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与《圣经》神话原型的关系分析

　　一、神话与原型理论

　　文学与神话向来相生相依，神话是文学的初始形态，从表现形式上说，文学与神话在主题，人物，意向上都有共通之处，而两者都探究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关系最为密切的话题。“神话是宗教仪式的口头部分，而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之中。”[1]

　　文学和神话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西方引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神话原型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英国，成型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 年），战后兴于北美，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2]

　　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自觉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并最终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文学批评方法。“神话”的概念由来已久，一般泛指关于神或者是其他超自然的故事，有时也包括神话了的人。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能够从侧面反映该民族的历史。

　　这些神话仍然被后人们不断阅读着，并且受其影响。而民族神话可以看作是该民族的精神特征，是其永远追寻的自我意义。神话---原型批评把神话作为仪式和梦幻的文字表达方式，使仪式获得意义，梦幻具备形式，所以神话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原则。

　　原型（archetype）又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形”,[3]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而“typos”意为形式。原型批评理论的宗师是弗莱，他认为，原型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学结构单位，它可以是意向，象征，主题，人物，情节等，只要它们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弗莱还认为，原型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它们把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结起来，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2] （P9）因此，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圣经》是基督教的最主要文献，在旧约和新约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对人类的拯救。起初耶和华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让他们修理和看守伊甸园，上帝告诫二人园中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唯独中间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那时，所有的动物都很温顺善良，唯独蛇非常狡猾，它引诱女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并摘给她的丈夫食用，二人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话，受到了惩罚，被赶出伊甸园，承受着各自的痛苦。

　　由于二人带来的原罪，世界上的罪恶越来越多，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于世间拯救世人.耶稣在世间行神迹，医病赶鬼，同时传播福音。在魔鬼的引诱下，耶稣的 12 门徒之一犹大收了罗马兵丁的钱，出卖了耶稣，耶稣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完成了拯救人类的使命。

　　分析整个《圣经》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发现三个基本原型人物，第一位是父亲，即万能的上帝耶和华，第二位是儿子，上帝的独生子，降生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第三位是蛇，也就是魔鬼。再来看《江格尔》。《江格尔》这部书是蒙古族的一部口传文学，与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约在公元13 世纪前后，《江格尔》由蒙古准格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位拉特部民间艺人共同创作完成，史诗描写了江格尔坎坷的身世。[4]

　　江格尔的先辈塔克勒·祖拉汗带领他的部落在希克尔海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宝木巴。塔克勒的后代乌宗·阿勒达尔汗在位的时候，宝木巴还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在他统治期间，人民过着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生活，但在江格尔出生后不久，蟒古斯趁机入侵宝木巴，其父母双双罹难，他被藏进山洞躲过一劫，猎人蒙根·西克希尔格偶然发现了他，为他取名江格尔，江格尔在山上与动物为伴，吸收天地灵气，练就非凡本领，最终征服了草原上的 40 个可汗，率领12个大巴特尔，33 个伯东，6 千名勇士南征北战，抵御入侵之敌，将宝木巴收回并建设成为一个人畜兴旺，没有孤儿和鳏寡，没有冻饿和战乱，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通过对《江格尔》的故事情节分析，也可以发现三种原型人物，即塔克勒·祖拉汗所代表的父亲，江格尔所代表的儿子，和蟒古斯所代表的魔鬼。和《圣经》中的三个原型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塔克勒·祖拉汗和耶和华上帝，江格尔和耶稣基督，蟒古斯和蛇，这三组原型之间是各自对应的。

　　二、原型之间的关系分析

　　按照《圣经》和《江格尔》原型人物形成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逐个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关于父亲的原型象征着创始与和平。两部作品中的“父亲”都从起初的天地混沌，到创造家园，为自己的人民开辟了一片乐土.

　　起初，天地是混沌的，模糊黑暗，耶和华创造了天地，又造各样飞禽走兽，和海里的生物，并建立伊甸园，让人管理伊甸园中的一草一木。最初的伊甸园是美丽辉煌的，人生活在伊甸园里也是富足的，因为那里没有饥饿，更没有战争，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5]

　　在那里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园中的一切。就像《圣经》中的上帝一样，《江格尔》中的塔克勒也是如此.相传在古老的黄金世纪初期，陆地和海洋刚刚分开，世界还是一片朦胧混沌。塔克勒·祖拉汗率领着他的部落，迁徙到了阿尔泰山西麓，美丽富饶的额尔齐斯河畔，在希克尔海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率领勤劳勇敢的宝木巴人民，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生活.

　　两部作品中儿子的原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儿子的出身不凡，注定他们与众不同，《圣经》中的耶稣并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他的生母玛利亚在还未结婚时就从圣灵感孕怀了他，而他真正的父亲是耶和华，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耶稣降生以后，东方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希律王由于担心这种异象会影响他的王位，下令要杀掉伯利恒城里两岁以内的孩子，在他下命令之前，玛利亚和约瑟已经得到主的使者梦中显现给他们的话，抱着耶稣逃出了伯利恒。可见耶稣从生下来就是受人景仰，并且一直受神保护。

　　《江格尔》中的英雄江格尔也拥有着同样传奇的身世，他的降生同样不同凡响.江格尔的母亲乌仁玛怀胎十几个月，江格尔迟迟未降生，好不容易到了产期，乌仁玛却生下了一个红兮兮的大肉球，他的父亲用玉皇大帝赐下的锯齿宝刀将肉球锯开，江格尔才得以从肉球中跳出来。由于他的诞生，宝木巴人就在他的宫殿外举行庆祝聚会，歌舞不绝。他不仅是草原最高领袖可汗的儿子，更是众人爱戴的可汗的后裔。

　　其次，除了出身，这两位英雄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天赋异禀.不管是耶稣还是江格尔，他们都不是凡人，都具备凡人所不具备的能力，用现代的话说，他们应该算是“超级英雄”了。耶稣在世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好了癫痫的，瞎的，瘫痪的，长大麻风的，患血漏的，并在船上为门徒平静大风浪，更得以让已经死去的财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几千人只有一张饼和几条鱼的情况下，他能让那几千人吃饱，剩下的饼渣还能装满筐子.就这样，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人们知道，他的这些能力都是凡人所不具备的。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当仁不让地被称为“全知全能的主耶稣基督”.史诗中的江格尔同样身手不凡。他在还是襁褓的时候，就力大无穷，史诗中记载说：“接生婆用老山羊皮做的襁褓将孩子裹起来，可才一夜他就将襁褓登破了，乌仁玛又给他换成犍牛皮做的襁褓，没想到也才用了一夜，又被他蹬破。”[4]（P26）在他 2-6 岁期间，就已经立下赫赫战功，打败了周边的很多敌人，几乎没有失败过.

　　在江格尔 7 岁那年，他就开始名扬四海，40 个可汗的土地被他征服。后来他在宝木巴建立联盟，自此人们都称他为圣主，可汗.

　　再次，两位儿子都肩负着沉重的使命，耶稣诞生世间是神授天命，他为的是要传播福音，拯救他父亲的国，让更多人得救，所以他一直为着这个使命而努力着，他收了12 个门徒跟随他，并差遣他们传播福音。最终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整个宏伟的计划，拯救了无数的罪人从罪恶中解脱。江格尔同样是为了保护他父亲守护的部落---宝木巴，他通过战斗，保卫着自己的家乡，最终由于他的努力，草原上下了 7 天 7 夜的香雨，使受伤的人痊愈，战死的人获得新生，他将宝木巴的人民从战乱困苦中解救，带领着宝木巴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草原也得到了长久的安宁.

　　两部作品中魔鬼的原型不谋而合，在西方，撒旦（蛇）就是邪恶，腐败，毁灭，神秘的意象，圣经里记载：撒旦曾是个天使，由于嫉妒和虚荣心作祟，堕落为天人共诛的恶魔，他不愿意人类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是想法设法破坏，正是由于撒旦的诱惑，和人类的疏忽，才使得人类从伊甸园被赶出，失去了与神同在的美好生活，并要在地里辛勤劳作，女人还要承受生养的痛苦.

　　至此，撒旦完成了将人类赶出伊甸园的阴谋。而值得探究的是，西方撒旦的原型来自蛇，蒙古族史诗中的魔鬼原型蟒古斯也来自蛇---由蛇变成龙，龙又变成蟒古斯。

　　在史诗《江格尔》中的蟒古斯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宝木巴觊觎已久，也嫉妒宝木巴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心想将其占为己有，但多次侵犯宝木巴边境都被击退。听说乌宗·阿勒达尔汗因为有了儿子成天沉湎于此，边境防务松弛，于是率领队伍奔袭宝木巴。宝木巴沦陷，江格尔的父母双双罹难，蟒古斯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三、结语

　　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具有重要意义。[7]《圣经》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蛇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和魔鬼的原型；《江格尔》中的塔克勒·祖拉汗、江格尔和蟒古斯也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和 魔鬼的原型。两组原型之间是对应的，并且具有很多一致的意义.两部作品要表达的社会意义也是一致的，即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没有死亡，人人长生，没有骚乱，处处安定，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家家富强。这种理想化的描绘超出了民族界线和阶级界线，同时也将跨民族的两部作品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