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桥》与沈从文《边城》中的生命观比较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废名与沈从文这两个名字常常同时提及，因二人作品类型、风格的相似常被划分到同一派别，诸如乡土文学、抒情文学、京派文学。他们的作品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京派文学，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现实而向自然贴近，在田园牧歌中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自觉地向抽象的生命本体追寻。然而我们对两个作家的比较不能只停留在共性层面而忽略其个性的一面，废名与沈从文虽同样以生命哲学为核心来展开审美、创作，但二人的思考方向却是相异的，这一相异之处在二者作品中得以体现。

　　废名的早期创作是偏向现实主义一派的，而小说《桥》的出现标志其创作风格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仅是创作手法的改变，更是废名思想的转变，其人生观、生命观在作品《桥》中充分展现。而沈从文的《边城》也可以说是其巅峰之作，创作《边城》时的沈从文正新婚不久，整个人生发生巨大转变。 从一个乡下人变身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并娶到了心仪的妻子，这一翻天覆地的人生转变促使他思考人生、命运，向生命的深度探寻，《边城》则是沈从文思考的产物。废名、沈从文这两位作家都将其对生命的关注注入作品中，巧合的是《桥》与《边城》确有许多相似点。同样将人物放置在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小城，同样是年迈的老人抚养着年幼的孙女，小城的人同样善良淳朴，作品都具有田园牧歌气息也兼有忧伤的基调。废名与沈从文都将自己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融入桃源之中， 重新构建桃源，然而他们的桃源却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面貌。本文将对废名的《桥》与沈从文的《边城》展开比较分析，从而探究废名与沈从文的同而不同的生命观。

　　一、死亡意识下的生命悲悯

　　“死亡”一词带来的恐惧常常令人对它避之不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关注素来少见。 直到“五四”给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空气，海德格尔、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哲人的死亡意识开始在中国传播。 然而自觉关注死亡、直接描写死亡的作家仍在少数，废名、沈从文便在这少数之列。他们二人对死亡的关注或许是受西方死亡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自身经历有关。 废名从小体弱多病，疾病的折磨不仅令他的身体与死亡靠近，也让他在思想上更加关注死亡，由死亡延伸出对生命的思考。 沈从文的死亡意识则源于他亲眼目睹大量残忍杀戮和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切身经历，这些经历使他明白死亡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存在，无法逃避则只好面对承担，“向死而生”。

　　基于废名、沈从文的死亡意识，他们在作品中毫不忌讳死亡，并且有意识地描写死亡。 废名的《桥》尤其明显。 《桥》中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意象，诸如“坟”“塔”“碑”等，也描写了“送路灯”“村庙”等许多与死亡有关的民俗，这些描写是废名有意为之，其自觉的死亡意识必然导致他将笔触伸向死亡。在认识到死亡的无从逃避之后，废名开始接受死亡、欣赏死亡，甚至借小林之口道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在《桥》的下篇第三章《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小林凝视着熟睡的细竹联想到生老病死，进而联想到佛像，感叹“艺术品，无论它是一个苦难的化身， 令人对之都是一个美好，苦难的实相，何以动怜恤呢”？这是典型的废名创作手法，随着意念流动的描写道出思考的核心。 死是无法避免的存在，美与死同时存在，在死亡面前美愈发显出光芒与可贵，同时也不免令人心生怜悯与忧伤。 在这一认识上沈从文与废名不谋而合，沈从文相信“爱与死为邻”，①认为“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 ，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

　　②死与爱、美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存在。沈从文在《边城》中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过多描写死亡、杀戮，然而死亡意识同样存在。 故事中有这样一段：翠翠被爷爷丢下一个人站在河边时，“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 她想：‘假若爷爷死了’”。

　　黄昏的落日象征着老人迟暮，象征着死亡。 翠翠面对落日， 心中油然生出对爷爷死亡与自己的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体现在爷爷身上。 同样是一段黄昏时候的描写，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或许是基于同样的担忧开始呼唤在船上的爷爷，爷爷一面回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却自言自语到“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死亡意识存在于祖孙两个人的心中，在表面单纯美好的生活背后潜存着因死亡而起的担忧、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悲悯。因此，《边城》不仅仅是一曲田园牧歌，它更是对生命悲悯的哀叹。 不管是废名的《桥》还是沈从文的《边城》，都是在田园牧歌的外衣之下诉说生命的悲悯、存在的困境，这种悲悯的成因除死亡之外，也由不同形式的命运导致。

　　二、命运未知下的生命思考

　　“命运” 一词并不令人恐惧， 人人皆有自己的命运，真正使人担忧的是命运的未知,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直接导向人类生存的变数，从而产生对生命不可思议的慨叹。废名、沈从文作为关注生命哲学的作家，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自然也不会忽略命运的不确定性。并且他们在作品中不断表现和感慨着命运的未知与变数。小说《桥》并不热衷人物描写，更多的是思维、心念的表现，然而废名也在交代人物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命运变数的慨叹。小说中的三哑叔曾经四处流浪靠讨米为生，终于在讨到史家奶奶门下时命运发生了转变，成为史家的长工。 小林遇到的和尚曾做戏子扮赵匡胤、扮关云长，最后流落到关帝庙做和尚，终日对着关公像发笑，偶然因素令其命运发生改变，却又巧妙地仍将他与关公联系在一起。 小林与琴子、细竹三人出门看海，遇到的大千、小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境遇，小千暗恋姐姐的丈夫（与细竹相似），大千丈夫的死去又消除了姐妹之间的尴尬气氛， 让二人重归于好、相依为命。而小林与琴子、细竹三人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仍是未知数。所以琴子才会感慨“人与人总在一个不可知的网中似的，不可知之网又如鱼得水罢了”。

　　废名感慨命运的未知与变数， 沈从文亦是如此。 《边城》 里造成翠翠命运转变的偶然因素是大老的死，大老是弄水的好手，常年在水上活动从未出事故，可以说偶然性是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偶然事件造成翠翠命运的转变。 试想如果大老不死，两兄弟仍每日为翠翠唱歌， 翠翠最终或许与二老会有个圆满结局。 未知与变数其实并不可惧，毕竟变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它只会让人在回望历史时感慨命运的不可思议，真正令人感到生命沉重的是命运的变数所带来的哀与乐。因此，废名、沈从文才会在作品中不断描写命运的偶然变数，在感慨命运的不确定的同时对生命肃然起敬，对人的存在展开终极思考。

　　三、自然生命下的静与动

　　自然是废名与沈从文不可忽略的共性，他们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在自然中展开，规避一切现实来还原生命的本真。 这里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然环境， 在远离俗世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以自然之静来衬托生命的静谧。另一方面是指最自然的生命形式，即生命的本来面貌，从而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 然而这两方面的自然在废名、沈从文的笔下是合二为一的，二者不可分离，相辅相成。

　　废名的《桥》将人物放置在自然山水之中，在自然中进行他们诗情画意的人生。整篇小说中没有父亲的角色，父亲代表着父权文化，而废名似乎有意规避它。

　　他认为“母亲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的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最原始、自然的存在，废名否定父权，所渴望实现的正是这种贴近自然的本真存在。 因此他让在外求学的小林又回到史家庄，回到自然的怀抱。 然而史家庄绝非废名理想的桃源，真正的桃源在于梦。小林重返故园，仍在因生老病死而对生命产生悲悯，仍对人的存在产生慨叹，他真正的理想家园在梦里、在思想意识与灵魂里。 因此才会说“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正如小说的题目为《桥》，废名也说最先定下的题目是《塔》，其实“桥”与“塔”只是意象而已，在小说中也曾出现，却并非实实在在的物，只是心生的幻象而已。 比如《塔》一章中细竹向小林解释她画塔的原因，只是因为琴子给她讲的故事中出现了塔，而她就将话语之塔经过头脑中的成像而转为画上之塔。其实这个塔并非实在，只是虚幻的象而已，也是废名所说的梦。

　　类似的意象遍布整部小说，而废名想要透过这些意象来构建他的理想桃源，实现生命的存在价值。 在废名所造的梦境里或许可以摆脱生存的困境，可以对生命的哀痛产生短暂的麻醉，然而这种理想毕竟太过消极颓废，太过沉静而丧失了生命的力度，因此有人评价废名的《桥》呈现“僵尸似的美”，美而没有生气。 这一点恰是沈从文超越废名之处。

　　废名与沈从文都思考生命，认识到死亡、变数等哀与乐所带给生命的沉重与困境， 废名选择归于自然，归于梦，在灵魂深处创造桃源，让生命在宁静中实现其价值。沈从文与废名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能在融入自然之后超越自然，他认为“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其所以生”，真正的“向死而生”是承担生命中必经的哀与乐，绝不逃避。 所以《边城》里的爷爷会说，“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皆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 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这才是沈从文提倡的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他承认“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与情感乘除而来。 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与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而他也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所带来的勇敢可以战胜一切苦难困境，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 这也是沈从文在自然中追求生命的纯粹、静谧的同时所把握到的动，即生命的力度。

　　注释
　　
　　① 沈从文.烛虚[A]//友情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280.
　　② 沈从文.美和爱[A]//友情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329.

　　参考文献
　　
　　[1] 废名.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 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3] 沈从文.友情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