察它的“前驱者”和“后继者”,才能“鉴定作者的独创性”。我们梳理这些观点,意在说明法国学者倡导的影响研究,并不像作为常识被常常告诉给我们的那样仅仅关注影响和接受本身。以往我们把法国学者所强调、偏重的实证特征,片面地理解成了“唯一”的特征,“唯一”认知的结果,必然遮蔽了其他的一些相关重要信息,妨碍了对法国学派全面客观的观照。例如,我们经常引用梵·第根下面这段话,作为批评法国学派重实证而轻审美批评的确证:“‘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17)。但是,我们却又常常忽略了它前面的这段话:“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17)。请注意,梵·第根的比较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少不了价值判断,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及其意义,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或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表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同样,我们更多地是关注他对“影响”的论述,而忘掉了他对“独创”的态度。他认为文学名着常常既是“集前人之大成”,又是“开发端绪”,这就不仅强调了接受和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了“独创性”和“新的贡献”。

　　朗松不仅在批评理论上倡导影响与独创的有机联系,在批评实践上也是这样践行的。例如,“龙萨怎样创造?”这篇1906 年发表在《大学评论》上的长文,就是一篇颇为经典的实证影响研究论文。朗松以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七星诗社”代表诗人龙萨的《择茔颂》一诗为中心,既以详尽的史料细腻梳理、严谨论证了《择茔颂》在主题内容、意象选用、表达方式等方面所受到的古希腊罗马以及近代意大利诗歌的具体影响,又关注了创造过程本身及其所获得的新效果、新质地,实证特征突出,审美意味明显。他认为,“龙萨的想象力中充满了古代诗歌,头脑中随时都会出现维吉尔或贺拉斯的诗歌形式。……这首诗的魅力正在于其中古诗的浮光掠影,其间又混有一些意大利的微光。龙萨捡起范本也自由,撇开范本也自由,他这里撷取一点思想,那里借用一个形容词,但直奔他自己的目标,既不终止,也不拐弯。他勾画了一个既有田园风光又有神话色彩的背景,在这背景当中表现他的感觉,表现旺多姆地区风光之美,表现诗人的自豪之感”(朗松145)。因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旨在让“读者可以通过本文看出龙萨创造的途径,并通过这里的分析看他是采了什么样的花来酿蜜,而当读者看到那些范本给了他怎样的刺激以后,也就更能理解,更能体会他诗句的独创的韵味”(朗松128)。

　　综上所述,我们围绕朗松的长文“文学史方法”,从与影响研究直接相关的基本理路、实证与审美、影响与独创等三个层面,简明扼要地探讨了朗松的比较文学思想及其对影响研究这一批评范式的形成所做出的奠基性的学术贡献。朗松的比较文学思想也昭示我们从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学术必要性。试想,一个仅仅探讨“借贷”、关注“线路”的影响研究学派,就能在世界范围内对众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吗?显然不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特色是“同源性”实证研究,这是它标志性的特征与贡献。但这不等于、更不能说明其研究中缺乏审美鉴赏以及对独创性的追求。我们从朗松的比较文学思想及其对梵·第根的明显影响上可以看到,他们对审美批评、独特个性、独创性均有清晰的阐述,并成为影响研究中不可偏废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视这个事实存在,就不能完整、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丰厚的理论内涵,对它的偏见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纠正。我们探讨朗松比较文学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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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朗松:“文学史方法”,《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