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学在我国传播的两千多年中，首先在中原汉族之间传播，经过中央政权的推广及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传播到边疆民族地区，一步步深入到少数民族的上层和民间，渗透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过程中，也不断地使之与当地民族文化结合、融合，亦即在不断被"中国化"的同时，也不断的民族化。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融合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各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远在汉武帝时，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代表司马相如曾经强调：华夏和夷狄并不存在种族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文化，只要通过文治教化，完全可以促使"夷狄"向"中国"的转化。

　　冯友兰先生说过："它 （儒家思想） 对于民族问题，不以种族为区别夷狄和中国的标准。它注重'夷狄'和'中国'的界限，但认为任何'夷狄'只要接受封建文化，即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扩大。……孔子和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团结中华民族的作用，是不能否认，也是不应否定的。"[2]

　　对少数民族来说，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必然打上民族的烙印，被赋予民族特色。历史上儒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和传承，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中央王朝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统治。中央封建王朝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道德文化，是它能满足统治者对云南实施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影响，进而有效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影响的需要。但客观上，这种统治却强化了儒家道德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使之渗透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为了说明历史上儒家道德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传承，很有必要对历史上中央王朝及其历史人物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播与影响情况进行总结和梳理。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道德文化对云南传播与影响的漫长历史中，几个时期的统治者对云南所采取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和加深了儒家道德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和影响的速度、广度与深度。大理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城市，历史上，在很长时期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云南的历史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对整个国家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一、庄蹻入滇带来的汉文化

　　据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记载的："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贵州、云南就开始了与内地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尤其与当时距离较近的楚国交流与交往比较频繁 （这也是记录最早的'蜀身毒道'）。公元前 279 年，楚国名将庄蹻入滇就是循着这条丝绸之路而来的。据《太平寰宇记》 卷一二二庄州说，当时，庄蹻将军率二万军士通过楚国西南部的黔中郡，经过沅水，攻克且兰，征服夜郎国，一直攻打到滇池一带，并征服了附近的土着部落，准备回归楚国时，归路已断，庄蹻发现滇池周围地方有三百多里的平地，肥沃富饶的面积有数千里，就在滇池附近安居下来，拥兵自立为王，建立滇国，都城在今昆明市晋宁县晋城一带。据 《华阳国志·南中志》 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庄蹻及其部下，将楚国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开始联系，文化上开始了更进一步的交流融合。庄蹻所带领的官兵，全部留在了云南，这些官兵，由于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的比原有居民要好一些，慢慢成为大的家族，也就是历史上说的大姓，象大理的赵、李、杨、董等，都是庄蹻带来的官兵之后 （见 《唐书》）。

　　二、张骞、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带来的儒家文化

　　据 《史记·西南夷列传》 记载，在秦汉以前，当时的滇池地区土地肥沃富饶，经济文化发展，要比洱海地区发达一些，洱海地区当时还处于游牧部落阶段，这和当时的洱海地区比较封闭有很大关系。 《史记》 说：汉武帝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1]又 《大宛传》："（张） 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这时的大理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之中。直到后来司马相如来到大理才有改观。据 《汉书·司马相如传》 说"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大说。"司马相如到云南来，大力宣传儒家文化，他高深的文学修养，为他带来了很高的荣誉和影响，也使儒家文化在大理这里慢慢发展开来。 《汉书》 说：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这就是很好的证明。[3]

　　在云南，还流传着司马迁在叶榆讲学的传说。民国 《大理县志》 卷三 《建设部》 云："汉元封元年，中郎将司马迁奉使南略邛、筰、昆明，立讲台于叶榆。"那么，司马迁在大理讲学讲的是什么。据记载，司马迁还没有做官时，曾到齐鲁游学，专门学习了儒家文化。因此，当他来云南出使时，看到这里的民风比较保守、落后，就在大理立讲台讲学，也等于把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宣传到大理，进而流传到整个云南地区。

　　在张骞、司马迁、司马相如出使带回来信息的基础上，西汉元封二年 （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派兵攻打滇国，滇王率众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两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汉人的迁入让内地文化从此大规模地进入云南，仅仅在短短 100 年过程中，滇国的文化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公元 1 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铁器文化之中了。这时大理人开始认识到汉文化的重要，开始了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追求。这固然和庄蹻带来的楚文化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汉朝推行的"独尊儒术"和在云南实行的郡县制度的深刻影响。

　　三、先秦两汉年间地方官员对传播儒家文化的贡献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采纳李斯的建议，建立郡县制度，开始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治理，但由于秦"二世而亡",刚刚开始经营就因秦朝灭亡中断了。到汉武帝年间，从建元开始到元封以后，采用郡县制和"以其故俗治"的策略，经过 30 多年的开拓经营治理，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并且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和儒家文化思想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大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富民教民思想的官员被派到边疆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中，在两汉的几百年间，这些地方官吏在协调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局势以及传播内地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官吏到边疆民族地区后，采取的良好措施就是：兴办教育，传播内地先进文化。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众多，交通不便，加之比较保守，因此文化相对落后，风俗习惯与内地相比有较大差异。很多地方官吏通过兴办教育来感化诸夷，以巩固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如西汉景帝时，文翁出任蜀郡太守，见蜀郡"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3]

　　经过文翁数年努力，郡内"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系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创办的教育兴边的治边思想，不仅为汉王朝的边疆治理开创了一条新路，武帝以文翁"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为榜样。

　　文翁大兴教育以改蜀郡"蛮夷风"的做法，得到后世其他地方官吏的效仿。如东汉章帝时巴郡人杨仁为蜀郡什邡县令，也大兴地方官学，在 《后汉书·儒林列传》 中记载杨仁"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立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4]东汉安帝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汉顺、桓帝时，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余人".在官学的影响下，很多有识之士和至休官吏也办起了私人学校。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明、章帝时，武阳杜抚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顺帝时，新都杨厚归家，"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官、私学的发展，推动了西南地区文化的进步。

　　西南夷地区，到东汉时建立官学和私学之风也逐渐兴起。 《后汉书·西南夷传》 记载了东汉章帝元和年间，"肃宗元和中，蜀郡王阜为 （益州） 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4]同传还记载，在东汉桓帝时"（牂牁） 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华阳国志·南中志》 也称："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随着教育的发展，盛行于中原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逐渐在西南地区传播，既增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凝聚力，又增强了西南民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如在两汉时期，西南诸郡出现的一些忠于朝廷的人士，就是其典型代表。如在西汉末年任益卅太守广汉郡人文齐、东汉明帝时先后任益州西部都尉和永昌郡太守的郑纯、东汉和帝时 （越崩） 太守巴郡张翕、永平年间益州判史朱辅、东汉末年益州太守董和和朱提太守邓方等等，他们要么 "为政清洁，化行夷貊", 要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或是"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今白狼王唐藏等慕化归义",或是"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或是 "轻财果毅，夷汉敬而威信"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官吏政治上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好地维护了朝廷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内地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向往。对于巩固、扩大边疆国土，发展社会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汉光武帝称西南边疆地区为"士大夫郡也"和"南中有义".

　　四、张叔、盛览的贡献

　　明朝万历年间大理进士李元阳编纂的 《云南通志》 记述了张叔、盛览学于司马相如的故事。 《云南通志》 卷一 《人物志第七》 "张叔"注引 《太平御览》 记载："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授经，归教乡人。"《云南通志》 卷一 《地理志第一》 云："元封二年，使司马相如入西夷，冉駹、叶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士人盛览从相如学，归授乡人，文教之开始此。"同书卷一 《人物志第七》 "盛览"注引 《古今书尺》 云："字长通，叶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着有 《赋心》 四卷。"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深深地感到自己文化知识水平很低的大理人张叔、盛览听说汉朝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到大理后，自觉地跟从司马相如学习儒家经典文化。张叔、盛览学成回到叶榆后，深感当地人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就在现在文献楼附近也就是当时的南山村开始设馆授徒，教化乡人，这可能也是叶榆有史记载最早的学校了。当时，大理地区还没有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是处于迷蒙状态，不知道学习什么才是好的。经过张叔、盛览的引导，大理人民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学习。在张叔、盛览后，本地人民一定也会选公认的才子来继续办学教授子弟，经过代代学习，慢慢的大理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到最后成为云南，甚至是中国西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使大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

　　据史书记载，在秦汉之时，大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发展也较为缓慢，同内地先进文化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后来，经过中央王朝对大理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积极开发与治理，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儒学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使大理地区的人民在文化上逐步地、不同程度地认同于儒家学说，从而，使大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也巩固了汉王朝对大理地区的统治。对以后大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8 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43.
　　[3]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儒林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