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响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中国的管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的号召,继2010~2012年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召开之后,由《管理学报》杂志社发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承办的2013′“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于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103篇论文,吸引了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界、杂志社及咨询公司的120余位代表参会。针对中国企业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背景下面临的创新、创业与成长机遇和挑战、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化发展、企业家使命和领导力、企业软实力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1 管理学研究的中国情境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
根据论坛的主题,由周建、任兵领衔的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研究团队针对近年来国际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中国情境化的管理理论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国际顶级杂志见刊的还只占少数,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际学者关注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国际管理学界所关心的共同问题,同时也重视从国际视角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而且这种趋势正在逐年上升。有关中国管理的研究,涉及2个关键问题:什么是“中国情境”?如何通过“情境化”建构中国管理理论。
任兵指出,“中国情境”包含了双重含义:
①中国独特的制度、法律和经济环境,是影响企业运营的区位概念;②超越了地理和边界的文化变量,意味着是一种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理解、接受、互动的行为、信念、假定和价值范式。在界定中国情境的概念和意涵的基础上,任兵提出,深度情境化的管理学研究是值得倡导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的目的是创造新情境下的新概念、建立围绕新概念的新关联/新逻辑,并做跨文化比较分析。此外,以创造新概念和新逻辑为导向的深度情境化的研究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①提出情境特定的新思想、新概念;②发展情境特定的新逻辑、基于新概念的新关联;③跨文化分析,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关于情境化研究,任兵提出了几点建议:
①踏踏实实做理论,好的理论研究工作不会脱离实践。
②理论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给自己时间发展新理论。
③不要让对理论界的批评阻止我们选择正确的态度、方式和方法进行管理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④在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除了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方法论,如扎根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来创建理论,还需依据中国情境的创造性探索。
华南理工大学陈春花也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国内目前很多研究成果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国语境与情境、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强调了中国管理的特殊性,即个性,却忽视了对管理共性的追求。所谓的中国“情境”更重要的是要能指导中国实践。陈春花建议未来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①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恰恰应注重一般管理理论的建构,而企业管理过程中则需要注重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
②应该更多地综合实证、实验、演绎等科学方法,而不是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否则造成研究结论经不起推敲,导致相当部分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
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回归本质,注重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全球语言,以规范的方法研究理论问题,最终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提升到一般理论问题。
④未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透过中国本土管理现象探索存在的一般规律,提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管理新理论以提升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及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认为,目前对中国特殊管理现象的探索尚未成为本土研究的基本选择,仅是偶然事件而已,大量的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尚未被识别和探索,但这正是做出理论贡献的基础和源泉。管理学研究之道就是做好3个对话:
①通过与文献对话(回顾已知与未知)来找出缺口(或制造矛盾)或填补缺口、做出贡献。
②通过与实践对话来从实践中挖掘有趣的现象(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并用研究结论来指导实践。
③通过与理论对话来找出理论需要拓展或修正之处,在一定的理论(原理论或/和与现象有一定拟合度的新基础理论)引导之下进行系统性演绎或归纳,以得到新理论(解释)。通过基于规范案例研究方法的归纳式研究和基于演绎逻辑的大样本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情境中的特殊现象进行研究,构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来解决理论“困境”,也就是文献中的矛盾或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管理现象。
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和中国人民大学徐二明则分别指出,中国目前的特点和独特情境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期。中国的转型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不匹配。未来一旦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那现阶段针对政府、企业和市场的一些研究成果就会失去意义、价值和作用。由于目前中国市场还不完善,政策也可能不断调整,不完全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不太适合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转型期也缺乏可以构成理论的原理论,目前还不能独立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之外。由此,要开展中国情境化的管理学研究就必须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特点,注重构建中国情境化的相关理论,但同时要具有前瞻性。
韩国首尔大学的赵东城也分析了中国情境问题,他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营特征都有其特点,欧洲情境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经营环境、日本是经营主体、美国是资源,而中国则是机制,并提出了以机制理论(SER-M模型)来分析中国管理实践的思路和方法。
南开大学齐善鸿等建议要做好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首先要理解泰勒的“科学管理”本质,并结合中国的“道本管理”思想对泰勒的本质论进行阐释说明。南开大学李亚楠等认为中国管理离不开跨文化管理,并将势科学应用于跨文化研究,探讨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方式。
青岛理工大学乐国林等认为,“和”、“变”、“用”思想深嵌于中国的文化典籍,是中国情境的重要体现。在解读“和”、“变”、“用”的中国文化蕴含基础上,提出了其在中国本土情境管理思想中的内涵与维度。北京邮电大学霍煜梅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可从根本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哲学指导和智慧启迪,并通过实例分析以佐证。华南理工大学叶广宇等认为,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化是中国情境的重要特征,且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下企业制度地位对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影响机制。广铁集团谭人中分析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基于这一独特现象,分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成因以及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影响。武汉工程大学吕力认为,易学在解释“管理与环境”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而易学管理理论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适与共通的。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2 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部分学者还从中国文化背景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章凯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关于是否存在普适性理论的问题,目前存在3种观点:
①管理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管理具有艺术性,管理没有规律可循,管理没有理论。
②普适的管理理论是一定存在的,这种理论建立完善之后可以用于指导不同文化下的管理实践,可以东西方通用。
③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存在脱离具体文化的普适性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具有情境性、文化性。基于此,章凯总结了有关中国管理理论如何发展的2条路径:
①应用和修正现有理论,致力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检验。
②聚焦本土特色问题,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文化背景和管理现象给出解释。其中路径一所隐含的假设是文化具有普遍性,现有管理理论的成熟度已经足够高;路径二所隐含的假设是文化具有特殊性,管理理论具有情境性,本土管理的相对稳定性较高。
对于中国管理理论如何发展的方法和路径问题,天津财经大学于立提出“实事求是”的思路和观点。对于“实事求是”,过去简单地理解为说真话、反映实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实事”包括现象、案例、数据、事件。“求”是一种过程,可以通过理论逻辑、数学推导、证据证明等方法求证;发现结论则是“是”,这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定理、定律、充要条件,如此,方为“实事求是”。
对于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和途径,众多学者在大会“圆桌论坛”环节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华中科技大学张金隆结合《管理学报》的发展历程,认为引导的作用很重要,因为科学管理的发展是适应了工业革命。在现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管理研究,需要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要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中外管理》总编杨光基于《中外管理》杂志、海尔、三星、苏宁等企业的发展案例,提出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是管理模式的突破,企业家必须做一些“前无古人”的事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欧阳桃花则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组件供应商与下游互补方的创新挑战深刻地影响核心企业的创新轨迹;而客户-组件供应商的动态关系推动了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华东理工大学郭毅则强调要注重中国情境和中国现象,高度重视商科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在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天津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洪艳认为,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离不开中国管理模式的支持。中国企业正面临国际化等多方面的挑战,没有比现在更需要有中国特点、中国文化的管理模式了。华中科技大学田志龙认为,中国企业面临转型,处于追赶期,正确地选择发展路径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很多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选择非洲和南亚,而中国学者多赴欧美,学者们应该多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方做研究。北京大学武亚军认为,中国管理理论要发展,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好的中国管理理论。美国近期提出的既高于纯学术理论,也高于多学科和问题导向的理论 ———“善”的理论(宣传正向价值观)值得借鉴。要实现它,理论、问题、素材、研究方法和基本的视角5个要素很关键。南开大学王迎军在总结论坛嘉宾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问题、全球视野、历史脉络和实践导向四大方面。
关于如何处理管理理论开发与文化情境的关系,章凯认为,美国管理学者所擅长的中层理论和细微理论的开发很多仍处在情境理论化阶段,中国学者进行跨情境研究是做出理论贡献的有效途径;而套用现有理论的演绎式研究和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归纳式研究则不利于做出这类贡献。就具体的发展道路而言,章凯认为有3股力量在催生科学范式:
①科学哲学的转变;②系统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③中国古代哲学智慧重放光辉,以及人性回归。他还提出中国管理研究的路径:融合中西长处(中国人思维和西方人的手段)、聚焦现实问题、洞察管理事实、构建理论原型、创建研究方法、兼容文化差异。
清华大学的罗家德从战略思维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小企业创业者的战略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紧密配合的,但他们又如何在复杂实践中发掘和把握涌现的机会?且如何让机会“涌现”?罗家德强调了“布局”这一中国独特思维的作用。他通过一个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反复使用社会网络的案例,展示分析了“布局”的思维:
①强调长期人际关系的经营;②强调核心能力和个人的气性;③逆向思考。罗家德强调,机会既是建构出来的,又是偶发的,这2种情况同时存在。而“布局”的内涵就是“在建构和偶发之间怎样中庸动态平衡出你最后想要找到的机会”。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以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于立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管理实践,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跳单,并结合已有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了跳单的涵义、产生原因、具体分类、应用领域等。清华大学杨百寅结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深入分析了中国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包括西方经典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不适用性,提出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主人翁行为”,分析了其内涵、维度、测量及其实证应用。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闫希军结合天士力推进传统产业创新和国际化过程,谈到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部分科学问题,尤其强调理念创新。他认为,创新首先是一个理念的提升或变革,没有理念的提升与变革,创新就缺乏方向;而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问题需要探索如何实现理念创新,确定什么样的理念创新,以及怎样实现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
3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创新
3.1 包容性发展与绿色跨越
清华大学仝允桓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对两大挑战:
①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极大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收入不均等现象也在加剧;城乡区域和不同省份之间在医疗、教育、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差异较大。
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继续增加、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这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就是清洁技术和金字塔底层战略,这2个战略的整合需要社会机制和商业机制的共同作用。
这种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关注金字塔底层人群的包容性发展的汇合可称为“绿色跨越”;它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绿色技术应用结合起来,实现“绿色跨越”,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绿色跨越主张寻找基于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从企业盈利前景的角度而非以往单纯的社会责任角度关注企业创新活动,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将企业保持自身的持续竞争能力与维持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在可持续创新方面、在BOP模式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且在可持续创新的社会嵌入模式、产业链模式等方面,中国一些企业的做法在世界上也是很出色的。当然,还应该实现在更大范围内对这些模式的推广。
3.2 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管理机制和组织体制范式
南开大学戚安邦认为,我国2005年提出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2006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还是中国的管理创新问题。虽然学术界和国家政府部门都对此十分重视,但是中国的管理创新究竟应该怎么做依旧是一个难题。
戚安邦认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源于美国。我国在2005年借鉴美国“innovate America”,提出了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路,顺应了中国的发展需要,因为这是从“世界工厂”走向基于知识经济的第二次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中国如果仅依靠“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必须面向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活动作为创造社会财富、增长经济的主要途径。中国必须培养自主创新的企业,而自主创新最重要的是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此外,要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管理机制创新十分重要。管理机制是一种面向不断寻找信息、消减风险损失、扩大风险收益的管理,而不像日常运行的周而复始、不断重复,这可以借鉴项目管理的分析思路。要实现管理机制的创新,真正要做的是从职能导向型的组织和社会向项目导向型的组织和社会转型,以及怎样去创建创新型社会。具体包括政府下放各种各样的审批权限、全社会的政体和团体都努力为创新活动提供空间、鼓励建立更多创新和冒险倾向的强矩阵组织等实体。
3.3 真实控制权与公司治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闯教授认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可分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控制权争夺问题以及终极股东控制与剥夺问题。针对第2类问题的终极控制权,一般认为,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表现为控制权,而实际中的控制权与此相去甚远。
股东控制链分析范式偏重于按照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的逻辑界定控制权和终极控制权,而忽视了股东利用社会资本来影响其他股东、董事及经理人员的决策倾向或偏好,以利于实现及强化其对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这样一种现实。这在中国企业的控制权研究上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应该考虑中国企业所处的特定情境,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条件下形成的分析范式来解读中国企业的控制权。
真实控制权的存在不仅依赖股权,也不能仅理解为事实上的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是有区别的。真实控制权表现为对公司决策的实际影响力,既包含法律、法规制度赋予股权资本所有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影响力,又包含社会网络连带、习俗、惯例赋予社会资本所有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影响力。
3.4 合法性战略、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李垣认为,中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2个方面:
①转型期特征。体现为快速而长期的增长及潜力与不充足的资源、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较强的政府影响力之间的矛盾。
②传统继承特征。表现为影响企业的价值观和战略思维。中国和西方在认知基础、权利基础、社会信任和发展条件上都存在差异。
就合法性而言,缺乏资源的小企业不断“山寨”创新,其中不少成长为有影响的企业;而有实力且被官方认可的大企业尚缺乏构建创新范式的战略设计和布局。对于面临制度转型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积极争取政府和市场的认可与支持,能够更好地获取创新资源和发展动力。
企业主动获得合法性有利于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然而,获取合法性需要成本,如果主动争取合法性过程的成本太高,则这一战略反而不利于产品创新。
争取市场和政府合法性对产品创新有着不同的非线性影响:争取市场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存在着倒U型关系,而争取政府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存在着U型关系。由此,要同时关注市场与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争取市场与政府合法性对产品创新有积极的交互影响:企业同时影响市场和政府来获取合法性的动态能力对产品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对组织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具有调节作用,需综合利用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动态能力推动企业创新。
4 总结
中国的管理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挑战和复杂局面。管理学者也一直在反思过去经验,运用科学思维,直面管理实践问题,正如郭重庆院士所期望的:
“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践行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在前3届论坛中,众多学者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内涵、路径、评价、探索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本届论坛更是邀请到了众多知名学者且平行安排了大量主题发言,力求为广大学者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提供更多启迪和思路。
本届论坛的学术特色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情境问题的认识学者们围绕“中国情境”的内涵与特点、“情境化”与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方法、“中国情境”与中国文化、“中国情境”与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展现了不少共识性的观点。
(2)进一步强化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导向论坛围绕大会主题“挑战·创新·突破———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内容百花齐放,探索与争鸣不断,进一步扩大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影响力。
(3)挖掘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推动“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的把握和挖掘,并围绕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中国管理实践发展方向、中国管理科学问题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尽管目前在很多基础问题和领域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但对于推进中国管理实践、发展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引导性。
(4)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进一步融合更加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会报告、圆桌论坛、论文交流等每一个环节都既包括学者,也包括企业家、期刊杂志和咨询公司代表,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实践者愿意进行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力推动实践导向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玉利认为,这些年管理学界对中国情境管理研究的必要性已产生高度认同,进步也很大,本届论坛从“中国情境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挖掘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进而丰富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创新实践与理论研究”3个方面展现了很多精彩的学术观点。张金隆也指出,本届论坛在以往成功举办的基础上,通过更多的嘉宾演讲、学者和企业家互动、论文作者发言,进一步扩大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更好的效果,相信论坛一定会为中国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