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运用接受理论

　　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是新范式不断取代旧范式的演变过程。接受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主要受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德国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波兰英加登的现象学批评理论等的影响。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是构成的主观性,并以自我意识或是先在构成为基点,去感知或把握认识对象。生活于历史环境中的人类,其行为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无法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对文学作品的认知也不例外。于是接受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必然会表现出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并以此为利器解剖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义,力图得出某种较为完整的解释。

　　“接受”概念于1979年8月在奥地利固斯布鲁克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大会上,被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承认,其理论思维与比较文学研究颇多接近之处。由于接受理论的渗透,比较文学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所关注的对象,不仅形成了接受研究的新方法,而且也使研究手段增加了科学性,减少了随意性。创作活动与放送者、接受者的关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使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

　　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运用接受理论,对文学过程、文学现象、个案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活动等,进行具体的分析探索,形成接受研究,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和结论。

　　一

　　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为读者的阅读而创作的,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读者的阅读中才能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一部文学作品有无生命力都无从判断。这样,文学即被视为一个由作品将作者和读者连接起来的链条结构,作者到作品形成创作过程,作品到读者形成接受过程,二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接受理论的这些观点即是比较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论基石。接受研究将比较文学原来只关注文学作品的学术目光,转移到对活生生的读者的关注。以往、现在或将来都会存在的读者,正在成为其研究的主要核心,因为他们是接受过程的终结者。传统的文学研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但无论哪种功能都不可能单独由作品自身去实现,只能由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去完成。于是作为接受者的读者成了作品的真正完成者,成为主体,读者和作品的关系成为接受研究的主要内容。当读者利用阅读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时,作品就成为审美对象而被读者视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了解作家、扩充知识、加强文化修养,以及进行自娱的必需品。接受研究从注重读者生活经历的特殊性、艺术趣味和个人气质、审美倾向和兴趣、文化修养和理想等方面入手,努力去感受、体验、理解和阐释前面提到的那种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部《红楼梦》的奇特现象。接受研究还要积极探索读者作为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人,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所储存的各种信息,准确地发现他们在阅读与接受时所特有的明显的个人反应和思维活动轨迹。

　　比较文学虽然没有必要再提出一套系统完整的、适合于比较文学学科特点的接受研究的理论,但是却应该指明进行接受研究时与接受理论研究所涉及的不同领域。接受理论将读者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却并未对读者进行任何限定。而比较文学接受研究则首先强调读者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要求。注重的是读者对域外那些非母语作家、作品接受时的反应,这显然与接受一部本民族的作品不同。阅读一部域外的作品,几乎需要将读者全部的才能学识和审美本领都调动起来,或者集中起来,以便形成一种相对准确的判断体系。而读者阅读一部与作者同处于一种文化传统的作品,即使因为历时性的原因,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某种文化传统的断裂层,读者的反应也会与前一种情况不同。中国读者理解《哈姆雷特》与理解《红楼梦》的深刻程度,接受这两部作品时的心理感受等,显然会不一样。反之,外国读者也会如此。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谢弗莱尔所指出的,探索接受现象时,“关键是要从诸如‘期待视野’、‘美学法则’及‘视野转换’等概念中得出结论并进一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接受界上,应该把共时性研究与大量的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接受研究并不只局限于西方传统中的名家大作,阿拉伯、东方及远东文学等均有它们的位置”。例如中国读者读元曲《赵氏孤儿》,普遍发现的是忠奸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在阅读了《中国通志》上马若瑟的译文之后,不仅拍案称奇,认为是“杰作”,而且根据自己的接受理解,把它改写成《中国孤儿》。

　　一反原作忠奸斗争的主题、暴力复仇的结局和搜孤救孤的矛盾,用来表现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即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张扬道德与理性,以突出18世纪欧洲需要理性的时代精神。伏尔泰这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源于异域读者心中不同接受屏幕的需求。深入研究这些反应,不难发现那些建立在法国传统文化上的审美原则和时代氛围,早已潜移默化地进入接受者的内心世界,已成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它会影响读者对任何域外作品的接受理解。

　　接受理论被比较文学吸收、融合,形成接受研究的新方法,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它可以使比较文学研究在考察文学诸多观念时,注意到域外的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被读者理解、接受的过程,原作被翻版、再创造的过程,以及文学事实本身对读者的影响。由于比较文学初兴时即源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因此,许多比较文学研究的著述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文学交流的史料。运用接受研究的方法,就可以了解到有哪些成分已被读者接受,以及哪些内容经读者筛选、过滤,被改头换面等复杂过程,并形成对这些现象的变异研究;又有哪些因素被读者拒绝吸收,以及那些拒绝接受域外影响的诸多因素,其拒绝接受的原因,以致形成排异研究。接受研究还可以使比较文学学者更好地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域外国家的文学主张、观念、方法等所形成的途径和方式,了解读者对域外国家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印象、态度、感受等。从而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体系是如何运用创作、接受、影响这三个要素来建构文学史的,以便使未来文学史的写作,更具有文学影响、接受史的色彩。

　　其次,接受研究是探索文学生活全部过程的研究,其中尤为注重对读者的研究。这种研究从注意读者个案的发展,到关心读者群体的面貌,表现出分外重视读者心态史、读者接受史等研究倾向。

　　要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最大限度、最全面深刻地体会读者的想象力,力求将读者把作者并未写在纸上,却可能通过某种信息传达给读者进行再创造的那些潜在因素,统统感受出来。文学作品的这种接受研究,使文学史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而成为读者、作者精神活动的一部分。

　　读者的纵向接受使域外古典名著有了全新的理解,横向接受则使同时代的作品有了异域、异质的美学意义。这使比较文学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不同文学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有了全新的内涵。因此,谢弗莱尔在论及“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时,故作惊人之语说:“我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危险的学科,接受研究就是一个证明,它对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提醒人们永远不要以为穷尽了一部作品,永远不要以为完全懂得了什么是文学。”

　　二

　　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部作品都存在接受他人影响与影响他人的因素。当这种接受与影响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等界限之后,就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而形成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当代意大利学者F·梅雷加利就曾在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撰文论述“文学接受”时指出:“‘接受’这个术语跟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但是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不同的矢量前景去考察:可以把交流作为信息对接受者的影响加以研究,也可以把它作为接受者对信息的影响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方向,一种是‘信息→接受者’,另一种是‘接受者→信息’。接受美学的代表理论家在论及接受时主张第二种方向,第一种方向可以称为‘影响’。”

　　对比较文学而言,这第一种方向即是影响研究,而第二种方向即为接受研究。维斯坦因从一个更为严格的美学层面,对“影响”和“接受”进行了明确区分。他深刻地指出:“‘影响,应该用来指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接受’则可以指明更广大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它可以指明这些作品和它们的环境、氛围、作者、读者、评论者、出版者及其周围情况的种种关系。因此,文学‘接受’的研究指向了文学的社会学和文学的心理学范畴。”

　　“影响”和“接受”这两个概念自进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这两个相关的学术研究范畴以后,二者之间有了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了因果联系的一致性,又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性。

　　就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而言,接受研究主要研究读者如何理解和鉴赏域外文学作品,以及这些作品被接受后的嬗变过程,研究视线主要凝聚在读者身上。影响研究则要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那些“异域”文学被接受后的各种反应,即侧重对域外文学的借鉴、模仿,以及素材源流等事实联系的梳理,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上。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提出过“放送者”、“接受者”、“传递者”的观点。他指出:“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首先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界线的经过路线的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接受者’。”

　　在比较文学中,研究放送者的影响,即为影响研究;研究接受者的接受,即为接受研究。二者犹如一个线段的两个端点,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连通,相依存在,缺一不可。

　　影响研究的初期阶段只是致力于影响放送与影响表现的研究,所以只强调渗透而不注重接受的偏颇,成为它的主要表象特征。从“影响”的界定到“接受”的被承认,从“接受理论”到“接受研究”,乃至对“读者”的研究,都说明影响研究在不断地深入,在不断地力求自我完善。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表明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即接受研究已正式成为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并深深植根于其中。而影响研究由于日益趋向于探寻脱离文学本体的单纯实证的关系,并过于强调文学传承中机械的因果联系,而表现出生命力的衰颓。从本质上分析,这是由于它摆错了主体和客体的位置,以至于很难再取得突变性进展。接受研究是影响研究的延伸,它将主体和客体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以往影响研究只研究甲如何影响乙的模式,而强调了乙对于甲如何进行接受的研究。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早的研究方法之一。

　　长期以来,排斥和非难它的学者大多认为影响研究表现出偏颇的学术倾向。例如,影响研究与文学内在的文学性无甚关联,它只注重探索作家与域外作家、作家与域外思想家等之间的关系,因而被认为属于外缘研究的范畴。再如,影响研究使人感到文学本体的内部规律,似乎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不大。人们似乎感到它在逐渐远离文学本体,并失去对作品美学价值的判断。作为影响研究的逆反,接受研究则不仅打破了孤立研究作品文本,割裂作品与社会、作家、读者联系等学术思维的困扰,而且将文学作品固定于纵向“垂直接受”与横向“水平接受”所构成的坐标点上,研究其文学性,于是人们从接受研究的方法中,发现了比较文学的勃勃生机。

　　在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的关系中,借鉴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就本质而言,比较文学研究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的种种关系。具体分析,其主要研究甲国作者及其文学作品与乙国作者及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而甲国作品与乙国作者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可以被视为文本信息的积极吸取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过文化过滤有吸收、有摒弃,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传统的阅读观念与方法,中国人将其称为“借鉴”。借鉴是有选择地吸取,其主动权在借鉴者手中。不同的读者所借鉴的内容与借鉴的方式也不尽相同。18世纪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有不少人都借鉴中国的《赵氏孤儿》写出新作。英国赫谦特(William　Hatchett)的《中国孤儿》将中国诗歌引进剧本,企图通过东方色彩的剧本,影射抨击英国当朝政治的腐败。英国另一位作家亚瑟·谋飞(Arthur　Murphy)的《中国孤儿》深化了原作的复仇主题,表现了爱自由、爱祖国的精神。布局更紧凑,形式上更接近古希腊悲剧。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更注重道德、理性。而歌德的未竟之作《爱尔培诺尔》则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某种柔情”。这些欧洲作家在阅读了《赵氏孤儿》的译本之后,对其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文化过滤与改造,最后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再造出新的剧本。他们在借鉴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思考。

　　文学作品是以读者为对象的,离开读者的参与和阅读理解,其文学本体将失去审美意义。就比较文学而论,由于不同民族的读者分处于各异的文化氛围中,长期形成的阅读审美习惯,使他们具备了独特的审美“接受屏幕”,即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结构,以及接受主体具体条件所决定的读者审美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读者的“期待视野”,渴望对作品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作出某些超前的理解、估计与期待。接受研究这种格外强调对不同文化传统的读者的参与意识的考查,无疑是对传统的影响研究所进行的理论上的刷新和实践上的拓展。

　　例如,《大藏经》的《贤愚因缘经》中有一则“二妇争子、国王明断”的寓言。这部表现“母爱”无私与伟大的作品,在被各民族的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分别进行了各自的“创造性叛逆”。他们从“二妇争子”的主干上又繁衍出许多枝节,并以不同的阅读审美感受,反映出他们各自时代的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元代李行道(李行甫)的杂剧《灰阑记》将原作主题深化,再创造成为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妻妾之争,以及清官为民申冤的社会主题。《贤愚因缘经》传入西藏,被约生于9世纪的郭·却珠(意为法成,又译为管·法成)参照梵、汉两种文本译成藏文。其中“二妇争子”的寓言又被藏族读者接受,翻版再造为《金城公主的传说》并收入藏族名著《巴协》中。它不仅表现了母爱、继承权等问题,也深刻反映了当时藏族王室与贵族的矛盾,以及唐王朝支持吐蕃王室的潜在内涵。佛经中“二妇争子”的寓言,被藏族读者用来表现藏汉人民深厚的友好情谊,表达了他们渴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思想。20世纪初,德国的B·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独具慧眼,又将《灰阑记》进行“创造性叛逆”,改编成剧本《高加索灰阑记》。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原作的主旨进行活用。

　　剧中那个未曾狠心将孩子拉出灰阑者,不是有母子关系的总督夫人,而是虽无血缘关系,但与孩子有深厚感情的女仆。作者这种批判性的抉择,说明他在接受原作时独特的审美视角。

　　上述一系列以“二妇争子”为主题的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在接受研究中,被不同民族的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赋予了特殊性。由于它已被不同的读者理解得千差万别,这些不同的解释又使接受活动变得十分复杂,远比注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只关注作品从放送者到接受者的“创作经过路线”,更能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毕竟是文学事实联系的因与果,不可偏废。

　　学者张黎对此说得很中肯:“文学的接受活动,实际上是两种对立的使命统一起来的过程。研究文学的接受总是同研究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接受是从阅读这方面来说的,影响是从作品这方面来说的。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因此,接受美学往往又被称为接受—影响美学。”

　　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

　　针对影响研究而言,接受研究有许多现实意义。例如,它打破了以往影响研究单向探讨佛教文学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赵氏孤儿》影响了法国的《中国孤儿》等,只注重二者之间事实联系的思维定式。反向从接受者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典文学在接受了佛教文学影响之后的种种变体;法国《中国孤儿》接受《赵氏孤儿》以后,主要悲剧冲突由搜孤救孤而变为理性与爱情的矛盾等种种变异的事实。从而使影响研究的单一网络,变为复线交织的复杂网络,将一个单向的文学研究过程,变为双向的研究过程,促成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多种新理解,产生更多的研究兴趣。

　　接受研究可以阐明一个民族在接受了域外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的影响后,形成的艺术气质、集体意识、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以及接受者个人在接受影响后再创作时,所表现出的艺术个性等诸多特点。日本古代文学接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国人早已耳熟能详。自《万叶集》开始的和歌、汉诗,到物语文学、俳句、能乐、草子等,都可以觉察到日本民族在吸收外来影响,把它变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并形成独特美学传统时,那种刻意创新的毅力,那种企图超越影响的不甘人后的心态。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接受过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影响,但因为侧重点各不相同,而表现出每个作家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许地山接受了泰戈尔“音乐是艺术底至纯形式”等美学主张,著有不少文学与音乐交相辉映、相互渗透的作品,表现出作为文学家难得的精湛的音乐修养。王统照接受了泰戈尔的“爱的哲学”,早期的诗作中就洋溢着泰戈尔的哲理、泛神论的核心———爱,文字凄婉迷蒙,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朦胧的诗风。郭沫若接受了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在早期的诗中表现出追求个性解放、向往自由、神奇质朴的风格,但也融入了自己奔放雄健的创作个性。徐志摩主要接受了泰戈尔的浪漫主义诗风,写出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的诗句,使人感受到一种遐思冥想、清新自然的东方情调。冰心则主要接受了泰戈尔的博爱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颂扬母爱、追忆童心、礼赞自然、热恋祖国,舒缓轻盈地吟咏出风格独特的爱的赞歌。

　　接受研究可以考察到一个接受者国家的时代风貌,一个接受者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伏尔泰根据中国清朝宗室一信教少女惨死的故事改写成悲剧《伊兰娜》,用以表现和反映18世纪后期,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对教会黑暗蒙昧的时代潮流。中国近代,犹太教、基督教经典《圣经》(《新旧约全书》)随欧洲文化的挟裹而东渐传入中国。当时它是作为一种“精神鸦片”而被国人“服用”的。

　　人们在苦难中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寄托来接受,相信上帝造人创世,上帝全知全能等宣传。现在《圣经》已作为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脱去宗教的外衣而进入大学课堂。其中不少的文学故事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接受与理解。这一变化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某些历时性的变化。

　　接受研究还可以考察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在国内外被接受的情况。以便分析探讨产生某种接受差异的原因,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或不同接受者的个性。这是影响研究力所不能及的。从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及其作品在美国被接受一事,可以观察到当时一部分美国人的文化心态和生活哲学。《易经》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初时为周人简易算卦之书,因其长期被卜筮者所利用,人们提及阴阳八卦,总不免有几分神秘感,觉得很玄妙。美国当代一些学者以科学为基础,将它接受后用于解释世间万物的动态变化。他们认为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即将达到顶点,想从精神文化中寻求某种道理。于是《易经》中的否泰、剥复、损益、递相变化、物极必反等规律性结论,就成为他们时兴的研究课题。分析当代美国一些人对《易经》的接受情况,不难发现他们努力探求对人生、对未来的新知,渴望科学解释新事物等新的文化心理。中国对外国作品的接受也不例外。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自“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始终影响很大,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茅盾短篇小说《创造》中的娴娴,胡适独幕剧《终身大事》中的田女士等人物形象身上,都能发现娜拉的影子。鲁迅曾发表过著名演说《娜拉走后怎样》及短篇小说《伤逝》,努力探索娜拉走后的结局。郭沫若也为中国的娜拉指出过行动的方向。《玩偶之家》在欧洲影响很大,被称为“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但易卜生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结局的结局,反映了西方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时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等文化特征。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作家,从对中外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出发,指出中外的“娜拉”们,“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要进行“剧烈的战斗”,“韧性的战斗”;要“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些结论明显带有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由此可见,接受研究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文学交流的方法,其理论思维有很多特征与影响研究相近。运用这种理论方法具体分析文学接受的过程,既可以与影响研究产生许多衔接点,又可能形成科际整合式研究。因此,学术界以往那些排斥或非难影响研究的人,由于接受研究方法的出现而不得不改变其观点。他们原来批评影响研究只探讨域外作家、作品的影响,而极少涉及文学内部的“文学性”,因而只能纳入“外缘研究”的范畴。

　　现在接受研究重视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加强了对文学内部文学性的研究,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跛足”式的研究局面,弥补了影响研究的不足。当然在肯定接受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接受研究有时过分夸大了读者接受的作用,容易产生解释文本的主观主义和过度阐释的倾向等。因此,接受研究相对影响研究而言,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比较文学范畴里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是异域文学相互关系的两个对等的方面。有影响者才有接受者,发现了接受的迹象必有影响的信息存在。以往影响研究只注意域外作家、作品是如何影响了接受者,而现在的接受研究则从接受者的角度逆向思考,探索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域外作家、作品影响的。它将一个单向的研究过程变为双向的研究过程,改变了以往影响研究中那种一维的线性的思维模式,形成二维平面的开放性的思维方法。接受研究对文学关系进行总体考察、综合分析,代表了当前诸多学科中新兴方法论的共同倾向。它不仅弥补了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而且为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空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256.
　　[2]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讲演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2.
　　[3]干永昌.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9-406.
　　[4]维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原理[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7.
　　[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