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国财政的现实国情与制度创建(5)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制度从单一的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收入的集中分配制度转变为一种相对分权化的财政安排。林毅夫（2000）利用省级数据对中国自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进行了估算，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1994分税制改革侧重于当时亟须解决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问题，并没有对政府间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格局做出根本性改变，演化至今，“财政体制格局已出现了偏离‘分税制’、重归‘分钱制’的迹象”[14]（分税制的tax-sharing似乎更契合中国分税制的现实发展）。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不科学、不规范，一方面压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消减了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的财力，中央不得不通过设立大量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对地方给予补助。这种格局不仅容易造成资金分配“跑部钱进”、“撒胡椒面”现象，而且容易造成中央部门通过资金安排不适当干预地方事权，影响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还会造成地方承担中央事权与地方的积极性不一致，导致执政行为不当，影响市场统一、公正。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有很多事权没有明确划分，多数采用行政手段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进行调整。这种缺少规范性划分的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承担的事务过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事权履行的过分下沉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中央对地方的依赖性过大。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履行责任，则会严重阻碍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例如，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密集政策措施，但是“没有落实，再好的思路也是纸上谈兵；没有落实，再好的规划也是空中楼阁；没有落实，再好的讲话也是画饼充饥”,因此，要立足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政策落到实处。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目标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阶段以后，当前国内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攻坚期。在国内经济发展面临 的严峻压力下，要实现财政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将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规范、稳定、可持续的财政体制，为国家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财政收支规模庞大可观，国际影响力和支配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这其中有统计口径的因素，例如我国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基金等并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也有财政控制能力不足的原因。当然，在今后的财政制度建设中，并不能一味追求财政收支在GDP中的高比重，造成“国进民退”的僵化低效局面。从人均GDP来看，“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值，相当于美国的23%,只是接近（中等收入水平）门槛”（《中国2049战略》），因此，必须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使得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
　　
　　总而言之，应当以国际视野认识现代财政，从民生角度构建现代财政，建立大国财政，“不仅让财政发挥应有的治国安邦作用，而且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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