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语用预设的翻译问题探析

　　摘    要：　语用预设作为未用语言表达出的信息隐身于文本中, 与众多文内外因素联系紧密, 是翻译中的一大难题。本文基于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 从功能和忠诚的角度, 探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妥当处理不同类型的语用预设。

　　关键词：　文本分析; 语用预设; 翻译; 功能; 忠诚;
 

　　一、引言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崛起于20世纪80-90年代, 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翻译目的或译文功能。”[1]249诺德 (Christiane Nord) 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 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2]63。其着作《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便是以功能加忠诚的理论为基础, 建立起一个以翻译为导向的普遍适用的文本分析模式。关于该模式的普遍适用性仍存在一些争议, 但这不影响它成为经典的文本分析模式。本文欲以该模式为基础, 从功能加忠诚的角度出发, 结合翻译实例探讨语用预设的翻译问题。

　　二、功能与忠诚

　　理解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 并用它指导翻译实践的前提是清楚诺德所谓功能和忠诚的意义。诺德所指的“功能”可概括为“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2]63。从交际的角度看, 译文“按预定的方式运作”是指目标文本对其接受者产生预期效果, 即目标文本接受者做出预期中的反应。诺德虽把实现文本功能视为翻译的最高目标, 却也不是唯一的标准, 若没有源语文本就不存在翻译[3]30-31。诺德坚持的是功能加忠诚的理念。“忠诚”不同于“忠实于原文”的“忠实”。“忠实于原文”指的是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间的关系, 而“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2]63。译者单方面对其余各方负责:译者有责任确保没有人被欺骗, 诺德将这种责任称为“忠诚”。“忠诚”属于道德范畴。当源语文本作者和翻译发起者不是同一人,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目的, 希望目标文本发挥不同功能。而目标文本接受者也有自己的期待。协调好各方关系对译者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矛盾不可调和, 译者从道德角度出发甚至可能要拒绝翻译任务。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文本在两种语言间转换的同时也是在两种文化间转换。当源语文本中的某些信息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化、国情等背景知识才能被理解时, 尤其当源语国家与目标语国家有较大差异时, 翻译就变得困难。译者须根据翻译任务在功能与忠诚间权衡轻重。这绝不意味着此时功能与忠诚是完全对立, 二者取其一的关系。功能与忠诚之间始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者兼顾正是译者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只是要有所侧重。功能翻译学派自然更注重功能。为实现文本功能而必须对内容有明显改动时怎么办?前文已说明, “忠诚”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译者在取得源语文本作者或翻译发起者的谅解后, 对内容进行改动便不算违背忠诚原则。联系不上源语文本作者和翻译发起者时, 在适当的地方进行说明, 也可认为是没有违背忠诚原则。重要的是没有人受到欺骗。

　　三、语用预设

　　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包括文外因素分析和文内因素分析两大部分。语用预设属于文内因素。文内因素还包括文本主题、文本内容、文本构成、非语言成分、词汇、句法和超音段特征。“这个模式[…]目的在于从已有的原文以及即将根据要求而生产的目的文本中识别与功能有关的成分, 并通过比较译文目的与原文功能, 让译者能够识别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而可以设计出一种全面解决问题的策略。”[2]62-63诺德提醒译者注意:一、分析各因素的顺序并不固定;二、各个因素仅在方法论上可分, 实践中必须把它们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 一个因素可能影响和反映另一个或多个其他因素。三、分析不是线性进行的, 该文本分析模式是一个循环模式。有的因素不能一次分析清楚, 未明部分可能通过分析其他因素变得明晰[3]88-92。

　　笔者认为, 语用预设是八个文内因素中最能体现文内外各因素环环相扣特点的一个, 也是最能体现功能与忠诚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预设 (Pr觌supposition) 概念由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 (Gottlob Frege) 于1982年提出, 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4]35。但诺德指出, 她所指的预设既不是逻辑预设 (logische Pr觌supposition) , 即话语内容的真实或事实情况的存在, 也不是哲学预设 (philosophische Pr觌supposition) , 即指称意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而是语用预设 (pragmatische Pr觌supposition) 。语用预设是一种情景前提 (Situationspr觌supposition) , 是说话人认为属于接受者视域范围内的前提信息。话语要被理解就要求听者必须能重构说话人的语用预设[4]106-107。换言之, 发送者预先设定他要传达的部分信息是拥有特定背景知识的接受者已知的, 便不在文中提及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以语用预设的形式隐身于文本之中。诺德所举的一则笑话很好地解释了语用预设:

　　例1:

　　Meisl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出差。傍晚, 他想在着名的Burg剧院观看一部戏剧。他问售票员:“今晚上演什么戏剧?”售票员回答:“《第十二夜》 (What You Will) 。”“好吧, ”Meisl说:“给我来一张《蓝色多瑙河》的票。”[5]120

　　此笑话可笑的前提是读者知道“What You Will”是莎士比亚一部戏剧的名字, 而不是一个问句。若读者不能重构这一预设信息, 该文本便不能实现幽默的效果。

　　语用预设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情景条件、作者生平、美学理论、常见文本类型及其特征、意识形态、宗教、哲学、教育情况、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状况、题材细节、动机、某一文学时期的传统主题和书籍板式等等[3]108。关于分析源语文本时如何确定语用预设这一问题, 诺德虽然列出了能够帮助译者发现语用预设的引导性问题, 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 发现源语文本中的预设信息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及两国国情差异的敏感度和广博的世界知识。

　　四、语用预设的翻译

　　从功能加忠诚的角度看, 经翻译产生的目标文本要是读者可理解的, 满足读者期待的, 同时又要尽量向读者展示源语文本的风貌, 达到文本应产生的效果。对于使用不同语言, 来自不同文化或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而言, 语用预设是不同的。为了确保目标文本的可理解性和其功能的发挥, 译者需采取适当的策略调整用语言表达信息的程度和表达的方法。

　　就用语言表达信息的程度而言, 笔者依据诺德提到的“确定源语文本所指向的世界”[3]108这一思路, 归纳出三种情况:一是源语文本指向距离源语读者更近的世界, 此时译者需要把对源语读者来说不言自明, 而对目标语读者来说造成理解障碍的隐性信息用语言表达出来, 或使用其他方法传递该信息。二是源语文本指向的世界与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的距离相同, 这种情况下因语用预设的差异而产生翻译难题不多。如自然科学类文本一般会不偏向于哪种文化。三是源语文本指向距离目标语读者更近的世界, 源语文本中某些用语言明确表达出的信息对目标读者来说可能是冗余的, 译者需将这些信息隐去, 使其以语用预设的形式存在于目标文本中。下面, 笔者尝试借助例句探讨在翻译中具体如何妥当处理语用预设。

　　(一) 不带特殊目的的语用预设

　　有些信息不是源语文本作者刻意隐去的 (例2) 或者隐去只是为了表达简洁 (例3) 。对于这类语用预设, 难点在于发现隐性信息的存在。只要在文本分析时能够发现可能影响理解的隐性信息, 接下来的翻译不存在大的困难。

　　例 (2) 原文:Es sind die Erinnerungen eines Basler Seidenkaufmannes Adolf Krayer, der um die Mitte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als junger Mann nach China reiste, ... (来源:同济王颖频教授课程练习)

　　该例句中的隐性信息是丝绸商人阿道夫·克莱尔于19世纪来到中国, 且源语文本创作于20世纪。21世纪的译者若意识不到这点, 把“des letzten Jahrhunderts”翻译为“上世纪”, 读者会误认为克莱尔是20世纪来到中国。只要能发现这个问题, 翻译就不难, 可译为“19世纪”, 也可译为“上世纪”然后加脚注或括号进行说明。不论采取哪种办法, 都既不改变原文内容又不耽误文本功能的发挥。

　　例 (3) 原文:过了好几个时辰, 昏迷的刘海才醒过来。

　　译文:Fünf Shichen, also mehr als zehn Stunden vergingen, ehe Liu Hai aus seiner Bewusslosigkeit wieder zu sich kam. (来源:《德译中国神话故事》[6])

　　本例句中涉及的隐性信息是在古代中国一个时辰约等于两个小时。虽然中国人今天不再用“时辰”计时, 但都明白其意义, 无需明说。而德国读者甚至不知道时辰是时间单位。该目标文本承担着向德国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 所以译者将“时辰”音译为“Shichen”, 然后文内解释五个时辰相当于十个小时, 同时又加了脚注进一步介绍“时辰”。译者既向德国读者传递了预设信息, 又未破坏原文通俗直白的风貌, 成功兼顾了功能和忠诚。

　　(二) 带特殊目的的语用预设

　　有时, 隐身于文本中的预设信息与文本功能的发挥密切相关, 甚至是文本功能发挥的基础。这类语用预设常是源语文本作者有意为之。翻译此类预设信息时, 如果把隐性的信息显性化, 即像例1、2那样用语言表达出来, 目标文本很可能不再对其读者产生应有的效果, 如例 (3) 。

　　例 (3) 原文:她完全不看书。[...]她一直认为王朔和王蒙是两兄弟。

　　译文:Sie liest keine Bücher.[...]Sie denkt immer, Martin Luther würe die Kurzform von Martin Luther King. (来源原文由同济外教Hermann选自《小时代1.0折纸时代》, 译文为笔者自译)

　　该翻译任务设定目标文本读者为德国青少年。隐性信息是王朔王蒙同姓但没有血缘关系, 都是中国着名当代作家, 他们的读者群体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他们的名气足以让没有读过他们作品的中国人也熟悉他们的名字。故中国读者能体会到原文的幽默讽刺意味。但德国青少年不认识两位作家, 也不了解中国人名的特点。若只翻译为“Sie denkt immer, Wang Meng und Wang Shuo w觌ren Brüder”目标文本读者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若加脚注介绍两位作家, 并解释源语文本的幽默讽刺之处, 只能让目标文本读者理解文本, 而幽默讽刺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笔者选择替代法, 不翻译“认为王蒙和王朔是两兄弟”而用“认为马丁·路德是马丁·路德·金的缩写”替代, 这样德国读者也能体会到文中幽默讽刺的意味。对源语文本内容有改动的替代型翻译要求译者有一定的自信和勇气。

　　像例 (3) 这样用其他内容替代部分原文内容的翻译是否做到了功能加忠诚?这取决于看问题的视角。表面看来, 或许违背了忠诚原则。而从语用的角度看, 只有实现目标文本应有的功能才能说达到了对各方的忠诚。尽管如此, 使用替代法需谨慎, 切勿滥用。

　　(三) 冗余信息语用预设化

　　当源语文本指向目标文本接受者的世界时, 原来用语言表达的信息, 对于目标文本的读者来说可能成为不必要的冗余信息。删除冗余信息, 让其隐身于语用预设中。这样既使表达简练又有助于目标文本保持对其读者的吸引力。

　　例 (4) 原文:Die chinesische Führung erf?hrt in der Regel, was in denjenigen Provinzen geschieht, die vor der Haustür Peking ligen;aber viele Provinzen liegen viel zu weit weg.Im Grunde ist Hu Jintao heute noch in derselben Lage wie schon der Kaiser von China vor hunderten von Jahren.Nicht nur die Entfernung[...] (来源:“Nachbar China”[7])

　　译文:中国领导通常了解位于北京家门口的声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许多身份离得很远。不仅是各省的距离...... (来源:《理解中国》[8])

　　源语文本接受者是德国读者, 但谈论的是中国话题。在翻译为中文时, 译者直接省去了“Im Grunde ist Hu Jintao heute noch in derselben Lage wie schon der Kaiser von China vor hunderten von Jahren.”一句。德国国土面积相比中国而言很小, 中国之大超乎德国读者想象, 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 中国领导人要常到各省实地考察依旧不容易。这对中国读者来说不言自明, 故原文这句话成了多余的说明, 被译者略去不译。如此翻译, 既没有导致目标文本获得的信息减少, 也没有影响原文的风貌的展现。

　　五、结语

　　翻译语用预设并不容易:首先需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找出妨碍目标文本读者理解的预设信息或冗余信息。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调整用语言表达信息的程度, 采取适当的表达方式。译文若要达到功能加忠诚的目标, 不仅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高度敏感, 拥有广博的知识, 还要求译者足够自信, 能果断地补充、省略或替代一些信息。其中, 替代型翻译难度最大。只有找到适合的, 各方都能接受的替代方式时才能使用该策略, 才可说是实现了功能加忠诚的替代型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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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桂乾元, 主编.德译中国神话故事[M]. (德) 蓝静莎, (德) 贝杰克, (德) 鲍嘉梦.桂燕, 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7]Schmidt, Helmut&Sieren, Frank.Nachbar China:Helmut Schmidt im Gespr觌ch mit Frank Sieren[M].Berlin:Econ, 2006.
　　[8]赫尔穆德·施密特, 弗朗克·西仑.理解中国[M].梅兆荣, 曹其宁, 刘昌业,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