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化教育作为发源于近代欧美国家的新型教育手段,留学生在海外求学期间因其耳濡目染而感受到此种新技术手段给所在国家教育带来的功效。由是通过报刊等纸媒载体宣介国外电化教育发展的经验与理论,从国外寻访购回新式器材推广于教育领域,并身体力行亲自运用于教育教学活动中,以及通过翻译与著述等方式来探采国外电化教育发展的真经,促进了电化教育在中国的社会化认同,推动了电化教育的植根与学科化发展,并对国人于教育手段现代化的认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电化教育; 近代留学生; 电教活动;
1926年舒新城在总结留学生的贡献时说:“留学生在近世中国文化上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大者为科学,次为文学,次为哲学;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留学生间接直接传衍而来。”1 在引介电化教育于中国方面,留学生同样功不可没。作为承载与传输新知识的代表,留学生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各种途径与方法宣介电化教育,促进了电化教育的社会化认同,推动了电化教育学科化发展,提升了人们对教育手段现代化的认识,在引介电化教育并使之植根中国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近代留学生电化教育活动的历史脉络
近代以来,中国派遣的留学生早期主要分布在欧美及日本。欧美国家是近代电化教育的发源地,身处这些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是较早接触到电化教育并感受其影响的国人群体。在异域求学期间,留学生亲眼目睹了幻灯、电影等电化手段内在的传播知识、交流情感的重要功能,并亲身体验到它们新、奇、特的物理属性所带来的震撼。由是他们开始努力探索这种新奇教育手段的操作技能,并搜寻相关演示素材,较早成为利用电化手段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知识群体。
根据既有资料可知,留英学生最早参与了电化教育活动。1909年,上海留英学生卢君,针对英国人对中国风土人情多有误会,专门搜集中国风景人物图画多件,在阿尔森小学借用幻灯的放映和讲解,向受众介绍中国,意欲通过此举“将中国内容及其进步,宣告外国,以免外人对于中国近状,仍有误会”。2 卢氏的行为反映了留学生借助幻灯这一新奇的传播手段,加强英人对中国现状正常了解的愿望。随后,这一幻灯放映活动演变为定期演说,遇到“口舌所不能及者,则明之以影灯”。在英国伯明翰及其附近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人闻之,纷来延请”,3 此举被称为沟通中英感情之良法。作为走出国门的代表,由于切身感受到电化手段新奇的技术带给观者的心理冲击以及跨越时空限制传递文化知识的独特魅力,留学生不仅较早成为电化教育手段的接纳者,还在异国他乡的教育领域利用此等电教工具,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总体看来,幻灯、电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尚属新生事物,即使在其欧美发源地也远未发展成一种专门艺术,将其运用于教育领域的实践活动更是处于初萌阶段,其时中国的留学生在一次次观影的新奇体验中,领略到此等电化手段带来的神奇魅力而学习其操作方法。他们对这种新生事物的认知,还主要出于新鲜好奇,对其感知更多地体现在因感官冲击所带来的猎奇、艳羡,对其简单的操作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还处在初步体验阶段。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欧美国家电化技术日益进步,其可视化的动感图景与超时空的表情达意功能,很快引起教育人士的关注并逐渐被运用于教育领域。与之相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幻灯、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逐渐成为时尚,成为此时国人心中“文明”、“先进”与“现代”的象征符号,尤其受到了追求时尚与西方文明的智识阶层的欢迎。在不断的观影体验中,一些知识分子首先察觉到了幻灯、电影在娱人耳目之外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是,幻灯、电影开始日渐显示其教育工具价值。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较早运用了幻灯、电影等电化手段。身处其中的准留学生们成为电化教学的较早受益者,自然也激发起他们从事与电影相关专业的兴趣。如深受校园电影影响的清华学子程树仁,于1915年便立志以电影为职业,在繁重课业之余,每周必看电影并努力搜求各种剧本材料。1917年他赴日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时,认识到电影在日本“断不似吾国”而是已成为“一种教育机关”。4 正是出于对电影教育功能的深入认识,程树仁以赴美研究电影为志愿。然而,在中美两国拟定的留美学生章程中并无电影专业,只能在规定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方能选修。鉴于教育与电影关系比较密切,赴美后程树仁先修教育,而后专习电影专业课程。与程树仁学业发展路径一样,同为留美生的洪深、孙瑜,也是先修完预定学位后转学戏剧、摄影专业。可以想见这些留学生对电影及其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渴求与执着。这些历经曲折才取得电影及其相关专业真经的留学生,归国后一般担任技术性较强的如导演、美工、摄影、字幕翻译等,他们在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过程中逐渐将之引至教育领域。如洪深即认为,电影“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对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道德水平有较大的帮助,因此呼吁国人在创作电影剧本时,要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5 可见这些归国留学生,已经认识到电影的教育功能,深知电影对于教化国民形塑国家的重要性,并将发挥其教育功能作为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主旨。更重要的是,归国留学生直接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的兴办与发展。如在1918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自资摄制教育影片时,担任摄影师的叶向荣及主持该部工作的沈诰均为专习电影专业的留美生。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显示,其时致力于电影事业的归国留学生人数即达34人,6 实际上还有不少人未被统计在内。其中有些人物因其在国外旁涉电影、幻灯等电化知识与技能的机会较多,而在归国后成为开拓电影艺术和电影教育的领军人物。
除了上述这些曾经专门研习或旁涉电影及其相关专业的归国留学生外,民国前期还有一些留学生在教育救国思潮的激励下,极力把在国外习得的电化技能与真知当做宣传教育、拯救民族的有效途径。1918年9月,留日学生张民权在上海创办幻灯演讲会,深受一般人士的欢迎。在收到很好教育效果后,他又深入上海浦东中学及其附属小学、中华育英义务学校、澄衷中学等校,放映军事、历史、风景等爱国题材影片,引起教育界热烈反响,每次“莅会听讲者甚为拥挤”。7 如在1919年的一次幻灯卫生演讲时,听众多达数千人而拥挤不堪,于是不得不另行择日而映,并于放映时请求警局协助维持。8 是年9月他还成立了幻灯演讲队,不仅在川沙城厢附近学校演映,而且远赴四川明强学校播演,9 其电化教学得到教育界的广泛推崇。与之同时,一些留学生还直接将电化教育引入学科教学。1923年,竺可桢发表《中学地理的教授法》一文,强调在地理教学中若用电影进行教学,学生就“更容易明了,效果就更大”,10 突出了电影在地理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另有一些留学生如蔡元培、范源濂、晏阳初、傅若愚、陶行知等人,亲身感受世界各国运用电化手段于教育的实效,回国后或发表言论或身体力行,积极提倡和推行以幻灯、电影为主体的现代教学媒体在学校及社会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使二十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电化教育小高潮。总体来看,民国前期致力开拓电化教育事业的留学生,或者出于对电影艺术的喜爱而孜孜不倦地专门研习或旁涉相关专业,并在不断接触中意识到电影、幻灯等电化媒介的教育功能,或者出于寻求教育普及与提升教育教学效率的良方,而寻购电化器材、探取电化知识与操作技能等,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学习电化知识与技能,并将其引介于中国教育领域。但由于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刚刚起步,加之中国政府出于振兴实业的考虑,选派研习电影及其相关专业的留学生为数甚少,因此,民国前期留学生致力于电化知识技能学习与引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
二十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高潮时期。其时不论电化教育实践抑或理论研究层面,留学生均堪称主将。在教育实践领域,他们努力宣介各种电化媒介于教育教学:开设课程与创办系科,培育电化教育专业人才推动电化教育学科化发展;创建学会与期刊,为专业人士搭建交往与互动的平台。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们勤勉译介与著述,在引介国外电化教育实践经验与理论于中国的过程中,不仅开辟了电化教育学术研究新领域,也促进了电化教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1935年教育部推行电化教育以降,专业人才匮乏问题日益突出。对于新生的源自欧美的电化教育,教育界人士感到有必要进行实地学习。在1933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就有人提出议案,建议教育部“转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于派遣留学生时酌定名额研究电影事业”。如前所述,民国初期出国留学生中已有转习电影专业的学生,而此案意在派出专门学习电化教育的留学生。鉴于电化教育手段在普及教育、生产教育及抗战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教育部即有意派遣专门人员远赴欧美国家深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及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教育处于停滞状态,此种愿望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抗日战争结束后,教育部即在1947年3月选送萧树滋、白芷洁赴美攻读视听教育硕士学位,1948年南国农被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学习比较教育与视听教育专业。这些留学生都进入了美国一流大学进行专门研习且获得了较高的学位,为后来新中国发展电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体而论,近代留学生的电化教育活动开始于晚清时期,但其时处于对电化操作技能与方法的观察与体验阶段。民国前期,一些出国留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探取电化真知与操作技能,归国后也作过较大规模的宣介,但受其时政府选派留学的专业限制及国外电化教育还处于初发阶段,所以那些出于对电化媒介教育功能的深切认识而旁涉电影及相关专业留学人物,他们的学习行为仍属一种自发的个人活动。民国后期,在留学生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电化教育事业逐步开展且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由是留学生不仅成为电化教育理论宣介与实践推广的中坚力量和事业主体,而且专门研习电化教育专业的留学生派遣工作也正式启动。因此,就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出现到学科的形成来看,留学生于其历史过程始终与焉,他们的直接推动与电化教育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密不可分。
二、近代留学生引介电化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近代留学生将电化教育引介到中国,其主要方式或途径,包括通过报刊等纸媒载体宣介国外电化教育发展的经验与理论,从国外寻购并仿制新式电化器材推广于教育领域,通过翻译与著述等方式来探采国外电化教育真经,以及身体力行将之运用于学校教学。
其一,通过报纸杂志积极宣传电化教育。近代一些教育类以及综合性报刊引介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使之在中国产生社会化的认同效应并促使其在中国落地扎根方面功不可没,而在报刊上发表此类文字者多为留学人物。留学生耳染目睹与亲身体验到国外先进电化手段运用于教育的成效,归国后往往把所见所闻诉诸于文字发表于杂志报端,引起教育界对电化教育的重视。以《教育杂志》为例,在引介电化教育于近代中国方面,留学生发挥了较大作用,是该刊的主要作者群体。早在1910年6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留声机作为教学用品得以展出。此事引起了时任《教育杂志》编译人员的留日生蔡文森的注意,他在该刊上发表的介绍此次博览会教育出品时指出,留声机用于外语教学“最为有效”,借助此物“独习外国语最为便利”,“近来各国均在采用”。同时他还向国人介绍了留声机教学的原理:“以外国人之发音,收以留声器中,以示学生发音之模范”,这样教授外语,可以“反复若干次”而“不爽铢黍”。11 1915年时,又有留日生侯鸿鉴著文介绍日本运用电化手段开展社会教育的情况。他以自身亲历所见向国人介绍东京通俗教育馆如何经常利用幻灯片向民众开展历史、地理、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说,以及借助留声机向民众播放道德、历史类的戏曲来提高国民素质等情形。12 这些均为留学生通过报刊宣介电化教育的实例。
在创办的早期,《教育杂志》吸纳了大批归国留学生从事翻译工作。这些留学生对国外新兴教育手段与方法的敏感与关注,使《教育杂志》对西方国家电化教育运用情况有较多的介绍。1922年主编更换为曾留学日本、喜欢传播教育新潮的李石岑后,作者群中留学生人数逐渐增添,对电化教育的介绍文字也随之增多。如曾留学于美、英、德数国的常道直,在留学期间就经常介绍国外电化教育的发展情况。1923年他介绍了英国全国教育会议中的电影教育议题,1926年又介绍了美国新泽西州汉特顿县的乡村学校利用留声机开展体育与音乐教学的情况。13 又如王光祈在德国留学期间著文介绍《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告知该国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幻灯室,各种“虫鱼鸟兽、草木金石、山川风景、种族习惯”等图形“皆用电光放大”,使学生“亲见其物,亲接其人”。“即如吾国地理上之长城风景,与夫人物之中长辫小足”,该校学生也早已“寓之于目,志之于心”。14 他如留学生任白涛等人所发表的文字,则对美国当局重视电化教育以及电化教育在学校运用与实施的情况多有介绍。进入二十世纪30年代后,《教育杂志》加大了对电化教育引介的力度。从1935年第25卷第1期开始,特开辟“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栏目,选购英、美、德、法、俄、日等国教育及科学杂志一百余种,聘请马宗荣、吴俊升、张耀翔、廖世承、邰爽秋等近20位学者,专门介绍世界各国教育理论与方法。这些留学生除继续介绍国外各种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潮中连带介绍各国运用电化手段进行教学的实情,其中还有介绍国外电化教育发展情状的专论。从1935年至1939年,仅此栏目宣介电化教育的专论就多达17篇,编译作者主要为陈友松、雷通群等曾留学国外多年的留学生。除《教育杂志》外,留学生也利用其他教育类期刊如《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科学教育》以及综合期刊如《学风》、《时代公论》等,或翻译或撰文,竭力宣介欧美国家电化教育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其二,国外寻访采购电化器材推广于教育教学。电化教育引介与发展的实体为电化器材及其操纵使用技术,而这些教育所需的器、技均为其时国内所阙如,借助自身拥有的海外资源优势,留学生们将它们从域外寻购回来,并宣传试用以求广泛推广,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应数吴稚晖与蔡元培。被胡适称为科玄论战中科学派阵营中的“压阵大将”吴稚晖,针对中国科学落后且物质匮乏的现状,他指出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缺少培养工艺人才的学校与科学工艺的书籍,也在于科学教育中“缺少科学工艺之器具。”15 为此,他非常注重新技术在教育上的运用,1917年还特地从英国购回一架新式幻灯机,多次在公开场合介绍其原理与用法。如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讲中,吴稚晖亲自操作“映演各种图画,随讲随演”。在演示操作技术的同时,他向听众详细地解析了新旧幻灯机的构造区别:旧式幻灯机,“必先将各种图制成玻片,而后插入影镜之中间,方能映射于布”;新式幻灯机则不然,“妙在不用玻璃影片”,随便取一图画倒置于匣内两电灯之后,“即可映射于幕”。在对幻灯机的构造、原理、用法等进行讲述后,他还用幻灯机放映了伦敦风景、皇宫、公园、博物院、植物园、火车站等风景名胜与古迹建筑,让听讲者大饱眼福,“观者不啻亲临其境,咸称道不置”。在此基础上,吴氏进而指出幻灯机“用途极广”,尤可用于“学校中发布讲义”,为学生讲解“各地之形势险要”,且“无不动人心目,收效极速”。16
吴稚晖宣传新式幻灯的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得知他将要仿制此种新式幻灯机时,听闻此消息的蔡元培,便立即写信询问吴是否进行了仿制,并请求他“如上海有售者”“务请代购一具”,“否则先生进京时,务请将所有一具携来,当在此间设法仿制”。17 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对幻灯演示的认可与急切用于学校教育的愿望。其实,早在民初提倡通俗教育时,蔡氏就认为,要取得通俗教育的效果必得借助电影与幻灯,这些科技器物实为实施通俗教育“轻而易举之法”。为此他还介绍了德国学生观看电影的年龄限制及实施的学生电影日,主张适于学生观看的电影内容应以纯正的科学片为主,并将有益身心作为观览标准。对于幻灯,他则专门介绍了英国最新流行的一种幻灯机即吴稚晖宣讲推广的新款幻灯机的放映原理,认为运用幻灯实施教育,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收效至易”。18 在他离别法国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也曾“遍觅于巴黎”欲购一具新款幻灯机带归。后因巴黎无售乃从伦敦“函购”一具,可惜放映效果不佳,故而得知吴稚晖上述之举,他急切致函表示,对吴氏所用的幻灯图示,“如装置得宜,将试用之于学校”。19 由是可见,留学生在初将电化器材运用于教育之时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同时折射出留学人物欲借助幻灯等新型教育技术改进其时教育、提高教学效率的良苦用心。
其三,借助翻译与著述探采国外电化教育真经。中国近代电化教育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结果。其中,翻译国外电化教育著作以及在著述中介绍国外经验与理论也是重要的宣介方式,留学生于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以电影与播音教育为主体的电化教育开始逐步推进,为推动这一新兴事业的发展,留学生借助自身外语优势,开始译介国外电化教育著作,介绍国外电教经验及理论。如曾经留美的彭百川与张培溁于1932年合作翻译了《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概况》,该书由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萨尔迪访华时赠予。该著的译文首先发表于1932年《民众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随后在1933年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印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国外电影教育实施情况的译著,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设立经过及实施电影教育的具体措施等。其中,意大利教育电影馆派遣电影巡回团(Travelling shows)深入穷乡僻壤开展电影教育的做法,让中国政府颇受启迪。萨尔迪离华后,撰写并递交于国联的考察报告书《电影与中国》,亦由彭百川、张培溁合作翻译成中文,1933年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发行。在该考察报告中,全面记录了萨尔迪在华期间的活动经历,中国电影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教育电影的发展前途、改进建议等,为中国电影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彭百川于1934年还翻译了《国际教育电影协会之目的与任务》,介绍了国联所属文化组织——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设置目的与工作概况,为刚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之开展合作交流事宜提供了借鉴。
留美生陈友松,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旁听美国电影教育专家亚恩士倍杰(V.C.Arnspiger)与布鲁士特(M.R.Brunstettor)共同主讲的视听教育课程。该课程的讲义曾被二位教师合作改写成《教育有声影片》(The Educational Talking Picture)一书,1933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美国称之为第一本有声电影教育著作,曾风行一时。1935年陈友松回国后,即将该课程讲义编译为《有声的教育电影》。关于该书的取材内容,陈友松在其序中有明确的交代,“本书的前几章大半採自在他们班上所得的讲义,后几章也是他们的讲义”,但关于影片的摄制、视听教育行政与实施及建筑与设备各章,陈友松申明“是真译出来的”。这本由陈友松译编的《有声的教育电影》,应是中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的编译之作。
在播音教育译介方面颇有贡献者是留日生金溟若。1936年6月,他翻译了日本人西本三十二于1935年8月写就的《学校播音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师范小丛书”的一种而出版,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介绍日本电化教育发展的译著。金溟若并非教育学者,也没有坚厚的理工科功底,能够翻译教育理论与无线电技术很强的《学校播音的理论与实际》,足见其对教育、对新技术、对新兴事物的关注以及对日语的精通。该书的出版,为发展初期的中国播音教育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借鉴。
除了上述电化教育著作的翻译外,留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电化教育实施情况、电教器材构造与使用以及新技术进展情形的文章。如留美生陈友松除前述编译《有声的教育电影》一书外,还译介了较多的视听教育学术研究成果,诸如《电影的势力及其研究》、《儿童电影的最近发展》、《摄制教育影片的几个要点》、《视觉教育的系统化》、《美国教育电影馆刍议》、《二十五年之美国教育电影》、《中小学教学电影的几个实验》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丰富了国内的电化教育理论,还给国人从事电化教育工作以实际的指导。
其四,在教育领域身体力行实施电化教学。幻灯、电影及其技术作为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成果,归国留学生因其能够传递新知、表情达意而作为普及教化提高人民智识的有力武器,从而推动了电化手段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其中,晏阳初、傅若愚、陶行知、赵元任等人是较为突出的代表。
晏阳初是中国近代较早运用电化手段于教育的留美生。早在1919年与同学傅若愚一起赴法国对华工进行教育时,他们就尝试使用幻灯教学,收到了良好效果。回国后,在投身平民教育的实践中,为解决“教者少而被教者多”的矛盾,于是借鉴在法国用幻灯教授华工的经验,将之用于中国的平民教育。晏阳初幻灯教学实验的首选之地为浙江嘉兴,他们选择了当地最为著名的一所教会学校——秀州中学对两所平民学校实施幻灯教学,并选择该校师生担任平民学校的教师及助理,负责对学员施教。其具体操作程序为:首先“用影片温旧课”15分钟,直到人人会读能写会运用为止;其次“用影片教授新课”30~40分钟;再次,学生自修20分钟;最后,“用幻灯总温习”10分钟。20 晏、傅二人推行的幻灯教学解决了平民教育中的师资难题,收到了良好效果。1923年3月至7月四个月的时间,能够读完《平民千字课》四册,达到毕业条件的学生共计140余人。紧接着,秋季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分为四班,尽用幻灯教授,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基督教青年会在总结二人在嘉兴平民教育中取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原因时,认为固然有领导者的热心,其中不可忽视的另一原因即为“幻灯教授的特色”。
晏阳初等人利用幻灯教学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成功,直接促进了全国性平民教育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于1923年成立后对幻灯教学的重视。平民教育总会在下设的八个教育部门中,其中的直观教育科即为专门利用幻灯、电影、图表等实施平民教育的部门。随着城市平民教育运动的逐步展开,从1924年开始,晏阳初应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及李宗仁的邀请,携带大量的幻灯影片、放映机及识字课本前往东北、包头、汉口等地军营开展士兵识字教育。如在奉天推行军队识字教育时,晏阳初准备了5000张彩色幻灯片、60部大幻灯机及50000套《平民千字课》,21 采用嘉兴的成功经验,实施幻灯教学。另外,1925年夏,晏阳初又应冯玉祥邀请,前往包头、张家口两地实施幻灯识字教育。1926年平教总会搬到河北定县后,在实施“四大教育”时综合使用各种电化教育手段。除运用幻灯片、留声机外,还运用无线电广播。“我们的办法,是以四大教育为内容,制定节目,按时广播,就农民好奇心理,无形中使之受到所需要的教育。22 此外,晏阳初还从美国购置电影器材,运用电影作为向平民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幻灯、电影、无线电广播成为晏阳初推行平民教育的良好途径。
另一位较早将电化手段运用于教育领域的主将是陶行知。晏阳初等人运用国外电化教学经验于平民教育的实验活动,引起了意欲推广平民教育的陶行知等人的注意。在参观晏阳初幻灯教学法后,陶行知认为此种方式与单纯用教科书相比“已快得多”。随后,在他倡导的平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等多项教育运动中,均竭力运用各种电化教育手段。首先,运用于平民教育。在其制定的平民教育计划中,陶行知将“开演平民教育活动电影”23 列为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之一。随着平民教育由城市转向乡村,他在乡村平民教育中也注重对电化手段的运用,不仅建议农村学校教师用留声机一类新式手段辅助平民教育,而且还亲自借用或购买幻灯、留声机等电化教育设施用于乡村农民教育。其次,运用于普及教育。在推行普及教育过程中,陶行知所提倡的多种办学形式,都注重对电化手段的运用。1930年他在晓庄师范学校装设了无线电收音机,并筹办建筑电影院。为筹措电化教育器材,他竭尽全力,想尽办法,对此,他在1933年9月给汪达之的信中提到:“活动影戏机是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害单思病已有七年之久,到如今还没有到手。你如今也要做这个梦,那是再好没有了。”24 信中的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他对运用电影推行乡村教育的重视与渴望,反映了他欲用电化手段普及乡村民众教育的良苦用心。如在1935年初,安徽省教育厅请陶行知介绍人员指导普及教育。为此陶行知派出电影放映技师与助理技师各一名,还代购了一架电影放映机,数十部新教育影片,新书挂图及留声机(包括唱片)各六套。在为这些普教人员办理的辅导班中,陶行知还专门训练留声机、幻灯机及电影放映的技术事宜。此外,陶行知也运用电化手段辅助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运动的开展。总之,在他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尤其在推进各项教育运动时,均积极运用各种电化教育手段于教育实践。他对电化教育身体力行的倡导,为中国近代电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持久的动力源泉。据电化教育前辈孙明经所言:“金(陵)大(学)搞电教,其理论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25
另外,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1915年在美留学期间就翻译了客殷特的《无线电》,向国人介绍无线电发明的历程及其研究者马克斯威尔、马可尼等人对电磁学等无线电技术的研究。1922年,赵元任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自己发音,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公司灌制国语留声机片12张,并出版《国语留声机课本》与之配套,致力于利用现代技术推动中国语言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播音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留学生对近代电化教育发展的作用及影响
近代留学生回国后结合中国国情,宣介国外电化教育经验与理论,并竭力推介各种媒介技术应用于各种教育领域,不仅促进了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而且也推动了电化教育自身的发展。他们对电化教育的引介与推进,其积极作用与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电化教育的社会性认知。电化教育在中国的接受与吸纳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究其原因,除了技术、物质与人才发展的阻滞外,思想认识的转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手段的改进与更新,不仅仅只是媒介范式的转变或异型,也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替换或更新,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蜕变和适应。中国人对电化教育的接受及至达得社会化认同,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不断提升的曲折过程。正如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创的“文化反射率”所言,器物文化是来自西方“文化射线”中所受阻力最小、最具穿透力的一束光线。26 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最初冲突阶段中,来自西方的器物及其技术成为冲破中国文化心理防线的第一束光线。国人对电化教育的接受与认同也开始于此。来自西方的幻灯、电影等电化器物以及物化其中的技术与知识,成为留学生传输电化教育的先导工具。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的学生相继归国,他们经过数年欧风美雨的精神洗礼,视野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耳染目睹西方电化技术在教育中所发挥的功效,回国后利用他们自身的外语优势与国际视野,或者通过撰写文章介绍西方电化教育技术知识,或者通过寻访购回各种电化器材推广于教育教学,或者通过现场展演电化操作技能等活动行为,从器物层面使电化手段的教育功能迅速被大众认知,其自身价值日益得到社会重视,并被频繁用于教育过程和教学活动之中。幻灯、电影、广播等现代教育媒体获得了“移动的黑板”、“教育的利器”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权威”等誉称,并扩展至中国广大的社会与学校教育领域,成长为深受中国教育界追捧的时代宠儿。延至30年代,掀起了全国范围内较有规模的电化教育运动,电化媒介的教育功能获得了国人普遍意义上的肯定与认同。
二十世纪20年代,电化教育已经在欧美各国、日本、苏联等国作为课程进入高等教育殿堂,并运用于师资培训。同时,有关电化教育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均已开展,还出版了相关的教材和专著。这些表明,其时欧美各国的电化教育已经进入学科建设时期。正是在这种国际教育变革与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归国留学生加大了电化教育引介的力度,在介绍科普类的电化教育技术知识的同时,开始陆续发表电化教育理论研究的译介文章。进入二十世纪30年代,随着电化教育的广泛推广应用与学科建设的起步,留学生开始广泛地译介国外电化教育理论,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电化教育论文与著作,强调电化手段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呼吁教育界研究运用,通过翻译与著述探采国外电化教育真经等言说方式,扩大了电化教育的社会化认同,为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与植根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依据。
其次,推动了电化教育的学科化发展。中国近代科学的萌生与发展,不同于欧美等先进国家的源发性过程,而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和模仿的继发性过程。可以说我国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构建某种科学事业,使之逐步系统与规范发展的过程。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学科创建的基本步骤来说,学科体系基本构建历程一般包括:在大学中开设相关的讲座,进而建立有关系科开设系统的课程以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创办专业期刊与筹建专业学会等。27 按此学科创建的条件来讲,中国近代电化教育学科创建的历史,就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群体披荆斩棘、努力开创的奋斗史。除却上述对电化教育或言论或实践的倡导之外,近代留学生在电化教育课程开设及系科创建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发挥着劈山开路的作用。1932年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陆续开设电影教育课程及讲座,成为中国最早开设电影教育课程与讲座的高校。时任院长的留美生邰爽秋在言及设置此门课程的初衷时谈到:“创设电教讲座系仿自美国各大学先例,盖大学为最高学府,对于此种教育园地新兴之学术,自不可不及早设置,以应需要。”28 基于此种考虑,大夏大学选聘学有专习的教师,引进这种新兴的教育学术,曾在美国学习视听教育课程的归国留学生陈友松成为该课程的骨干教师,该校聘请的其他授课教师如洪深、孙瑜均为专习电影专业的清华留美生,刘呐欧则为留日生。他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与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的创办人员及其任课教师,也大多为留学生。此外,作为学科建制化中的重要一环,电化教育领域或与之相关的专业学会与期刊,是电教学科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平台,其创建的中坚力量亦多属留学生。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例,留学生广泛参与了其会章草案、工作大纲的拟定等筹建工作,在50余名发起人与20名筹备委员中,大多为供职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党政等各部门的留学生。在历届年会所产生的主席、执行委员与常务委员中,留学生均占据较大比例,如第二届年会选举产生的21名执行委员中,有留学经历者15人,占总人数的71%;5名常务委员中郭有守、陈立夫、彭百川、褚民谊皆为留学生。[29]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展电影教育研究、参与国际教育电影交流以及推广电影教学等活动,迈出了电化教育学科化的重要一步。作为近代电化教育发展与成长的阵地与载体,电化教育刊物创办的主体也是留学生。如作为较早创办的电教刊物,《电化教育》的主编即由留学美国对视听教育颇有研究的陈友松担任,在该刊物集结的撰稿人队伍中,有“特约撰述”方治、邱锦义、沈西岑、邰爽秋、周佛海、俞庆棠等共计58人,这些人士多为教育界与电影界富有声望的归国留学生。由于办刊时间短暂,大多数特约撰稿人并未发表文章,但意欲借重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影响而提升杂志学术影响力的意图可以窥见。另外,在电化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也多有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在确立电化教育基本概念,阐释与发展电化教育理论,构建电化教育学科的核心理论体系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总括而言,留学生在电化教育课程开设、学科创建、学会创办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均有开创之功,在促进电化教育学科化进程中发挥着开拓者、奠基人和中坚力量的作用。
再次,促进了国人对教育手段现代化的认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国被迫开启全面的变革救亡之路,以应对西来势力的撞击和西方文明的冲激,由此开始踏上现代化的征途。为适应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中国教育现代化也由此起步。教育现代化是教育全面而整体的转化乃至转型的过程,不仅仅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内容以及方法的现代化,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教育从启动现代化步伐开始,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历程也开始起步,只不过开航的力量及主体是其时来华的传教士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但传教士对电化教育的零星运用及其传教目的,并未引起国人对电化教育的社会化认同,亦未在思想意识层面激发国人对教育教学手段更新与转型的认识。国人有意识地大规模引进新型教育手段,以电化教育的规模化与直观化作为提升国民整体教育素质的认识,开始于新文化运动后留学生大批归国之时。作为新知识群体的代表,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与生活数年,耳闻目见各国政府把教育手段的改进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而努力推进的真实场景,以及为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实际功效,在归国后均竭力引介电化教育,以此来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以留学生为主体倡导的,以提倡教育的平民化与普及化为目标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使幻灯、留声机以及电影等电化手段迅速扩展至全国平民教育运动中。作为教育普及化与平民化的一种促进手段,电化教育开始得到重视并直接运用,这意味着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国人已经开始把新型的教育手段当做推动教育平民化与普及化的重要力量。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界人士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教育上的新趋势。作为教育现代化组成部分的教育手段,相比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现代化的启动,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似乎要晚得多。究其原因,除了教育手段现代化要依赖于技术、器材、人才等,而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外,国人对于技艺与教育关系的传统看法或观念亦是最大的困阻之一。留学生作为新知识群体的代表,在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与吸纳上,自然远胜于一般人士,加之在国外的见闻与切身体验,使之对教育手段的现代化认识上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正是他们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引介电化教育于中国,并切实运用电化教育推动现代教育转型的种种行为,促进了国人对教育手段现代化的认知与接纳。
综合而论,在推动电化教育中国化的过程中,作为引介与传播电化教育的中坚力量,留学生们从器物、制度及思想方面层层推进,不仅扩大了电化教育的社会化认同,推动了电化教育的学科化发展,也促使国人开始思索教育手段的改进与更新,将电化教育视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认同其为推动现代教育转型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注释
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2留学生近闻[J].教育杂志,1909,1(10).
3留学界之特色[J].教育杂志,1910,2(11).
4程树仁.赴日与第三次远东运动会记[J].清华周刊(临时增刊),1917(3).
5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6张伟.民国影坛的第一代“专业海归”——程树仁其人其事[J].电影艺术,2009(3).
7幻灯演讲继续进行[N].申报,1918-10-4(3).
8幻灯演讲队请警照料[N].申报,1919-8-15(3).
9幻灯演讲队赴川演讲[N].申报,1919-9-6(3)
10竺可桢.中等学校地理教学法[J].河南教育公报,1923(13~14).
11蔡文森.比京布(伯)鲁塞尔万国博览会教育出品概观[J].教育杂志,1911,3(4).
12侯鸿鉴.述棚桥源太郎之谈话及参观东京通俗教育馆记[J].教育杂志,1914,6(9).
13常道直.美国纽甲色(新泽西)省汉特顿县之乡村学校及乡村生活[J].教育杂志,1926,18(3).
14王光祈.德意志之中等教育[J].教育杂志,1922,14(9).
15吴敬恒.吴敬恒选集·科学[M].台北:文星书店,1967.
16《吴稚晖君影灯演说》[J].环球,1917,2(4).
17高平叔.蔡元培书信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1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19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初步成绩报告[M].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24.
20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2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3朱泽甫.陶行知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24万年.回顾历史着眼当前展望未来——记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业成立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江苏电教,1988(3).
2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6伊曼纽·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7陈友兰.电影教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28乔金霞.归国留学生与近代电化教育体制化确立[J].现代教育技术,2014(3).
内蒙古师范大学阿伦娜老师编纂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年表分为四个部分,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把散落的重大教育技术事件按年代先后顺序依次排列,首起20世纪20年代初,尾止2005年9月,囊括了我国教育技术八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共计326条。中国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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