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李商隐作品中的意象比较

　　钱钟书先生讲过：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毫无疑问，对处于不同时空之下的作家在“意象”的创作上存在着共通性、可比性与差异性，而“意象”研究在文学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意象（ image） 作为一个术语，人们在解读上存在着差异。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现代阐释，似乎都有这样的认识： 意象是作家主观之意和客观物象相互交融的产物，具有复杂性、多义性和时代性。对于李商隐和卡夫卡这样的东西大家而言，虽然地域和时空迥异，但是却在意象的创作上存在着某种契合。梳理清楚二者意象的特色以及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我们深层次的理解与解读其作品的主题意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李商隐密集的意象系统

　　李商隐诗歌中的意象是密集与丰富的，从内容范畴可划分两类： 实体性意象和虚拟性意象。

　　所谓实体性意象是指诗人自己或前人通过感官感知并选取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所谓虚拟性意象指诗人或前人根据自身生活的直接、间接经验加上一定的想象虚拟出的事物。实体性意象一般都是诗人构象的主体，李商隐也不例外。有学者对其全部诗歌意象进行统计考察认为“李商隐 603 首诗中共用意象为7957 个（ 所有意象统计均不包含诗歌题目中的意象） ,其中实体性意象为7579 个，占整个诗歌意象总数的 95%.在这 7579 个实体性意象中，属于客观自然范畴的为 3533 个； 社会历史范畴的为 4046 个。”

　　李商隐在他六百多首诗歌中共用了三百多个虚拟意象，占他诗歌意象总量的近百分之五，这个比重看似不大，其实还是不小的。这些虚拟意象大致分包括： 人物、动物、仙境、植物、器物。然而他的这些意象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融合着自己的情感蕴藉和艺术的技巧，有着独特的组合特色。具体表现为： 并列式意象组合、叠加式意象组合、递进式意象组合、跳跃式意象组合、交错式意象组合。对于古典诗歌而言，袁行霈站在中西文论的角度，对诗歌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做过精到细致的分析。诗歌的多义性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意象”的多义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对《锦瑟》的解读。自李诗问世以来，由诗人主体独特的语境营造而成的作品，与解人客体相互撞击汇合而成的一组矛盾，终于衍化成中国诗史上一段难分难解的公案。它的出现给李商隐诗的成功解读带来不可抗拒的困难。《锦瑟》可以视为这个切口中的一个点，时人前贤对此诗内涵的隐秘性已有共识，它的历史积淀是极其深厚的。按周建国一书所述，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诗为爱情诗，而此意见又可细析为三种说法。一是指“锦瑟”为令狐家的青衣。二是追忆无名女郎，清纪购云：“以思年华领起，以‘此情’二字总承，盖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三是为已亡故的宫殡飞莺、轻凤而作。第二种意见认为此诗是描写锦瑟演奏时的四种声调，“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 ‘此出《古今乐志》，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

　　第三种意见为悼念亡妻王氏而作。第四种意见为哀平生不幸而作。分观以上种种，似乎已不存在余论的空间。从刘放到张采田（ 时间跨度为北宋至民国） ,他们认真探索古人语境，寻绎其中感情的消息，都企图揭示出《锦瑟》的语言奥秘。然而彼此持论却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主情人说，主音乐说，主悼亡说，主生平说，不一而足，似乎还有延伸的余地，如说该诗为作者诗集自序等。对一首小诗，如此聚讼，其复杂程度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

　　二、卡夫卡单一的意象映射

　　对于卡夫卡而言，他的作品意象却是在单一中映射着复杂的含义，带有复杂的寓意和象征色彩，《城堡》似乎是这种意象的映射。《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 土地测量员 K 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 “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城堡”这一意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的观点，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看作是宗教式的神谕。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同样作为一名犹太作家，布洛德看到了《城堡》与犹太民族的隐秘而又深刻的关系。

　　布洛德为卡夫卡加上了灵光，“他不停地加重色彩，把我们的作家突出为一位现代救世者和殉道者”.他把“卡夫卡的形象当做一块神匾看待。他将卡夫卡与托尔斯泰并列，并颂扬他是一位指路人，他所指的道路通向人间的犹太国，也就是弥赛亚所许诺的圣地”.也有人将卡夫卡看作是当今社会里的预言家，“卡夫卡显然击中了他的时代，也击中了我们的时代，就像灵魂的地震一样，被他袭击到的人就会认识到什么是恐惧。”

　　还有人将卡夫卡视为弗洛伊德（ SigmundFreud） 学说的病案例证，认为卡夫卡存在恋母仇父情结。有人干脆说，城堡就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代表； 而实证主义者则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

　　这部小说在表现了“父子冲突”的同时，还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 既恐惧，又依赖； 既憎恨，又敬爱。还有人认为，《城堡》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寓言。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城堡》以独特地、更加启人惊醒的方式“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物化和非人化现象”.

　　艺术家认为，小说表现的是艺术理想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残雪，在这位独立特行的女作家的笔下，城堡是什么呢？ 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也许这种种的解读还会继续，从其他的学科和视角的解读正说明卡夫卡《城堡》意象的多义性，复杂性，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解读时新意百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锦瑟》是在多个意象系统的整体关照下，蕴涵着作者的情思，而卡夫卡的《城堡》却在单个的意象中透射着多重含义。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总是与作家的人生经验、文化传统、创作个性、创作心理、以及以作家独特的形式和风格密不可分。除了作家天才的灵感，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情感之外，更重的是社会的认识和自我经历的体味，以及这种经历和体味的外化和表现。我们要更加深层次的理解他们的创作，对他们人生境遇的解读似乎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

　　三、李商隐作品意象复杂性探究

　　晚唐诗人李商隐以其极富个性的诗歌创作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也奠定了他唐诗大家的地位。

　　李商隐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回到故乡服丧，虽然是在故乡，实际上却不如外来的逃荒者。李家从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的病故，所以家庭的希望就势必会寄托在李商隐的身上，家庭中道衰败，在少年李商隐的心中留下了阴影。“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羸文弱，形成了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

　　然而天性孱弱，加上少年丧父，他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不幸和残酷的人生经历给一个孩子心里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外在的社会政治和环境是李商隐孤独，敏感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文宗太和三年，李商隐受到赏识，应该是一展宏图的时刻，可是命运的不幸又一次降到他的头上，李商隐这个孱弱的文人又卷入到了党争之中，使得他在“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遇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人生的不幸又加上了不幸的时代，他生活在中晚唐，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战争连年，人民痛苦不堪，盛唐的昌盛境况一去不复返，不免在文人心中留下失落和伤感。同时这也与唐代文人喜欢谈佛论道与中华民族的悲剧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中的悲剧意识和屈原、宋玉、司马迁、杜甫、李贺等人的身上所负载的悲剧传统对李商隐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离李商隐较近的中唐早逝悲剧诗人李贺，对其影响更为深刻。

　　李商隐一生的坎坷遭际，使其诗注入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着重表现处于重重压抑之下难以舒展的情怀和充满矛盾的思想。在诗的内容情志方面，他突出表现自己思想的迷惘、心灵的伤痛，呈现出深沉哀婉的境界。在艺术创作方面，他则追求隐蔽，着意隐藏自己的意图，委婉地表达内容情志。诗人的代表作《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鹃”句，其中 “托”字指托物言志、寓言假物。

　　“托”字道出了李商隐诗歌笔触深婉曲折的美学特征。诗人并不直言自己的迷惘和伤痛，而是通过对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描述，迂回曲折地展露情思。将情感含蕴于形象之中，却不作任何主观说明，只给读者提供丰富而富有想象力的形象，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品味含蕴在形象之中的“韵外之致”.即在读者和诗歌形象之间造成一种距离，不同读者基于自身阅历和经验对形象有不同解读，这便产生了委婉曲折的美感效应。

　　著名学者叶嘉莹给李商隐做了这样的评价： “义山的诗具有一种特别炫人的异彩。从内在意蕴方面而言，思致的深曲，感情的沉厚，感觉的敏锐，观察的细微等足以使人移情而心折； 而聪外在的词藻方面而言，用字的瑰丽，笔法的沉郁，色泽的艳丽，情调的迷离则足以使人目眩魂离。”

　　四、卡夫卡写作意象复杂性的根源解读

　　天才似乎是孤独的，也许正是这份孤独才使得他们多了对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领悟。弗兰茨·卡夫卡（ 1883 - 1924） ,奥地利小说家，西方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出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四十一年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对世俗的生活无所欲求。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个人才华出众，但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缺乏自信。他性格孱弱、敏感、胆怯，遇事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经常无端的产生失败感、负罪感和内疚感。

　　在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中，他常常显得惶恐不安手足无措。对于他人，甚至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他都是一种天生的畏惧感，他经常相信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怀疑自己学习成绩不好通不过考试。他觉得自己身体过于瘦小孱弱，由此他对于体育锻炼不敢问津。在婚姻问题上，他在内心十分的向往，行动上却一再逃避，三次订婚又三次毁约，最终孑然一生，走完人生旅程。他视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为了写作甚至不惜牺牲爱情，但在生命最后一课，他却嘱咐他的好友在他死后把它全部的创作，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统统付之一炬，在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颗复杂和矛盾的心灵。

　　首先，从大的社会背景而言，19 世纪中后期到 20 世纪初，欧美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的看法。此时，科学对人类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大很多，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人的自由度反而降低，异化的程度则加深，西方人在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稳定感，也动摇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俄国的十月革命既给被压迫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机感，而卡夫卡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其次，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内心里充满了自卑感。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结束了，于是，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始了永远的漂泊。“两千多年来，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到处收到歧视和屈辱，似乎到处都潜伏着敌意。”

　　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十分困难，他们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夹缝中忍辱偷生，备受歧视和另眼的看待。犹太人是一个失去了自己国土的民族，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始终是一个外来人，一个陌生人，他们也因此而受尽了排斥和歧视。卡夫卡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作家，似乎有一种孤独与忧郁在灵魂深处是与生俱来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就有一种“恐惧感”和“负罪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最后，如果说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对于卡夫卡是一种难以抹去的烙印的话，那么父子之间的矛盾则加剧了痛楚。读过卡夫卡《致父亲》的人，无不为父子间那深深的隔阂和卡夫卡对自己父亲的怨恨所震撼。在家里的卡夫卡倍感孤独，赖以述说自己内心苦楚的母亲，由于受到父亲的威严，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的妹妹似乎在他的眼里也是另类。他在家里出在边缘的位置，在这种境况之下的卡夫卡只有将他的情思诉诸笔墨。在谈到工作和婚姻的关系时他说道“那是我不能结婚，我身上的一切都起来反对，尽管我始终那样热恋着费莉丝。使我不能结婚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写作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这种工作受到了婚姻的威胁。”

　　由于卡夫卡敏感的天性，使他在童年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权威的强大、不容置疑，同时也感受到了秩序的混乱、权威对规则的肆意破坏。由于价值观念的严重错位，卡夫卡与父亲关系上的不和谐音符律动在他整个的生命篇章之中。在父亲的强大的世界中，卡夫卡也在作着反抗，但这反抗是矛盾的、痛苦的，他敌视着父亲，但他又爱着父亲。为此，他一生都试图与父亲和解与沟通。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卡夫卡与世界不适应的境况，写作才是他的最后的和唯一的归宿。

　　结 语

　　通过平行比较，发现二者存在诸多的相似性。他们个体敏感的心灵和人格结构相似；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和取向相似； 并且写作目的和写作方式相似，这使他们的创作形成相似的美学风貌。

　　两位作家的生平经历虽然区别很大，但去粗取精，根本处却相同，即在现世的群体生活中是个失败者。“小说家卡夫卡与诗人李商隐的相似，是人类跨越时空的心灵上的相似。他们的区别较多的是带有哲学色彩的小说家与纯诗人的区别。总的来说，相似的心灵与精神能超越时空和文化的隔阂，让读者不禁为之折服。”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源于社会生活并受生活所制约的精神生产。无论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主体，还是文学活动的过程，都属于一定的时代、社会和民族。在这个时代，社会和民族所特有的生产关系、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文化趣味、社会心理等等，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把握，从而使文学不能不打上时代，社会和民族的烙印。好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启迪作用，而那些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时代和人类境遇的共同心声。这也是研究卡夫卡和李商隐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种意象解读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读出不同的色彩。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著。《谈艺录》。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2]葛稳罡。《李商隐诗歌意象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 03） .
　　[3]周建国。《刘若愚 < 李商隐研究） 之（ 锦瑟） 篇译述》。《古籍研究》，1999（ 02） .
　　[4] 卡夫卡著、韩耀成译。《城堡》。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5] 叶廷芳著。《论卡夫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袁可嘉著。《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