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贵真思想的内涵与影响

　　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真”是一个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概念。“法天贵真”思想既是庄子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庄子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贡献。庄子之前及与庄子同时代的典籍之中，极少讨论“真”字；直到《庄子》一书中，“真”字才开始大量出现。而通观《庄子》全书，讨论“真”字最为集中的，莫过于《渔父》篇中所论述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一段话了。在这段话中，庄子提出了“法天贵真”的思想，其中“贵真”

　　是与庄子自然天真、自由率性的生命理想紧密相连，并且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一、“贵真”之渊源

　　“真”字一词虽然在庄书之前极少出现，但也并非庄子首创；在《墨子》和《老子》两书中，“真”字分别出现了一次和三次。而庄子“贵真”中所蕴含的自然天真之旨显然是承自老子而来。《老子》一书虽未直接论及“贵真”思想，但与之比较接近且对之有直接影响就是老子对“婴儿”的赞美。

　　《老子》中提到“婴儿”的地方有五处：“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第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圣人在天下，翕翕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攫鸟猛兽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睃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第五十五章）婴儿的心灵率真任性、纯真柔和、天真自然，不囿于世道礼俗，因此老子要求“复归于婴儿”,即回归到人所本有的自然真性上来。

　　而庄书中所极力推崇的“真人”,其特点之一便是保持了一颗童真之心。《庚桑楚》篇就借老子言论来论述“真人”之“童心”:“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

　　婴儿自由自在，无挂无碍，顺物自然，随波逐流；其行为处处无目的，又处处合目的，既不矫情也不伪饰，因而体现了一种自然天真之旨。显然，庄子对“儿子”的论说是对老子对“婴儿”的赞美的一种承继，二者都是自由真性旨趣的体现。所以，老子的“婴儿”说便成为庄子“贵真”思想的哲学源头。

　　二、“贵真”之内涵

　　《庄子》一书论及“真”字的地方有多处，除了对以上“真人”的论述，还有“真知”、“真君”、“真宰”等。而通观《庄子》全书，讨论“真”字最为集中的、且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渔父》篇中假托孔子之问“何谓真”的回答：“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精诚之至”即为“真”,唯有真诚方能动人，这是庄子对“真”的理解的集中体现。庄子连用“强哭”、“强怒”、“强亲”与“真悲”、“真怒”、“真亲”三个对比及其各自所产生的结果，来说明存于内心真性的重要性。以此为中心，再结合《庄子》一书中有关“真”字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庄子“贵真”思想有如下内涵：

　　1.“真”中蕴含着真情实感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中包含有真情实感，是天然性情、真心实意的自然流露。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人类主观情感的流露都应当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这样的“真”才符合人的自然天性，从而产生触动人之真心、真情的效果。

　　“强哭”、“强怒”、“强亲”之所以“不哀”、“不威”、“不和”,是因为它们都是矫情伪饰、虚情假意，是做给别人看的外在形式。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内心有所感触，神色表现于外，内外和谐一致，才能产生“哀”、“威”、“和”的情感共鸣度和艺术感召力。

　　2.“真”与“伪”相对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真”也含有“自然”之意，其禀受于天，不可以改变。庄子有感于眼前事物的“不真”,因此提出了“真”这一概念，而“不真”即是“伪”.何谓“伪”?《秋水》篇利用河北与北海若的对话对“真”“伪”之别作了形象化的阐释：“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该寓言中的“天”即“真”、“人”即“伪”.生来有四脚的牛马是天然的，而用辔头络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上的行为就是人为的。由此可见，庄子所谓的“伪”也就是“人为”.庄子既然提倡“自然”之“真”,那么与“自然”相对的对事物人为地加以改变的行为做法就是“人为”之“伪”.“礼者，世俗之所为也”,显然，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乐也被包含在“伪”的范围之内。庄子认为，人为地加以干涉、操纵和改变，都有损于事物的自然真性，因而是多余且有害的。

　　在《天运》篇中，庄子还讲述了一个“丑人效颦”的寓言：“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西施之美是“真”,其因心病而皱眉也是“真”;因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失其美。丑人之“丑”是其自然天性，本无可厚非；但她却忸怩作态想模仿西施捧心皱眉，这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然本真，结果只能吓跑众人、招人厌恶。所以，这里的丑人之所以“丑”,不在于其自身之“丑”,而是其“伪”而失真所致。

　　一切的人为、做作和虚假都是“丑”,也都是“伪”,它们都是与“真”背道而驰。这种“贵真”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庄子对人为性的否定与排斥，以及对自然真性的回归和尊崇。

　　3.“真”是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反驳

　　儒家文论也强调情感的真实性，《易·乾·文言》中就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但是，庄子之“真”与儒家之“诚”却是不同的。儒家虽然倡导抒发真情实感，但是却不主张随随便便就把真情流露出来，并且这种真情还要受到儒家仁义礼乐等道德伦理标准的制约，如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礼记·乐记》一方面强调“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但却更强调“反情和志”、“以道制欲”,也就是用道德礼义来引导、规范、管制人的自然情感。

　　从“礼者，世俗之所为也”就可以看出，庄子是反对儒家这种礼乐文化的。一方面，儒家礼乐文化不是出自人的本真，而是一种外在人为的强制力量，破坏了人的自然真性，因而与“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仁义礼乐等各种道德伦理标准的制约，儒家之“诚”有时就近乎虚假做作、矫情伪饰，产生庄子所说的“强哭”、“强怒”、“强亲”的现象。

　　庄子在《外物》篇中还讲述了一个“演门人死亲”的寓言：“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

　　死了双亲，哭得哀伤毁容，因此被看做是儒俗孝行的典型而被封了官；乡里人于是都效法这种行为，凡是有死了父母的都拼命地哭，乃至因哀毁而死的过半：装哭作孝，谋取官禄，这也算得上“强哭”的极致了。庄子用这个看似荒唐的寓言，向人们展示儒家的仁义礼乐其实已经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和幌子，从而揭露了儒家礼乐文化的虚伪性。

　　所以，庄子的“贵真”思想也是对已经异化了的虚假做作、矫情伪饰的儒家礼乐文化的一种反驳与批判，他所呼唤的是对率真自由、真情真性的追求。

　　三、“贵真”之影响

　　庄子“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思想体现了一种自然天真、自由率性、真情真性的生命理想，这种“贵真”思想为后世的文学家所普遍接受，进而演变成追求作品的真情实感的艺术原则，并且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具有久远艺术魅力的往往是抒发了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相反，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甚至言不由衷的作品，则常常当场即朽。由此可见作品中真情实感的重要性，“真”因此成为了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基本尺度。

　　后世文人继承了庄子的“贵真”思想，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艺术真实的文论思想。如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徐渭强调“诗本乎情”,不可“设情以为之”（徐渭《肖甫诗序》）；叶燮主张“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叶燮《原诗》）；袁枚也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袁枚 《答何水部》）；……这些论说与庄子“贵真”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与庄子“贵真”思想联系最为密切，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又占有重要地位的，当属晚明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

　　在《童心说》一文中，李贽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李贽所说的“童心”,即老子所说的“婴儿”之心，亦即庄子所说的“儿子”之心。“童心”“真心”“本心”“初心”,都是指人的自然真性；“童心”说的提出，表现出对人性回归本然的追求，这与庄子“贵真”思想是紧密切合的。

　　李贽在《童心说》中还详细分析了“童心”之所以“胡然而遽失”,乃在于人们从小受到外界“闻见道理”、虚伪道学的浸染，结果“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对美丑善恶是非曲直的判断均无个人主见，人云亦云，因而真声消失殆尽。李贽的这种论说和《庄子·应帝王》中浑沌之死的寓言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无七窍的“自然”之浑沌亦可看做人的本初之“童心”,强凿之以七窍而浑沌死与强加之以“闻见道理”而“童心”失都是自然真我状态的湮灭，其于人性与文学而言，不可谓不悲。由此可见，李贽对“闻见道理”、虚伪道学的批判与庄子对异化了的虚假做作、矫情伪饰的儒家仁义礼乐的反驳和批判都是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庄子“贵真”思想对后世书论、画论、曲论、小说论等也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通过这些思想规范了中国各型艺术的整体风貌，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传统。

　　综上所述，庄子“贵真”思想，本质上一种率真任性、天真自然、真情真性的个体生命理想体现。

　　这一思想反对矫揉伪饰，追求真情实感；反对人为干预，追求自然而然；反对虚假造作，追求率真自由。这种“贵真”思想为后世的文学家普遍接受，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7.
　　[4]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明清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成顼。庄子与中国古代文论三题[J].荆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
　　[6]程惠民。庄子文艺思想管窥[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汉文版），1989,（03）。
　　[7]李明珠。庄子“真”的美学观[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04）：65-67.
　　[8]陈健。庄子“法天贵真”思想及其美学意蕴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