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教的养心思想及其健康价值

　　一、引 言

　　所谓养心，就是指立足于个体之心，探讨如何使个体之心合于天、道，从而重建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1]

　　在中国的大量典籍中，古代圣贤都把养心作为养生修为的第一要务，养心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儒家以“诚正、仁智”养心，道家以“虚静、真常”养心，佛教以“定慧”养心。古人云： “天下根本，人心而已。”一切法从心生，心净则身净。[2]

　　养心与道德品质修养紧密相关，其内涵十分丰富。“心”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指称人的生理器官---心脏。《说文解字》曰： 心---象形。在殷周的古籍中，多指人的情感、心理活动等，其已具有一些道德意识、思想的含义，并且意识到“心”有思维的功能，是人精神活动的主宰。《易经》中有“心恻”、“薰心”、“立心”,表明“心”是人情感、欲望的发窍之处，是人思维的所发之地。在《尚书》中，“心”除表示情感、心理活动外，还具有善恶的观念，指向道德层面。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心”的认识比较具体，主要出于人的感性认识，理性思维还不够。

　　到了春秋时期，“心”的含义更加丰富、明确，对“心”的认识也更加理性、抽象。在《左传》中有“武有仁人之心”,以仁释心。《国语》提出了“帝心”,与人心相对，认为天有道德意志，人心要符合帝心，否则会受到惩罚。《老子》中的“心”主要强调“虚其心”,保其“常心”,只有保持心的虚静才能长久，同时强调要有“民心”、“人心”,治国要“以百姓心为心”,这里“心”已经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战国时期，孟子首次明确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认为人心因有思维功能而不同于动物； 提出“仁义礼智”四心是人性之端，是人本有的“良知”、“良能”; 只有不断地扩充、保养其本心，才能养其本性，才能达到天人合一。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主要是从道德伦理方面来探讨“心”,将人心、人性与天相贯通，从而达到天人合一。[3]

　　二、管子的养心思想

　　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统统是一个“道”,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4]

　　早于孔子而生的管仲，对于心性之学已有湛深的造诣，只是后世把他归到政治家里去了。因此，他在政治领导的方向上，能够为中国的历史政制奠定良好的基础，永为后代的典范，并非是偶然的事。管子关于“心”的学术思想，体现在他所着书中的《心术》上下篇、《白心》、《内业》这四篇，是管子对“心”阐述最完整最集中、心性之学的学问。[5]

　　在《心术》上篇中，管子提出了心体君位理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把治身之道推广到治国之道。《心术》下曰：“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管子在这里提出了心治则身治、心治则国治的观点。管子认为，所谓治心之术，就是虚静、无为。虚静，就是内心虚无、安静，就是心中没有情感、欲望和主观成见。

　　心何以要虚静？ 《心术》上曰“天曰虚，地曰静”,“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天道是人道的理论基础，天地虚静，故而人心也要虚静。虚静是针对内心而言的，无为则是针对言行而言，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毋先物动”.对于养心，《内业》中用了安、宁静、正、定、平、治、全、和等词表达“心”的特点和养心应达到的标准，例如： 能正能静，然后能定； 正心在中，万物得度； 心全于中，形全于外； 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 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管子认为，能让心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对心的修养。管子还提出养心与养形要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养心有利于养形，而正形则有利于心中之德的培养。[6]

　　三、儒家的养心思想

　　“仁者寿”,是孔子论养心养生的总纲。“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何谓“仁”? 孔子曰：“仁者人也。”（ 《中庸》） 这里，“人”不是指纯粹自然的人，而是置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人。儒家重视人的道德情感，仁是儒家道德内容的第一层次。孟子曰：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 是说作为人，他必须为仁，否则就不能称为人，“道”即人道，儒道便是人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在儒家看来，怜悯、关心他人，是仁的开始。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这又使“仁”深入一步，即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要关爱他人，这就是“徳”.儒家将“仁”与“徳”融合为一体。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无论得意或失意，都是乐观的，不骄不躁，“不怨天，不尤人”.一个仁慈善良、正直坦荡、品格高尚的人，当是符合养心第一要义的人。

　　孟子认为，对一般人而言，“养心”要重视其生存的基本要求，使其“养生丧死无憾”.这虽是初级意义上的“养心”,却很重要。儒家是不唱高调的，如果生养之基本需要都顾不上，何谈其他。

　　故这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乃“王道之始也”.不过，君子之养，不能止于此境界。如止于此，他认为只是“小人”,养的是“小体”,君子更应该养“大体”.小体指形体，大体指心气。故《孟子·尽心上》说：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形体相貌是天生的，可是有些人虽长得人模人样，做起事来却像个禽兽，这就是不能践行，内外不相符。那么，内外如何相符呢？ 孟子的思路是顺着《易经·坤卦·文言传》来的，“君子贵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由内而外的。因此，《孟子·尽心上》又说：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一个君子，面貌悦泽、形体宽和，从他形貌上就可以看出其内心充满着仁义与智慧，何须言说。人若能发挥本心，道义自充，其气自盈。这就是“浩然正气”,此孟子养心功夫论。不养之养以勿放失本心为功夫，故曰： “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公孙丑上》） 这种“不动心”,必须要沉得住气。当孟子的学生请教其有何过人之处时，其答曰：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在《修身篇》里，从治气养生谈到治气养心。怎么做呢？ “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 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 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 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 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这和孔子说少年血气方刚即须戒之在色一样。这种调节荀子称为“礼”,故用“礼”来治气养心。在《不苟篇》里荀子详细说明了“治心养心”的法则。“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

　　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中的“诚”就是“仁”,“致诚”就是把人心推拓出去，那就是“义”,故云： “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7]养心的功夫，在于守住自己的“仁心”,这就是“诚”.

　　四、道家的养心思想

　　道家以“寡欲、慈善”修身，以“虚静、真常”修心。老子十分重视养心。老子认为养心的关键和根本就是遵从于“道”.其特性便是“法自然”.养心就是要使人回归到本真，回归到没有人为的、过多物欲追求的纯朴状态。如果人们只停留于物质需求的满足，那么人的心灵就会变得空虚，最终出现“心发狂”的现象。传统修身养德之道的理想人格境界就是成为圣人。那么如何修身成圣？

　　在《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老子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这里，甚是指贪淫声色，奢是指服饰饮食，泰是指宫室台榭。[8]

　　也就是说，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要避免奢侈浪费，不要无度挥霍。修身成圣的功夫，就是修德，也包括修心。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这里“虚”是指心境空明，也就是无欲； “静”则是指内心沉静，心灵不受外物干扰，也就是无为。外物的干扰和私欲的膨胀，使人们的心灵失去了“虚”、“静”的状态，因此，人们应“少私寡欲”,修养其心，使其向“虚”、“静”回归，从而达到“极”和“笃”的心灵修养的最高境地。

　　庄子关于“心”的描述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指生理上的心脏，如“病心”、“捧心”; 其二，指心理活动，是人的喜怒哀乐之种种情感的生发、表现之处，如“列子见之而心醉”（ 《庄子·应帝王》） 、“百里奚爵禄而不入于心”（ 《庄子·田子方》） ; 其三，指人精神活动的主宰，人自由的根源，强调人的理性、道德性与主体性，如“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 《庄子·德充符》） 、“心无所知”、“外于心知”等。庄子所说的心知，不是为了认识世间万物，而是为了求“道”,与道为一。

　　而只有通过修养其心，去除外物和情欲的干扰，虚“心”丧“我”,才能复其本心，达到“无所待”的境界，遨游于“无何有”之乡。这是道家庄子所特有的思想。[3]

　　心理活动之心是精神主宰之心的外在表现，精神主宰之心是心理活动之心的根据，但心理活动之心具有不稳定性、随意性，使人易滞着于外物而带来忧患，从而使精神主宰之心偏离其本然，所以人要不断地保养精神主宰之心的本然状态，使人心不为外物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