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加坡关于“家国”与“放逐”主题创作的对比

　　在论证“家园”与“放逐”之关系时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与“此时此地此在”的现实空间相悖的两个概念---乌托邦（utopia）与异托邦（heterotopia）。二者均对既有主体产生对抗，其与此在现实的对比可成为批判现实、离经叛道的种种依据。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在其论着 Utopics:A Spatial Play（Contemporarystudies in philosophy & the human sciences）中辨析：utopia（乌托邦）是 Thomas More 将 eu -topia（good -place,好地）与 ou-topia（no-place,无地）合起来创建的一个概念，既代表“理想空间”,也有“乌有之乡”的意思，不可实现[1].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67 年 5 月 14 日在法兰西建筑研究会演讲中界定了“异类空间”（heterotopias）的概念，指出这是“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被设计成社会体制”、能够“将彼此矛盾、相互隔离的空间彼此相容，并置存在”的一种“实际上实现了的乌托邦”,具有真实性、异质性、生成性、可能性等多种属性[2] 23.为了与“乌托邦”相类，heterotopias 常被中译为“异托邦”.福柯说这种异类空间即“异托邦”与时间的关系密切：一是片段时间可以无限堆叠为一整套知识概念，超越时空成为整体想象，显现历史的连续性；二是可以将连续的时间彻底打破，建构一面“镜子”,一个更为完美的、经过仔细安排的空间，形成与此时此地此在时空的断裂。前一类型代表时间的承继性，构成与历史相符的共同想象；而后一类型也并非幻像，是一个“补偿性的差异地点”,并“可以实现”[2] 27.

　　中华民族自我放逐与家园寻找的记忆、经验与想象中，既有流水般切不断的整体性“民族共同想象”,亦有否定各种既成历史与现实，寻找“异托邦”,形成时空断裂、族群混杂的记载与行为。古代之“志在四方”,现代之“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当代之“落叶归根”,传达了中华民族与人类共通的意识：主体被“异托邦”即 Other Spaces 镜像所蛊惑，形成对另类空间中个人主体能力的想象，在缺席之处看见自身，以勇往直前的行为或魂牵梦萦般怀想奔赴他乡或皈依故里.21 世纪的今天，中华海外移民的多向流动已经形成，文化“大中国”概念渐趋明朗，新加坡作为除大陆与港澳台以外唯一华人人口占优势的国家，成为研究同种民族在“异类空间”生存发展的最好的对象。

　　从文本分析看，中国与新加坡50 年代出生的华人作家虽国籍、文化、身份认同、创作风格、审美形态各不相同，却有着二战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家族命运.1965 年新加坡国民语言被设定为英语，华校关闭，与中国关系疏离.作为“末代华校生”的新加坡 50 年代生人被人为与族裔文化隔裂，唯有以华文写作寻觅精神之“异类空间”,应对“连根拔起”的被遗弃感。贾平凹、阎真等 50 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在社会动荡中历经由乡入城、跨域漂泊、世界流浪等，几度建构与放逐“自由”与“家国”梦想。本文以典例法对两类作家作品作对比性考察，探究其精神成长、家族传承与集体记忆中的同与异，为从海外华文写作中触摸中华人文血脉的他处流动，在大中华视野上概括民族文化传承与汉语语言流变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一、厚土与原乡
　　
　　从作品看，贾平凹所代表的中国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与寒川所代表的新加坡 50 年代出生的“末代华校生”都具有身份上“不在场”的体现：前者表现为“城籍农裔”,后者为“外籍华裔”.其共同体现为身在“籍”、心在“裔”,形成福柯所论“异类空间”式自我身份混杂与“精神分裂”:少年贾平凹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发誓永远离开乡下，作家贾平凹却把自己的根深深植于这片“厚土”;寒川的父系选择“背井离乡”式的自我放逐，他5岁起离开金门，但半个世纪里，金门作为“原乡”被他不断在想象中建构.从对两类作家的广泛阅读看，贾平凹植根的“厚土”与寒川所建构的“原乡”不只是两位作家的个体体验与表达，而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普遍性，颇具作为文化考察与文学批评对象的价值与意义.

　　（一）贾平凹---“城籍农裔”

　　在贾平凹身上，有着两种矛盾对立的意识：“我是农民”的城市向往与知识分子“废都”式的乡村认同.这两种意识既源于作家的个体身份认同，也源于其民族文化构建的诉求.前者中，城市是一种“现代化”符码；后者中，乡村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神禾塬”.

　　从其作品看，乡土意象蕴涵深厚，复杂多变，既有审视与批判，也有牧歌式的咏赞。特别是后者，作家把它扩大为对民族文化的归属与对“乡土中国”的建构，不止是“废都”之后对远古、自然乌托邦式的皈依，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应有方式的一种异托邦性构建.具体体现在：（1）乡村忧患与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初，贾平凹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欢呼认同，对乡民闭锁排他的小农意识暴露批判.1982 年短篇小说《山镇夜店》是一个兼容了《陈奂生上城》与《皇帝的新装》式的讽喻故事，对民族根性特别是乡村世界中官本位为代表的崇圣心理、狭私与排他为代表的小农意识均作了批判.《火纸》等则直指旧礼教所代表的当代农村道德伦理中封建愚昧的痼弊。《腊月·正月》、《天狗》等描写了改革对中国农村所带来的社会结构震荡与意识形态冲击，但对这种震荡与冲击尚未作出否定的答案.（2）乡村归属与“废都”.1983 年贾平凹开始写《商州初录》。在他看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必然立足于广袤的乡土.穷乡僻壤虽古旧闭塞，蕴含封建迷信等历史积垢，但同时体现出持久的生命活力、求变的勃勃生机，因此被他视为“心灵的根据地”.这种对乡村文化由暴露批判到赞美的转变不但表现了一个农民之子的朴素情感归属、陶渊明式的士大夫情结，更主要的是源于一种对商业文化大潮下中华悠久文明丧失殆尽的深度忧患。1987 年，贾平凹以《浮躁》概括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对“浮躁”的揭示中还暗含着他所期盼的城市化带来的繁茂与新生。1993 年出版的《废都》则大幅度暴露“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混乱与精神价值失衡，描述了一幅幅“世纪末”场景：繁华表象下的轰然颓败。（3）乡村殇逝与“异托邦”瓦解。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加剧，传统农耕模式解体。贾平凹所赞美的土俗民风，那种传统所代表的稳定性，民族历史与族群凝聚力的最好源泉被破坏了。他目睹自己身份归属的、仅存的“心灵的根据地”,一点点变了色，一点点被拆毁，一点点消亡.故乡，不再是一个可回归的“异托邦”,而沦为与当年由乡入城时理想的文明之都一样，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作家在“废都”之后终于“废乡”:1983 年的散文《秦腔》对乡村作为“厚土”、作为“神禾塬”尚满蕴着希望；2005 年的小说《秦腔》则是一曲挽歌，宣告了其“乡土中国”梦想的终结。贾平凹创作的初衷是“为故乡树碑立传”,从盖棺之后才树碑立传的象征意义上说，他所表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厚土”文化“无力补天”后“为了告别的纪念”.（4）贾平凹所歌哭的传统道德的全面崩溃是人类所有民族都已经历或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文明发展的代价。从历史的经验去看，这种代价不可避免，它并不预示人类文明的不可达成，或许只是进程中一个阶段性必然。但人生苦短，个体生命有限，作家看不到最终的结果了。站在全球化视野上审视中国文化进程，贾平凹的“厚土”不单单以“乡土”为对象，他的“殇逝”主要是对“厚土”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特征的消失乃至瓦解的一种惋惜与歌哭。其中，感性因素居多，同时也融入了理性意义上的怀疑与批判。他眼中的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撞，代表了人类在追求阶段性物质利益下的误区：不但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而且对凝聚与积淀久远的传统文明、精神资源弃之敝屣.“商州”的失守象征了作家心灵阵地的失守，其精神家园的逐渐丧失。
　　
　　（二）寒川---“新籍华裔”

　　有人说“寒川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作品‘原乡’情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3].这里要考辨的是，以寒川为代表的新加坡作家的原乡情结主要是一种对父系情感的传承，是在城市囚禁中将田园作为心灵的栖息地的一种想象，还是失去存在之根的现代人在追求终极意义上的“精神故乡”?寒川，原名吕纪葆，1950年生于金门，5 岁随父定居新加坡。但在文化认同上，在他的创作中，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血缘身份永远是他的根，故乡金门永远是他的精神归宿.

　　以散文集《文学回原乡》、传记《我从金门来》为代表，寒川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其主要题旨为：
　　
　　（1）家族失根之痛.寒川家族几代人的移民史与中国近现代战乱频发、内衰外辱的历史，与其故乡金门据地理特势所处的军事位置紧密相关.其先祖移居金门，后人却未能安居乐业，寒川祖、父辈相继游走印尼、马来亚、新加坡，几代人不能回乡，均因为金门是两岸必争之地.岛民被“夹在历史的缝中”,几番流离失所，几代人身份无依：父祖心系大陆；“我”心系“孤岛”金门；生于新加坡、被剥夺了母语、游走于欧美的儿子们已属“无根”.大伯父临终托付的“粗略的族谱”上寻不到根，后难以为续，“我们的家族从此被分割”.父亲的梦想---后代人落叶归根，不止已成为历史的遗憾，而且在未来也很难实现.

　　（2）文化抵制之旅.寒川等挥之不去的失根感还与东南亚各国割裂中华文化的历史相关.新加坡华人人口占3/4,但出于与东南亚他族利益共存的国家意识，政府不但规定英语为国民语言，关闭华校，而且鼓励国民学习工业先进国的语文如日、法、德、西文等，中国被疏远，华族特性被异化，语言的危机与文化的撕裂成为必然。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童明认为，流散者往往“抵制文化上的同化”[4] 157,即流散者对与母族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有着敏锐的抵制意识.身份无根与精神无依感愈强，愈会努力保持母族文化记忆以获取精神慰藉。寒川不仅在感情上把文化母国作为精神家园，笔下浓郁着中华文化的“黍离之伤”,而且是一个自觉在东南亚“偷运中华火种”的使者。较新加坡更甚，印度尼西亚华人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华文一度成为法律禁止的语言。寒川的伯父、姑母早年移民印尼，妻子也是印尼华裔，他多次冒牢狱之险从新加坡携带华文书刊给印尼文友，“雪中送炭”地供给他们精神食粮。新世纪，东南亚各国长期排华的历史虽有所改变，但随着全球一体化加剧，华人后代基本认同聚居国文化，寒川子辈对父亲执着于“原乡”虽理解但并不完全认同。中华文化日趋被同化，华文作家更强烈感受到母族文化的悲剧性处境，文化还乡的愿望愈加迫切。（3）“原乡”梦醒之憾。乡愁中的故乡往往是诗意观照的故乡，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真正的故乡有没有寒川笔下的美呢？半个世纪后，他终于踏上故乡金门的土地，但，怀想中的亲近难阻隔膜，唱和中的情怀似是而非：“屋前没有缓缓的河水流过/屋后也没有山峦依偎/影像终于历历在目/古厝，摇摇欲坠”[5].

　　游子寒川足下的金门军火杂陈、雷区遍布，两岸“忠骨”随处掩埋，蒋中正塑像替代了父亲口中的凤狮爷---百年膜拜的“祈祥求福”神未能守住“祥福”,岛屿象征的是“光复大陆”.《故乡的老酒》由“炮弹累累的土地上”“炮灰施肥”的高粱酿成：“再也分不出/是高粱，还是/炮火味”,以致我“始终没有勇气/喝一口祖父最爱的/老酒，没有勇气/忘掉/战/争”[6].家族文化、中华文化的“断根”之虞加剧了：“究竟这一份感情/还能系得住么？/怕的是就将止于我/再无下一代/背负着血缘的亲情/回---乡”[7] 80~81.全球一体化语境下，后代人身份认同危机、精神漂泊之旅已属必然，此时此刻，游子寒川的故乡不再是可实现的“异托邦”,而成为了一种“乌托邦”:是想象出来的“家园”,是“时空位移”、记忆、现实与想象错置后的产物.梦想幻灭，诗人自此只能在文学中虚构故乡---一个丧失了的家园所在。寒川精神还乡的意义也据此可归结为二：一是即将断裂的族群传承的集体记忆；二是困守城市的现代人飘零心理下的精神梦想.与贾平凹“厚土”文化建构、解构相似，新加坡作家寒川以中华文化为“异托邦”的“原乡意识”也经历了内涵上的几度变化。

　　二、囚禁与放逐
　　
　　人的个体人格中，对自由的向往与向家园寻求归属永远是一种两难，永远在离家与返乡中进退维谷、欲拒还迎.寒川的先祖离开生存窘地，漂洋过海寻找“异托邦”,终于驻足在新加坡这块他们认为最适宜生息的地方.在他们后人的笔下，这里却代表着一种岛屿之囚：物质现代化带来精神异化，城市成为囚禁之地.中国地大物博，大陆作家也许没有大洋中孤岛之囚的局促感，却有着不堪重负的家国之累，故亦以国内迁移与出国移民另觅自由，得到的同样是身份流浪与心灵放逐.
　　
　　（一）“岛屿”

　　之囚寒川的文字代表了与文化母体撕裂之痛，向族裔文化寻求寄托，强调华文文学的原根性。另一类新加坡作家虽也是在用华文写作，却旨在建构居住国本土文化，体现出较多融入当地、意在当代的现代性思维，其作品亦从“中国情结”、“文化乡愁”向“现代生活”、“城市放逐”主旨转移。华人祖先立足的第一步是融入当地。为此，他们不得不改姓，与原驻民通婚，隐匿华人身份，“数典忘祖”,“卧薪尝胆”,忍辱偷生。

　　所以一待发迹，马上对寄居国文化进行抵制，以壮大宗族势力精神返祖，形成新的民族自闭与族群隔绝.1965年新加坡独立，民众由侨民转为国民，逐渐淡化了民族意识，解构了以血缘姻亲为主要社会关系的传统价值观之后，现代人孤立与被拘的感受不断加重.与寒川同样于50年代出生的华文作家希尼尔、谢裕民兄弟对此种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突破了怀乡与寻根的题材，成为具有“中国文学传统”与“新加坡本土文学建设”双轨并进自觉意识的作家典例.希尼尔，原名谢惠平.其不少作品书写的是家族传承、光宗耀祖的重负与城市人追逐现代化脚步之间的多层冲突.《南洋SIN氏第四代祖屋出卖草志》中父子对待“祖屋”的态度不同：儿子自得于经济危机、消费成本不断上升中把老屋卖出了高价，认为这单纯是符合一般经济规律的商业行为；父亲则把它放大为对家族之根、民族之情的亵渎，痛心疾首于儿子把“老家”给卖了.《舅公呀呸》中，希尼尔揭示的是以地域、籍贯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固化、狭隘化的思维积锢.《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以“会议档案”形式“内部传阅”.宗族商会、乡党社团在现代利益关系前土崩瓦解，但真正的现代性经济关系尚未形成，所以结局必定荒谬，各种建构均成为“四不像”.作家以讽喻之笔寄托了对华人社会非正态发展的种种忧虑.着名微型小说《变迁》以刘氏家族三代 20 年间三则讣告由诵经超度改为基督教祷告为内容，讣告格式由遵从中华传统规范至中西文杂陈至纯粹英语文体而变化，象征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由中国传统至新加坡本土化至以全球性多元化为名义的全面西化的转变过程.如批评家所指，希尼尔作品代表了出发于新加坡岛屿而终极于世界性的艺术视野，蕴含有对中华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发掘[8].与希尼尔相比，其弟谢裕民的作品关注更多的是新加坡社会急速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流失与人性异化的必然.

　　谢裕民笔下的新加坡人不再有“原乡”、“净土”式的幻想，对“现代化”也不抱太大希望，感受更多的是社会空间扩大后精神空间的萎缩，物质愈加丰富后人际关系的隔膜。寻根意识向本土意识转变，终于意识到这个岛国就是自己的归属之后，城市等于囚禁、岛屿等于流放的感受更为强烈。新加坡面积狭小，资源有限，曾沦为多国殖民地，国人自强意识建构在危机意识之上。小岛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家、世界最大的城市花园、国际金融中心后，新加坡居民享受世界上最多国家的免签证服务，可自由移居移民，但置身于新加坡城，仿佛置身于现代化的铜墙铁壁之中，闷热的空气使置身于玻璃屋顶之下的感觉不断加剧，更何况祖先死里逃生、异境挣扎的历史与家族传承、光宗耀祖的负担仍很沉重。因此，祖先的被流放意识犹在，现代人挣扎与异化的感受亦不断增强.希尼尔笔下的新加坡被命名为“浮城”,象征的是新加坡现代人无根的漂泊意象.

　　与其内容选择、主题建构逐渐脱离中国大陆、台湾文学的源流，更多吸收世界文学的元素同步的是，谢裕民兄弟也在形式上锐意创新，寻找与实验着适合“岛国居民”与现代人放逐心态的艺术形式，成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内容与形式的锐意创新者.希尼尔习惯将现代大众传媒如新闻、广告、公文等融入小说文体，谢裕民则吸收现代小说朝人物精神世界内倾的写作特点，关注现代人灵魂的变异.谢裕民的作品常常借“我”、“你”称谓的变换来表现新旧转型、中西文化对撞中的人格分裂。小说《M40》中“我”是隐形的，通过“我”对“你”即主人公 Man 的关照达到对个体人的命运、性格与灵魂的自审。Man 逃离喘不过气来的“职场”、“家庭”,在童年梦幻中的“下水道”自由地漫游。这种白日梦般的经历象征着现代人在城市中异化，在少年的追忆与往昔不再的痛悼中对现代生活失望，向往回到生命的本真而不得的精神悲楚.《是你sms 我吗？》中的“他”发现地铁里有“另一个自己”在用手机 sms 自己。“我”走出地铁，“另一个自己”便消失.手机里的 sms 也会一个字一个字自动删除。经过对“另一个自己”的追踪，“我”发现自己已被固定化了的生活所囚禁，精神时而倦怠至死水，时而处于疯狂的边缘.而“另一个自己”不断地跳出来，似提醒，也似安慰.晚饭时分，他试图通过亲情友情找到哪一个是“真我”.可与家人的关系似乎隔墙对话；同学中，“女记者在樟宜机场等一个大人物到来”,酒店工作的同学在“忙着等一个大人物到来”,公务员同学仍在办公室准备陪老板出国的事。机制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使他们都在固化的角色中迷失了“真我”.在新加坡作家写作中，这种都市人自我分裂的题材屡屡被表现，说明现代经济关系引起社会转型、精神变异，人际关系愈加隔膜，人的生存环境更加局促，与故土隔绝的人们更容易产生无根的意识，对终极精神家园的渴求也愈加强烈。

　　（二）家国之困如果说，新加坡狭小的地理环境、长期的殖民历史、祖先流放的过往容易造成现代人寄寓的心理被拘的感受乃至于自我人格的分裂与异化的话，那么，生存于广袤的土地、迁移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有没有大国大疆、策马由缰的自由意识呢？应该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形成了海内外华人对族群文化的自觉维护与坚守，形成了较其他民族更加凝聚的“家国”观念.所谓家国观念，指儒家文化所赋予国人的家国同构的观念，除了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意识外，还有“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的一统意识.与西方“个人至上”、“独立自由”的观念不同，中国人总是把个体的归属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社群与个人的双赢，即一荣俱荣、一损皆损.这种家国理念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份文化牵念，导引着海外游子的情感呼应.

　　异国生存中，正是中华民族耐苦与坚毅的传承，荣家史、扬国威的理念支撑着海外华人奋斗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希尼尔兄弟的反思同样有道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这种“家国观念”既牵绊着中国大陆的觉醒者奔向异类空间，奔向更广阔天地的脚步，同时也阻碍着海外中国移民与寄居国文化的交流、混杂与归属。较其他民族移民，中国移民往往更难被异质文化同化，在视中华文化为生命之根的同时必然弱化了寄居国本土意识.

　　新加坡作家怀鹰与贾平凹虽均以“底层”、“草根”做自我身份定位，创作道路曲折磨难，受孤立，强挣扎，均愈挫愈勇，屡获大奖，但其情志、诉求、哲学社会醒思等却不尽相同。怀鹰之“自为的存在”人格与贾平凹“我是农民”的块垒形成一定的对比。贾平凹“我是农民”的立场有为“农民”这一称谓所代表的政治上的庶民、经济中的贫者、文化上的被诟病者代言的强烈主观，指向成功之路的奋斗中有强烈的家庭、族群、阶层动机。尽管如此，仍虽负盛名却未能为亲族谋权、为家乡谋利而至“乡党”微言。从个体的人的角度看，贾平凹努力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历程，但精神解放的那一天从未到来，“贾氏家族”的荣誉与为“农民”等底层代言的人文责任感使他戴上精神的重铐。怀鹰，原名李承璋。其个人经历更为坎坷，遭社会排挤与学界边缘化更甚，却没有作为“庶民”、“贫者”、“被诟病者”的自我定位与家族重负。他 3 岁时父亲欠赌债逃离，母亲被逐出家族，妹妹被迫送人……，但怀鹰自传描述最多的不是报仇雪辱，不是从“奴隶”到“将军”,而是自然与劳动所启蒙的才智，以及知识与艺术所激发的灵感。贾平凹父亲传承给他的是荣辱观与责任感，怀鹰父亲传给他的是浪迹的意识与代表心灵的“椰胡”;贾平凹对母亲的记忆是苦难中无钱医治的病痛，怀鹰记忆的是母亲美好的歌声。“在建筑工地，在船舱，在车间，在街头砥砺不歇的苦作”中，怀鹰感受更多的是一种作为劳动者、底层人的自在与快乐，形成“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乐观意识。

　　他所代表的同样是底层民众，却以虽贫贱为草民却仍要舞动人生、鹰击长空的意识主宰人生。“亲戚的讪笑，我不当一回事”.职场争斗中，“我退一步，再退一步，我就可以进入‘海阔天空随意有’的境界”.分析二人的成长历程，贾平凹在物质水准与阶级层次上，并不比怀鹰更“苦难”、更“屈辱”,为什么前者的边缘意识会比后者更强烈呢？这应该从两种社会结构中“底边阶层”的集体认同与个体人格说起。怀鹰是新加坡社会华人家庭的一员，父亲的逃债出走、个人的身材矮小、家庭经济的重负固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但在新加坡社会，这是个体的人的事，而非影响到整个家族的事.晚年举债他不以为辱，文人相轻他可以不理，年轻时自己追求理想，晚年时支持孩子追求理想，其个人道路的选择来源于移民国个体民众散居与迁徙的可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个体职业与精神归属选择的灵活机制与多向可能。中国大陆文化则更多地体现了空间中片段时间的历史延续性：“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继承，“忠、孝、仁、义、尊”等理念流传，贾平凹创作中蕴含了诸多割不断的历史积淀与集体记忆。怀鹰等华人的父祖虽在努力延续中华传统，怀有共同的民族想象，但其奔赴“异类空间”的历程中连续的观念已被打破，形成与中华时空的历史断裂.在新加坡这个“补偿性的差异地点”,国家意识建立在多民族共存基础之上，家族、人种、阶层的屏障渐被打破，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追求代替了血缘等级道德等关系的凝聚，其华人民众以中华为“家国”的观念也自然削弱。作家南翔的父亲传承给他的不是“安居乐业”的观念，而是不断迁徙以求生存的基因。南翔，原名相南翔，祖籍安徽滁州，1955 年生于广东。父亲为孩子命名“南翔”,自己却一路向北，“从广州铁路局、上海铁路局而南昌铁路局，最后呆在赣西的一个叫彬江的四等小站”.“车站”似乎是一种命运的预言，代表其家族永远“在路上”.南翔以“海南的大陆人”鹊声文坛，年近不惑，终于舍弃内地安逸的生活移居到深圳。

　　这个被称为“鹏城”的地方移民济济，是否每一个“南翔”者都得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达到了更大的人性自由了呢？在南翔的作品中，无论在“海南”,还是内地，还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以目击者或亲历者视角描述了官场职场学术场狭小的空间与逼仄的人际争斗.《女人的葵花》写的是铁窗所代表的自由被剥夺而越狱逃亡，但自由的身躯却不代表自由的灵魂，主人公终于向牢狱回归以寻求安宁；《东半球西半球》主人公迁移到加拿大这片“自由的世界”,责任、义务、情爱、生存等种种重负并不因为换了语境而得以减轻，最终在东西文明、精神情爱与物质立足的对撞中被撕扯，身体与精神双重崩溃.南翔笔下，无论是《硕士点》、《博士点》的学术竞争，还是《我的秘书生涯》、《辞官记》中的职场厮杀，其缜细密匝的描写均既夸张又逼真，无不传达着这样的理念：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梦想还没有起飞就折戟沉沙者均不在少数.与南翔的“迁移”题材不同，从加拿大回国的阎真的作品写的是放逐之后的回归.

　　作家以真实的个体生命在异乡与祖国几度连根拔起与脱胎换骨的经历再现了“异托邦”梦想的易碎以至精神“乌托邦”的最终幻灭.《曾在天涯》中，他首先否定了生命连根拔起又异地生根的可能：移民的经历使作家彻底领悟了中国人所承载的民族根性。这种“根性”是每一个中国人被植入的固有精神“内核”,即“站直了是个人”的观念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尊严深入骨髓。一个在他国没有任何根基的移民者，附着与寄生不可避免.但中国人“根性”的尊严使他对附着与寄生绝不能忍受。回国做国家主人而不是他国的“寄寓者”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正是因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异托邦”理想极易破碎，生于斯，长于斯，坚守于斯，其与家国同在的信念再一次加强.然而这种信仰与准则在《沧浪之水》中被一点点架空。“故园”虽在，物非人非。主人公成为马丁·路德金演讲中所称的“自己土地上的被放逐者”.池大为所代表的知识者在不良的社会中做不成知识分子，放弃了尊严，妥协、变通与蜕化后荣登高位，却与最初的责任目标渐行渐远.《因为女人》中的知识者则进一步放弃了自我的主体身份，逐渐被利益或欲望所支配.这种欲望并没有被极端化，而是人人会有、普遍存在的世俗性欲望。精神价值被消解，消费主义大潮主导，人际间关系必然成为权与利的碰撞，导致男性异化为欲望的动物，女性回归奴役的囚墙.这不但代表了作家回国后在本土构建“异托邦”的梦想破碎，也代表了人类精神“乌托邦”的彻底幻灭：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生存法则下，既成世界的宏大与个体之躯的渺小都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事实，历史的必然进步与时代的阶段性局限间，改造世界的主体性力量极其有限。

　　如果说新加坡作家的华文写作代表的是被放逐的群体家族的失根之患与文化撕裂之痛，那么中国作家笔下抒发的更多的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家国之殇与精神家园的丧失之憾。

　　三、家园与世界
　　
　　21 世纪，移民、人才、劳工的双向与多向流动已形成趋势，并且如气象云图般瞬息万变。据“多重国籍网”（www.multiracial.com）统计，全球已约有 89 个国家正式承认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不得不发生应变.在这样的时代，中华民族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异族血缘、身份、文化的互渗与共渗.“家园”与“世界”的概念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在文本看来，“家园”的概念有三层内涵，代表着个体生存的人、文化归属的人与终极意义上精神追求的人不同的需求。其一是指物理的家园---地理的归宿，指以哪里为根据地来安顿自己，传宗接代。其二是指人的社群归属，既以地理的概念为依托，又往往超越时空的概念。其三，终极意义上的精神家园，即人的精神支柱和理想归宿。工业化、全球化历程使人的世界性迁徙成为可能，现代人比以往更多地直面“家园”相关的精神拷问：第一，我安居乐业的地方在哪里？第二，我是哪国人，归属于哪种文化？这两种意义上“家园”寻找均有可能在现实的空间实现，即对“异类空间”地理或族群意义上的归属都易达成，但在精神的层面，无论是回到故土重构家园，还是移民者融入他族文化，都是一种历经艰难的过程。

　　无论是中国作家的“厚土”叙事还是新加坡作家的“原乡”书写，都证明现代人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渴望精神的闲适与宁静，乡村作为“故土”,中国作为“原乡”,作家均将其视为“精神家园”,对其赋予广泛的生命内涵，把其意象视为烛照个人精神与社会道德理想的明灯。但事实证明，两类作家的书写均具有“乌托邦”的意味。

　　从地理意义来说，虽然城市人在精神上视自己为“流浪儿”,在文本中着力以乡野的原生性与纯粹性反衬城市生命力的萎缩与道德的腐化，但城市人并不能真正做到置之实地的“归去来兮”.不但居于城市的作家贾平凹不能在地理上回到乡野，移民作家寒川也不能从物理上回归中国。在虚构的“厚土中国”寻找“道德之气”,在诗意的“原乡中国”想象“种族之根”,以“乡土”的幻像救赎城市人的堕落与精神无依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居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温床上构建纯粹的“乡土”梦想是自相矛盾的.

　　寒川的“原乡”梦碎、贾平凹的“厚土”坍塌、谢裕民兄弟的“传统”溃散与阎真的“补天”乏力均证明了工业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必然.乡村衰败、城市崛起所导致的传统道德礼义信的衰亡，可能是人类历史必然进步中的阶段性代价.新加坡以法治而不是“仁治”为治国之本，以各民族融合为国家策略，以国际化、全球化为政治经济发展的宗旨，使新加坡模式成为亚洲发展历程中的某种必然，以不可否定的现实宣告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必然失败，城市人以乡村为家园意象的必然失败.从人类精神归属的终极意义上去说，在精神上跨族群生存，走向世界，达到人类意志的一定自由无疑是一种虚妄的乌托邦的幻想.西方殖民史中，“生活在别处”,“异托邦”追寻的际遇源远流长.法国作家杜拉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走出非洲》自传与电影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IsakDinesen）均描述了前辈或个人“走出欧洲”、“亚洲梦”、“非洲梦”寻求的过程，精神的伊甸园并未实现，心灵的创伤却历历可见，这些“生活在别处”的梦想均破灭了。他们以笔下人物与自身相似的经历表明，现代人可以不断地从已有的空间出走，从这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情人”到另一个“情人”,靠不断迁移的挑战性与新鲜感来摆脱个体的被抛弃感，但种种结果都可能是“饮鸩止渴”,精神的幻灭，情感的无依感犹在，人类“家园”的失落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家园与世界代表着人的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梦想，无论是在流浪中渴求安身之地，还是以族群记忆寻求归属，抑或是现代人自我放逐中的伊甸园梦想，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家园”,这是贾平凹、寒川对故乡重构、阎真从异国回归的真实理由。但生存或精神的禁锢一旦形成，每个人又有着逃离故土的本能或幻想.谢裕民兄弟的祖辈从中国到南洋，南翔的父亲从南方至北方，他们的后代学留欧美，再一次遭遇放逐与回归的轮回.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说无家可归感是那些追求有价值生活的人们的普遍的隐秘伤痛[9] 215,因为在充满灾难、争斗、欲望的人类空间，在他人的自由就是自我禁锢的世界，一个人想保有自我的主体性，不向强权、世俗、他人屈服，就注定了一个人形只影单。特别是那些对理想社会心存梦想的人，人类进步历程中阶段性的灾难与代价在所难免，给他们带来的虚无感在所难免.在此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精神放逐成为必然。

　　[参 考 文 献]

　　[1] Marin,Louis.Utopics:A Spatial Play（Contemporary studies in philosophy & the human sciences）[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1984.
　　[2] Michel Foucault.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J].Diacritics,1986,16（1）.
　　[3]伍木.离散与回归---解读寒川诗中的原乡情愫和文化乡愁[EB/OL].
　　[4]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J].中国比较文学，2005,（3）1
　　[5] 寒川。古厝[J].幼狮文艺，2002,（12）。
　　[6] 寒川。故乡的老酒[EB/OL].
　　[7] 寒川。银河系列-寒川诗集[M].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0.
　　[8] 黄万华。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J].华侨大学学报，1996,（1）。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