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如何达到＂知行合一＂

　　摘要："知行合一"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的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知行合一"在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实现，应从培育道德自觉、解决道德问题、实施自我教育、加强道德实践、回归生活世界等五个方面不断完善，促进公民道德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知行合一"; 道德教育； 道德实践；

　　Abstract:The theory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mphasiz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The theory, which was proposed by Wang Yangming, represents as one of many important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civic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moral consciousness, solving moral problems, implementing self-education, strengthening moral practice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daily life, 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Keyword:"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moral education; moral practice;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1]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应以此为遵循，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资源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资源，能够解决当下公民道德教育中重视道德理论忽视道德实践的问题，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水平和质量。因此，充分挖掘并合理利用"知行合一"这一道德资源，推动"知行合一"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实现，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公民道德教育的客观需求和必然趋势。具体而言，应从培育道德自觉、解决道德问题、实施自我教育、加强道德实践、育人于生活等五个方面不断完善，推动"知行合一"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实现，切实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一、以培养道德自觉为旨归优化道德教育理念

　　道德自觉是个体道德提升的根本，是道德行为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 "知行合一"充分肯定了道德自觉在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传习录》上载："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 [2]也就是说，根据"知行合一"理论，道德意识必然转化为道德行为，若出现"知而不行"的现象是因为道德自觉被私欲蒙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阳明看来，人们只要能真正保有笃实的道德意识及情感，他们自然能够选择对应具体情况的适宜的行为方式",[3]如果充分发挥道德自觉的作用，人们就可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实施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应重视道德自觉的培养，而不是礼仪、礼节的训练，若把礼仪、礼节的训练作为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道德教育就必然会流于形式主义。

　　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4]因此，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应将培育道德自觉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实现道德教育理念由重视道德规范的习得转向重视道德自觉的培养。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道德自觉的培育：第一，增加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并在教学过程中以古代经典道德故事和当代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作为补充，启发受教育者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行，促进道德自觉的生成。第二，设计情景剧、辩论赛、小组讨论等课堂交流环节，使受教育者能够以高度的责任感分析和审视道德现象，深化对道德品格和道德行为的理解与感悟，促进道德自觉的升华。第三，运用心理疏导的方法实施一对一的道德教育，在双向互动的教育过程中，查找并解决阻碍受教育者道德自觉作用发挥的具体问题，将受教育者对道德规范的认同顺利转化为积极主动的道德实践，促进道德自觉的发展。第四，通过树立榜样、身教示范、行为激励等教育方式，鼓励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道德判断自觉实施道德行为，促进道德自觉的外化。

　　二、以解决道德问题为导向创新道德教育内容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针对当时社会"知行脱节"的偏弊提出的道德教育理论，实现了道德教育内容以解决道德问题为导向、与社会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助于消除不良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培育世人良好的道德品行。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将读书视作提升地位、改变境遇的一种手段，追求功利之风日盛。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世人一味寻求"知",而忽视了"行","知行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出现"知行相悖"的现象。一些人饱读诗书、钻研儒家经典，但其行为却有违仁义道德，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王阳明不盲目崇拜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程朱理学，他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并继承发展陆九渊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将"知"与"行"分作两件的弊端，即"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2] "知行合一"有力冲击宋儒"知先行后"的观点，对于纠正当时社会"知行脱节"的不正之风、促进道德行为的生成、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表明，与实际相脱节的道德教育内容是没有生命力的，也很难取得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应以解决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为导向，促进道德教育内容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实现道德教育内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道德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第一，道德教育内容应彰显集体主义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道德领域呈现出许多新问题，部分市场主体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战胜竞争对手而不择手段，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应充分彰显集体主义的道德要求，克服市场自身的消极方面，助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第二，道德教育内容应突出诚实守信的教育。目前，在我国社会道德领域中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层出不穷、久治未绝。因此，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应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使受教育者能够言而有信、诚实不欺，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第三，道德教育内容应关注网络道德的培养。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产生了传播虚假信息、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等网络不文明行为。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应突出网络道德的培养，使受教育者能够健康进行网络交流、加强网络道德自律、自觉约束网络行为，为建设有序、和谐、文明的网络空间贡献力量。总之，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应直面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新问题，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诚实守信、网络道德等为侧重点，从解决社会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问题入手，推动社会文明风气的养成。

　　三、以实施自我教育为途径补充道德教育方法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在表达"知"与"行"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关系的同时，明确了自我教育的重要作用，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知行合一"强调要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教育，及时清除自发产生的或在外物刺激下所产生的欲望，时刻保持敏锐的道德判断和高度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中蕴含的自我教育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立志为先，王阳明将立志视作自我教育的起点，并强调志向的高低决定着可以成就事业的大小，倡导弟子立下成为圣贤的远大志向。第二，省察克己，即经常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若不符合道德要求应彻底根除恶念并及时纠正不良行为。第三，事上磨练，即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有限性，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应对能力。第四，实地用功，即在道德实践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В·А·Сухомлнский）充分肯定自我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6] 自我教育方法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在以往的公民道德教育中，教育者主要采用说理教育法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进行教学，忽视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运用自我教育法提升道德修养。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应以实施自我教育为途径丰富道德教育方法，使道德主体能够增强道德自律，积极实施道德行为，实现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的提升。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第一，培养自我教育意识。教育者应重视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意识的培养，引导其树立与自己人生密切相关的道德志向，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规范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努力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第二，提供自我教育方法。教育者要提供行之有效的自我教育方法，尤其是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加强道德修养的方法，如立志、慎独、力行等，引导受教育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三，提供自我教育机会。教育者应积极为受教育者提供自我教育机会，确保自我教育的顺利进行。比如让受教育者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解读教材中的一个知识点，受教育者在交流讨论、搜集资料、制作PPT和讲解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道德教育内容的吸收、理解和再加工，也就等同于进行了积极有效地自我教育，实现了受教育者由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参与教学的转变。第四，提升自我教育能力。在公民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激励、自我调控的能力，使受教育者能够全方位审视自身行为并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管理，自觉纠正不文明行为，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不断提升道德修养。

　　四、以强化道德实践为重点丰富道德教育形式

　　"知行合一"蕴含着反对空谈、崇尚实干的精神，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知行合一"的逻辑起点是每个人都具有先验的道德知识。既然"知"可由人自发生成，那么能否做到"知行合一"的关键就是能否诚心诚意地进行道德实践。对此，王阳明曾举例论证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2]换句话说，只是懂得父当孝、兄当悌的道理或者会说一些关于孝悌的话，但是却不付诸行动，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孝悌。在王阳明看来，道德实践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掌握道德规范的核心和关键。"知行合一"批判只学习道德规范却不能将其转化为道德行为的错误倾向，倡导世人在学习道德知识、开展讲习讨论的同时，主动克服"知行脱节",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促进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

　　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 ）一书中已将事实类知识（knowing-that）和能力类知识（knowing-how）区分开来。道德教育旨在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行，道德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显然应属于能力类知识（knowing-how）的范畴中，因此道德教育的方式显然应同事实类知识（knowing-that）的教育方式相区别。道德教育应更加重视让受教育者从实践中理解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切实提升其道德修养。若是道德教育采用知识传授式的教学方法，必然会使道德教育沦为一种知识性的教育，道德规范将作为一种必须识记的条款和要求灌输给受教育者，这就会导致道德教育出现重道德理论的分析和道德规范的讲授，忽视道德自觉的培育和道德行为养成的现象。这种知识传授式的道德教育方式，不仅无法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还可能会令其产生倦怠情绪，甚至导致"知行脱节"现象的发生。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8]这是习近平考察北京大学时对广大青年提出的要求之一，充分肯定了道德实践对于道德理论认同和道德品行内化的重要作用。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应以强化道德实践为重点丰富道德教育形式，通过多样化的道德实践活动，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能力。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道德实践环节：第一，在社会层面，以相关国际、国内节日，如 "世界地球日"、"国际劳动节"、"植树节"、"公民道德宣传日"、"学雷锋纪念日"为依托，采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手段，鼓励公民进行道德实践；加大对相关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让更多的公民投入到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的活动中来；兴办道德教育基地并对公民免费开放，使公民在参观游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第二，在学校层面，鼓励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和负责学生工作的相关人员带领学生从事与其年龄相适应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发展学校中志愿服务类社团并定期举办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其中；增加道德教育类课程考试中实践活动分数的比重，以参加实践活动的次数、时长以及在活动中团队成员的相互评价为主要考核方式。第三，在家庭层面，家长应带领子女进行经常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比如资助贫困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参观道德教育基地、观看道德教育影片等，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五、以回归生活世界为依托建构和谐师生关系

　　"生活之于道德的本体意义，意味着道德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蕴含在生活之内，与生活一体。"[9]"知行合一"的论证过程与讲授方式具有育人于生活的特点，能够起到强化道德教育效果、促进师生关系和谐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知行合一"的论据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比如王阳明用"如恶恶臭、如好好色"[2]解释"知"与"行"时间上的一致性；用学习射箭、下棋的过程阐述"知"与"行"过程的同一性；用孝敬父母应体现在实际行动上，而不能只说不做，阐述道德实践的重要性；用每日需扫去屋子里的灰尘比喻省察克己应在平日用功；用树之根、水之源做类比阐述立志的重要性等等，这就使道德教育的语言深入浅出、自然质朴，亲切灵动且具有感染力，有助于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知行合一"的讲授方式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比如王阳明经常采用书信的方式为其弟子答疑解惑，他也时常邀请弟子随自己游学，在游学过程中就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讲解，使他的学生能够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这就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应以回归生活世界为依托，推动和谐师生关系的建构。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公民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第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承认彼此是独立主体，二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只有处于平等的位置上，才能增进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教育者也更容易发挥其影响力，鼓励受教育者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不断提升道德修养。第二，教育者应重视道德教育语言的生活化。生活化的道德教育语言是洋溢朝气与活力、充满希望与关爱、富有诗意与想象的语言，能够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爱与关怀，感受到理解与尊重，进而缩短师生间的距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道德教育语言的运用者，教育者应努力实现教育语言的生活化，否则必然会使道德教育沦为教条式的灌输，教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一方面，教育者应注意从生活中提炼道德教育素材进行教学，源于生活的教育素材能够使教育语言通俗简洁、质朴自然，增强语言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教育者应适当运用修辞强化教育语言的效果，生动的类比、巧妙的隐喻、有力的排比能够使教育语言富于变化且具有层次感，增强语言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第三，教育者应采用多种方式深入受教育者的生活，增加同受教育者沟通交流的机会。比如，教育者可定期组织游学活动，在游学过程中进行道德教育，既能够增进师生感情，又可以提升道德教育效果；教育者可定期举行讲座或组织研讨交流活动，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能够就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道德现象进行广泛交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川老师创办"青春议事坛"、"午后阳光"等师生互动沙龙，采用自由报名的形式、以圆桌谈话的方式，每周就社会热点问题、新闻话题进行交流探讨，深受大学生的欢迎；教育者可创办微信公众号，通过发布文章对受教育者进行正向引导，通过问卷调查及时了解受教育者的情况，借助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平台与受教育者进行线上交流，以师生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和谐师生关系的建构。

　　习近平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1] "知行合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限阈，但是其在理论上驳斥"知易行难"和"知先行后"的观点，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必然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资源。推动"知行合一"在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实现，能够促进教育理念的优化、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方法的完善、教育形式的丰富以及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切实提高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推动新时代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迈上新台阶，提升全民道德素质达到新高度。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光明日报，2019-10-28.

　　[2][5][7][1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4,4,64.

　　[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

　　[4]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

　　[6]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五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32.

　　[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05.

　　[9]冯建军。"德育与生活"关系之再思考-兼论"德育就是生活德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133.

　　[1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