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自贸区全球化建设发展的启示

　　作为全球各种类型、特殊形式经济区域发展的典型代表，自贸区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切实抓手，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至今，我国自贸区七年间六度扩容，总数已增至21个，由沿海扩展到内陆，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和重要建设者。自贸区已成为我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和改革攻坚的试验场，助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世界自贸区的发展沿革梳理

　　自贸区的雏形最早出现在贸易发达的古代欧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腓尼基人将泰尔和迦太基地区划定为外来商船自由航行特区。14世纪，由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汉萨同盟”达到兴盛，加盟城邦最多达到160个，辐射至北欧诸国。1547年，在连接远东、近东和欧洲的热那亚湾，世界上首个正式命名的自由贸易港在意大利雷格亨成立。17-19世纪，自由港（区）开始在欧洲各贸易大国盛行，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里雅斯特、威尼斯，德国的汉堡、不来梅，法国的敦刻尔克，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等自由港（区）。直到20世纪20年代，自贸区才在美洲出现，如乌拉圭的科洛尼亚和墨西哥的蒂华纳。1936年，美国在纽约布鲁克林设立了该国首个自贸区。总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自贸区（港）发展数量、规模有限，经营活动单一，以单纯对外贸易服务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很多国家尝试通过划定特定区域以政策优惠吸引外部资金、技术建厂，帮助当地工业发展，“出口加工区”作为自贸区的一种新形态登上历史舞台，以爱尔兰香农出口自由区、波多黎各免税工业区和中国台湾地区高雄出口加工区为主要代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一些城市也相继兴建出口加工区，比较知名的有深圳出口加工区、九江出口加工区。这种以“两头在外”为主要运营模式的产业贸易平台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帮助。

　　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国间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全球自贸区向多样化、综合化、平台化发展。自贸区不再是单一对外贸易高地，而是集投资、贸易、产业、金融、科创于一身的综合功能体。自贸区同时还是各国经济贸易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塑造国际化、便利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压力测试区，通过自贸区“小气候”的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组织重构、流程再造和监管创新。除了出口加工区外，自贸区还衍生出自由港、自由经济区、保税区、免关税区、企业园区等多个细化类别。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目前全球自贸区或经济特区约有5000多个，其中一半在我国境内。

　　国外自贸区先进经验比较与借鉴

　　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国也会结合自身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对外战略，调整所属自贸区的定位和功能，园区形态、监管模式、运行管理及优惠政策也各不相同、各有所长，为我国自贸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样本和借鉴。从形态功能角度，全球自贸区主要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贸易枢纽型自贸区，主要以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等西欧沿海重要海（空）港为代表。该类自贸区利用当地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构建辐射全球的货运网络，兼具传统物流集散和高效综合服务功能。通常该类自贸区会设立专责管理机构，以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便利配套服务，以贸易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工贸结合型自贸区，主要以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自贸区为代表。该类自贸区采取对外贸易为主、加工和装备制造为辅的工贸结合发展模式，配合“境内关外”的监管原则，通过设置主区、分区扩大自贸区覆盖范围，利用关税减让、延缓支付关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产业链龙头企业（如汽车制造、能源加工）落地集聚，实现巩固本土产业和扩大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此外，美国自贸区创新性地采用私营企业管理运营园区，灵活性较大，效率较高。

　　港城融合型自贸区，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新加坡等微型经济体为代表。该类自贸区范围可包括整个港口城市，港城融合度较高，由若干子工业区、贸易区、生活区共同组成，集运输、仓储、商贸、制造、金融、旅游、居住生活等多功能为一体，具备集物流、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于一体的综合系统，以港兴城，港为城用，港城相长。

　　综合上述自贸区类型和实践经验来看，国外自贸区发展经验可总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着力提升区内贸易投资便利和开放程度。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不干预”，赋予自贸区“境内关外”的特殊法律地位，实施便捷合理的有效监管。

　　二是创新园区管理模式。将自贸区作为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进行运营，允许企业、机构涉足自贸区管理，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行为限制在契约范围内，充分调动参与者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以管理机制创新提升自贸区发展水平。

　　三是提升优势资源吸引力。依靠全方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注入，引进高技术、新经济，降低区域边界效应，减轻区域要素流动阻力，吸引先进要素集聚，形成综合产业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四是深度融合多重功能。20世纪后期，全球自贸区普遍向综合性多功能发展，由单一的临港经济向金融保险、物流仓储、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延伸，形成“港区结合+现代服务业”基本发展模式。

　　对我国自贸区建设发展的启示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自贸区建设起步相对较晚，自贸区建设总体遵循“审慎稳重、循序渐进”的原则，经历了从无到有寻求探索，从小到大寻求升级，从双边到区域寻求扩展的艰辛发展之路。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自贸区已由少数试点到全面铺开，制度创新和区域定位不断探索，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全方位的升级。

　　未来中国应当汲取相关经验，丰富自贸区管理制度内容，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先进要素集聚，联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第一，扩大自贸区覆盖省份，适时扩容中西部内陆自贸区。我国现有自贸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西部地区大多省份、中部部分省份尚未覆盖。实际上，内蒙古、新疆、湖南、湖北等省份也已基本具备设立内陆型自贸园区的基础条件。通过设立内陆型自贸区，吸引内外资，推动西北、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加强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合作，助力实现地区经济外向延伸、制造业升级转型、服务贸易发展和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重目标。但自贸区建设要依托于地方主体城市群、产业特色及区域特点，建议在内陆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已形成一定经济规模的城市群设立自贸区，促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第二，加强政策引导作用，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因各个自贸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及所承载的改革开放试点任务不同，需加强宏观政策引导，在自贸区的选址、定位及优惠政策赋予上进行差异化设计，以避免自贸区之间的政策优惠竞赛，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促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种差异化探索，有助于更快、更好地达到对比试验、互补试验的效果，形成多元化、高水平的制度创新成效，释放自贸区的改革和开放红利。

　　第三，加强自贸区有机联系，提升合作水平。要改变现有自贸区发展单打独斗现状，加强自贸区互联互通水平，特别要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跨省跨区城市群中各自贸区间的协同水平，突破按照省级行政单元设定自贸区的传统做法，或对已有自贸区进行管理架构、功能定位和政策赋予的再创新、再融合，突破单个片区面积小、地理空间分散、政策空间和人物财力有限等固有弊端，发挥经济活动聚集效应，对重大改革任务实现集中攻坚、集成突破，实现区域协同开放发展，打造立体全面、协同共兴的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