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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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王符思想中的儒道融合特色分析
　　【绪论】东汉后期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研究绪论
　　【1.1】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背景
　　【1.2  1.3】王符思想儒道融合背景与特征
　　【第二章】哲学观所透显的儒道融合特色
　　【第三章】以“无为”补政的政治观
　　【第四章】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结语/参考文献】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思潮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四章 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面对哀暗之世的沉沦，王符一生的政治诉求汲汲于"有道之世"的恢复，以三皇、五帝的为治世典范，坚守以民为本、为民立命的政治立场，突显了身为儒者骨子里的时刻心系苍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潜夫论》中秉持了儒家以德应世、以学修德等人生处世原则，同时贯通道家谦恭、不争、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以备应世之需。作为王符自身来讲，一生践行着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在其隐居僻乡的过程中，既践行着道家恬淡无为的隐逸思想，又坚守着孔子所倡导的"有道之世"的到来。

　　第一节 "志于道"的典范

　　一、一以贯之的求道精神

　　人之何以为人？王符论"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乃以其有精神也。"（《卜列》）"天地之所贵者，人也",认为作为"统理"万物与人类社会自身的主体，人要发挥主体"我"的有目的的主观能动性，彰显出人在宇宙中的尊贵地位，发挥人自强不息的担当精神。因而，王符所求的一以贯之的"道"即"人道",此亦成为他心系苍生的源动力。

　　《潜夫论》中列举了很多当时社会底层民众虚匮流离的生活状态，《浮侈》篇描述了社会弥漫的浮侈的社会现象，"举世舍农商，趋商贾",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毒化社会风气，民众怎能不饥寒；饥寒多则犯罪的多，犯罪多则酷刑更加严厉，民众愈加有怨言，这一切均是"乱政薄化使之然也",因而国危的局面在所难免。《爱日》篇举例百姓吃了官司，结果打一场官司常常动辄数月之久，还常常遇到上下推诿、久拖不决的情况，民众既耗资又耗时，以至于都不敢再打官司。《实边》篇描述了边境叛乱，官吏只知道缴械投降、驱民内迁，甚至沿途趁机抢夺民众财产，导致黎民流离，百姓失所，甚至家破人亡。

　　以民为本的政治纲领表现出王符心系苍生的现实关怀。王符认识到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君主和国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二者是相互依赖、制约的关系。于君主而言，"立君为民"、"效于民"是君主政治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则，在这里引入汉代流行的"天"的概念，天之立君，不是出于对君主的私爱，而是要君主为民众"诛暴除害以利黎元",所以君主敬天也就必须爱民、保民。

　　"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爱日》），统治者如果不顾"民危"、"民瘠"、"民穷",反而酷吏苛政、"乱政薄化",致使民众"饥寒并致",那么国家必然不得安宁，离危亡也就不远了。

　　《潜夫论》中"民"字出现了近三百多次，王符有关民众地位的论述，赋予民以民权主义上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舆论和民心向背的高度重视。

　　王符在对先秦西汉以来的民本思想继承、吸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宽了民本理论的涵盖面，鲜明、全面的从政治、经济、民教等领域为民立命，也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民本思想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道济天下的现实关怀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论，每当社会退化、争乱频仍、民生困苦，旧日所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遭到动摇崩坏而失去原有效用之际，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进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每当此时，"政治思想，于是勃兴。"环顾东汉中后期的社会情势，社会政治危机加剧、经济凋敝，官僚集团的腐败、奢靡之风甚嚣尘上，"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浮侈》）"哀暗之世"的腐败和社会秩序的无序更是加剧了士风日下，使得真正的有能之士受到排挤、压抑，广大民众备受侵凌，社会矛盾激化，"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则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已尔，岂有肯践其阙而交其人者哉？"（《本政》）此时的王符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补偏救弊的治世方略：哲学领域，对天人感应进行了怀疑和批判，否定以受谶纬神学所影响灾异谴告等说，对卜筮、巫术、占梦等世俗迷信予以否定和批判。在政治领域，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的堕落作了尖锐的批判，"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三式》）王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与世抗争的批判性的道德精神，"正是中国有为有守的读书人所具有的良知及血性。"以王符所代表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的士人，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正是基于社会现实已然与他们的价值诉求发生了矛盾性的冲突，他们以理性怀疑的精神批判现实、警醒世人，他们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思考，来表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义担当，他们带有理想色彩的社会主张，更突显了他们对现实层面的关怀和深刻崇高、不流于俗的个人独立品格。

　　三、处世原则

　　（一）以德应世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德化》）在处世方面，受传统儒家重人思想的影响，王符特别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德应世，德化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可以教化民众，使民向善，也是君子德性人格的重要一方面。

　　王符以肯定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为前提，在前人人性论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修正与发展。首先发挥了孟子性善论思想，"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目见危殆之事，无不为之灼怛惊而赴救之者。"（《明忠》）认为人心皆有仁义之心，廉耻之志，有道德之心，人生来就有一种善性。同时，引《诗》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认为"民"的这种善性于胎中"合中和以成",与生俱来，"仁义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与体俱生",如园里的种子，"遇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蘖。"（《德化》）其次，认识到人性有善亦有恶，善恶相杂，多次提到"性恶之人"、"极恶之人"、"虑恶之心"、"奸恶之心"等。还兼采法家"趋利避害"人性说，"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交际》）即使朋友之间号称以义相交，但仍以利害关系决定远近，内在隐含着人性自为，并有可能"积憎生非，积非生恶"受环境影响滑向恶的一面。

　　民"有性、有情",有"人情喜怒",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作为"善养天民"的君主，要挖掘民善的性情，培育民的善行、善俗，而不是在奸恶横生时再防塞堵漏。

　　但也不可一味地认为德化可独任，在治国策略上，强调德法并用。那种"任德不任刑",企图只靠"德教"来感化民众的行为，无益于自欺欺人，"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救世者之言也。"（《衰制》）个人层面，与孔子所树立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形象相比，王符批判东汉后期以门第、爵位、财利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力倡以"德"为君子人格的根本标志，其君子形象的塑立也更为丰满。君子修德之责在于"贤宜君国",进而能够"德宜子民",并以"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为君子之耻，为人臣者应"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潜叹》）在个人心性修养上，慕求自然无为之道，"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这不是说只顾自身修为、名节保身，真正的有为君子即使不为所用，身居乡野，也是"夙夜箴规，蹇蹇匪懈者，忧君之危亡，哀民之离乱也。"（《释难》）
　　
　　（二）以学修德

　　王符非常重视"学"的重要作用。儒家讲君子之道的"为己之学",其精神实质主要表现为三点：强调一种成人成圣的价值之学而非功利之学；对人的自我完善的内在价值的弘扬，对不受外利所役的独立精神的肯定；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和不良学风的贬抑。

　　《潜夫论》开篇即为《赞学》，反映了王符重学博己、以学修德的知识论。王符通过对学习重要性的强调，从而确立与社会相一致的道德品格，通过从师、从经与内化反省，从而丰富充实道德化的自我，并把这种道德性推广扩充彰显于社会并影响于后世。

　　这也是王符著论《潜夫论》的目的，他自称"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正是对儒家先圣之学的一种弘扬、对为己之学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要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学习是君子之为君子的一项重要衡量标准，只有学习，才能使心性达到"聪明无蔽，心智无滞"的状态。君子学习的过程，就是对自我加工的过程，通过学习，才能"致其道而迈其德",学习到先圣的大道和崇德，并为之效仿，达到"往合圣心".君子学习的过程，亦是自我提高、完善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才称其位，成为国家贤才之需。此外，王符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此典专指儒家的六经，"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人体道的方式，莫良于典，认为其中凝结了先圣的智慧和对道德修为的深刻体认，君子只有认真学习圣人的"经典"和言论，其道德学问才能更近圣人一步。

　　二要力行以学修己，进而完成修身成圣的价值目标。王符列举了董仲舒、景君明、倪宽、匡衡等有志之士的忧道不忧贫的例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无论贫富，皆能够坚守道义、坚持进德修业。王符提出，君子的学习方式是多方面的，"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明之以春秋",尤其强调君子应"以多志（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通过对前人先贤经典的学习，体会先圣的宝贵精神财富，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此外，王符提出，以"恕"、"平"、"恭"、"守"为君子修德的四行观，身体力行地坚守行善、申道、节志的道义准则，弘扬儒家传统"仁"、"义"、"礼"、"信"价值准则，践行"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的修身、齐家之任，这样才能完成往合圣人、修身成圣的目标。

　　（三）恭谦、不争的人生态度

　　在人生态度方面，引用道家谦恭、贵静观以备应世之需。老子讲"不敢为天下先","人之道，为而不争".王符一方面强调人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谦、恭的必要性，"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遏利》）周公正是因为能够"以谦下士",才能求得真贤。老子讲的谦下、不争并不是懦弱的表现，也不意味着吃亏甘居下位，而是以谦下为善行，终会得到好报，"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有道者的不争反倒使得自身先于人。

　　王符亦认为谦恭之人，"内不敢傲于室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是与"凡品"俗鄙之人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礼让、谦下的态度是君子德性修养外化的表现，使得君子即使"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仍能够"见贱如贵，视少如长；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恩意无不答，礼敬无不报；睹贤不居其上，与人推让。"（《交际》）此外，王符认为"夫君子闻善则劝乐而进，闻恶则循省而改尤，故安静而多福；小人闻善，闻恶即慑惧而妄为，故狂躁而多祸。"（《卜列》）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而能够心性恬淡无为，进而"安静而多福";小人却畏首畏尾、胡作非为，以致"狂躁而多祸".王符借此希望统治者能够认识到治国非一日之功，更不能朝令夕改、恣意妄为，只有爱惜民力，令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爱日》）
　　
　　（四）重义遏利、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

　　时值社会风尚日趋腐化堕落，世俗之人多为利冲昏了头脑，"行污求荣"、"为富不仁"之风甚嚣尘上。王符继承了儒家重义遏利的传统，高扬有志君子在面对财货名利得失面前，不仅能够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更能够舍生取义、坚守善道。

　　《遏利》篇中列举了世人多"苦为利昏"的情景，厉王、虞公等都因为贪图财货，结果"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而甘利。"老子曾对世人的这种得失名利之心作出评价，"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认为得与失所表现出的惊惧与喜悦正是浅薄、愚蠢、无知的表现。王符认为，"人皆智德，苦为利昏",人们在被利智昏庸冲昏头脑时，常会见利忘义，而若人人这样互相争利下去不加遏制，则势必会天下大乱。

　　王符列举楚令尹子文、鲁相季文子、子罕等志士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即使忍冻挨饿、朝不保夕，面对锦衣华服、财货利益的诱惑时，皆能够明智的"弃利约身",在名利面前保持淡泊、知足不争的态度，而且面对困厄，仍能够安居陋室，"无怨于人",保持谦谦君子之风范。王符认为，只有"利而不争"的人，才不会有怨愤和烦恼，正如《老子》中所讲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王符又举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白驹、介子推隐遁于山谷，颜回、原宪、公析哀饿困于郊野，面对财富、宠禄、威势，他们仍"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坚守"宠禄不能固，威势不能移"的大义精神。他们所坚守的舍生取义、"秉节不亏"的大义精神，不仅是在践行着儒家传统"人能弘道"的生命价值观，更体现了有志君子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这也是王符自身坚守道义、践仁行道的人生写照。

　　第二节 "道"的守望者

　　一、潜夫横议

　　王符自称"潜夫",这是传统士人中一个特殊的形象，兼具隐士与处士的双重特征，有着隐士的"身隐"和处士的"横议".隐士的政治选择是置身事外，其心态上也显得淡然无为了许多；而潜夫虽然选择沉潜，却依然保持着志意蕴愤、讥评时政的社会关怀。

　　与处士相比，其忧患意识也是有增无减，范晔对其评价："志意蕴愤"乃隐居著述。"潜夫"形象正是王符的锋芒。

　　王符为什么"志意蕴愤"?东汉中后期桓、灵帝之际，主上昏暗，政治腐败，国家权力旁落于外宦势力，士子羞与其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试想，连居家在内的处世，都燃起议政的斗志，可见当时政局的大失人心。

　　王符对古今处士的态度是尊敬的。一方面，处士虽疏远政事，但却不脱离传统士人的人格，保持着潔白之节，忠贞之操。另一方面，处士虽然与隐士类似，但却非遗世独立而与世隔绝，仍对政治和社会极为关注，可谓在野的政治家。而在当时，处士的境遇是"处士不得直其行".他们的生活处境"备受贫贱苦酷",像颜渊、原宪这样的处士，不但身份卑微，还常常要"冻馁屡空",常常因衣着破烂而"被褐而造门",遭受羞辱。

　　王符欣赏处士的处世态度。因而以"潜夫"自称。外界社会环境的压抑加上内在耿介不同于俗的张力，使得王符并没有面对大失人心的社会政局而一隐了之，而是选择了身隐志不隐的方式，坚守着一个儒者的道义担当。其一生的理想也在于追求道的实现。

　　他钦羡三皇五帝时期的大道，但自知那样的理想盛世犹如山之巅顶，须先"蹑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在大道难行的乱世，"志于道"成为王符心中的一份坚守。

　　在《潜夫论》中提出了很多有益于国策的治国方略，表现了王符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情怀。当时主政昏庸，皇权旁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限制恶势力，他提出尊君重令的主张，以维护君统。不仅如此，王符更希冀整个国家安宁、百姓的富足，因而他关注边境的的治理，关心边境人民的生活，提出"救边"、"实边"主张。当时的举孝廉、召方正的风气愈见名实不符，很多官吏都是"德不称其任"、"能不称其位",使得真贤得不到重用，王符着急于国家这样的讳疾忌医的心态，希望真贤能够像神医一样匡时救弊，因而提出尊贤重能、考绩效民的政治主张。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长期隐居僻乡的"潜夫",透过对人民疾苦的深切了解，王符处处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为民着想，表现了时刻心系苍生的现实关怀。"国以民为基"是王符的基本政治主张，目的是希望唤起统治者对民众的重视和关心。他引用天心说，将民的重要性推至至高地位，也切实地希望统治者以爱民、利民去待民，而不是只知役民、力民。

　　此外，他对于整个社会不良风气和社会现实地批判，表现了求真务实地理性批判精神。他对虚伪的世俗迷信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切以天意为准。揭示卜筮、相术等神秘、愚昧的迷信思想地虚伪性和欺骗性，并深刻批判其危害。

　　对于社会上的浮侈之风、请托营私之风，妒贤自私的社会风气和吏治腐败、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等现实政治亦予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据于乱世的王符，就像是正义的化身，将末世儒者的道义担当发挥地淋漓尽致。

　　二、"无可无不可"的出处选择

　　真实的隐士固然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为理想的隐士模型，然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符自称："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他对于"出"、"处"的人生选择也是秉持着孔子的道隐观。

　　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道"的实现， 将道作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追求道义的理想与"邦无道"的现实矛盾在孔子心灵深处结成巨大冲突，他感慨而消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面对天下无道、道不可行的哀暗之世，孔子认同"无道则隐"的避世观。

　　但孔子不赞成隐士那种只追求出世独立、安身保命、逍遥自适的生活方式。"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孔子认同的不仕而隐的避世之士，是在其迫不得已时的暂时退避，却不是真的要从此遁世绝仕、不问世事。即使在面临曲折和失败而不得不退隐时，隐逸避世也没有被当做其人生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所以，孔子实际上所注重的是避不是隐。孔子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反对只是隐逸以求安乐的做法，即使在不得已隐退之时，也须"隐志以求其志".

　　王符的一生，也在践行着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出处之道。东汉末世的社会情状、政治形势等问题恰同孔子所言的"无道"社会，因而很多士人选择了无道则隐的人生抉择。

　　他们像王符一样因不愿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当权者的工具，而选择沉潜隐逸的生活来保持其独立的身份和思想的自由。他们虽不得已身隐，却坚守着孔子所倡的那种道隐观。

　　即使在退隐中仍不忘匡扶正义、力行其道，以讲学授业、隐居著述、指谪时政等形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努力安顿自我、开发和提升自我。

　　王符生长的东汉中后期，以门阀、门第等命贤成为时代习气，自会出现很多名实不符的现实状况，王符对于这种危害国家长远发展的现状焦虑着急、激愤不已，加之自身耿介不同于俗的性格，更觉难以融入这种芜杂地社会环境。在其创作《潜夫论》的时候，虽已是隐士的身份，但依旧保持着"志意蕴愤",并没有如同真的隐士般任性放达、慕求恬淡无为，而是始终坚守着不同于俗地独立态度和自由反思批判精神，意志上保持着积极地匡扶时政的"入世"意识，却又对于随波沉浮的政治漩涡保持着清醒自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