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与少数民族电影周恩来处理影片内蒙春光事件研究

    国家意志与少数民族电影--周恩来处理影片《内蒙春光》事件研究 余纪一
   
    一个难产的“早产儿”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内蒙春光》，是一个孕育于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早产儿”,命中注定要难产。
   
    遵循列宁所教导“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对于电影事业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早在抗战刚结束，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党中央命令当时驻扎华北和华东的大批部队和干部从陆路和海路全线开赴东北的同时，就安排了大批的文艺干部从延安出发一同前往，这其中就包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当时在我们党内还相当稀缺的电影精英。这样做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先期抢占和接收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北满电影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迅速启动属于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从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来看，即使是在战争初期，战局于我不利，部队和机关全面退守到哈尔滨以北地区的危及存亡的紧要关头，那些原本在长春的电影资源也跟着其他大量辎重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其过程的艰难困苦，不及备述。公正地说，当时我军东北指挥机关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远见的，正是这种撤退，为日后新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保留了一粒至关重要的火种。也正因为此，当战争还在继续，全国解放尚待时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的1945年夏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启动了共和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即《内蒙春光》的创作生产。
   
    一、《内蒙春光》创作历程
   
    影片《内蒙春光》的创作过程本身并不曲折，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能更清楚了解影片投产的历史语境，我们不妨先粗略说说其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1945年8月5日和7日两天，美军向日本本土工业基地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两座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人员当场死亡20多万。8月8日晚，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国驻苏全权大使佐藤，宣布根据苏、美、英三国元首《波茨坦会议》精神，为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当晚，苏联远东军区近百万机械化部队，分东、中、西三路，向驻扎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从1840年算起，中国人民105年时断时续的民提要影片《内蒙春光》是解放以后极少数周恩来深度介入并给予具体指导的文艺作品之一。
   
    周恩来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指导以及对这部影片的处理方式，成为了一个范例，对于十七年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纪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影史探问族独立战争宣告胜利，接下来要做的是，使国家走向统一、繁荣和富强，从而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这其中，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摆在那一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生死抉择。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站了出来，担起了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抗战时期，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正面战场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长江以南地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敌后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黄河以北地区，到抗战结束时，双方军队所控制的地区也是泾渭分明。正是基于此种情势，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北方地区也就率先进入了民主改革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5年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中共重要领导人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内蒙古各阶层人民普遍认可的领导力量。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然而，要推翻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真正落实“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谈何容易！其在推行过程中必然要遭到激烈，甚至惨烈的抵制和对抗。这种抵制和对抗在汉民族聚居的区域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同样如此。随着内战的逐步展开，战争双方的态势也在不断变化，战局此消彼长，战线犬牙交错。由此，解放区的民主改革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得越加艰难起来。
   
    1948年，辽沈战役打得正酣的时候，影片《内蒙春光》的剧作者王震之翻过大兴安岭，进入东蒙地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收集了近10个旗的王爷、吐素（土司）拉格其（官衔）、扎赫（捷哈）拉格其（官衔）、喇嘛、牧民以及奴才等各种人物材料”,完成了剧本创作。“剧本中把内蒙古人民反对内部封建压迫的斗争当作中心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残忍的王爷形象，他勾结国民党匪特残酷压迫广大牧民；也暴露了国民党匪军抢劫草原，蹂躏内蒙古人民的罪行，刻画了国民党特务杨先生这一人物，他和王爷狼狈为奸，破坏我共产党干部做群众工作；同时还描写了青年牧民赫得布等广大蒙古族群众在我工作组长苏合影响下的觉悟和斗争，以及解放军的一部分--蒙汉联军击溃了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被解放。剧本的矛盾冲突尖锐、情节完整、结构紧凑、各类人物性格鲜明，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蒙古族地区风光和蒙古族的古老传统和风俗。给导演提供了深入挖掘和发挥的可能。”
   
    据干学伟本人回忆：“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内蒙古草原陈巴尔虎旗，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垫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晒脱了两层皮，等大雪纷飞才回厂拍内景，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据史书记载，为了圆满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导演干学伟带领摄制组深入内蒙草原500多里选景、拍摄。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场面，干学伟还召集摄影、美工等主创部门人员一起观摩国外进口的相关影片，一起讨论、学习先进的拍摄理念和手段。而且在整个创作生产过程中，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的我党老一代电影艺术家陈波儿、袁牧之等始终对这部电影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给予了很多的关切和指导。
   
    《内蒙春光》由王震之编剧、干学伟导演。两位担任主创的艺术家都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坚强战士。其中，导演干学伟1917年生于浙江宁波，1932年考入上海麦伦中学，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进步文艺事业，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进步话剧；1937年在未名社演出话剧《王三》、《酸枣》等；1938年，干学伟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并在话剧《带枪的人》中扮演列宁；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对伪满影的接受工作。从上述经历看，导演干学伟无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两次重要讲话，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说，当干学伟接受《内蒙春光》的导演任务的时候，其内心是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基于上述理由，人们有理由为这部影片的全国公映而欢呼雀跃。1950年4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初春，导演干学伟满面春光，携新片《内蒙春光》来到了北京，希望能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明媚春天献上一份厚礼。总第351期》>133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50年4月18日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连续预告北京地区影片上映的消息。4月20日起，《天津日报》开始刊登《内蒙春光》的影片广告。4月23日上午9时，中央电影局在首都大华电影院招待各少数民族代表，试映《内蒙春光》，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文化部副部长周杨等出席观看。会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正确反应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随后也赠送锦旗一面，上书：“蒙汉兄弟民族团结互助万岁。”4月28日，《内蒙春光》在京津两市各大影院同时上映，赢得满堂喝彩。
   
    1950年4月28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第3版刊登吉雅泰《看〈内蒙春光〉后的感想》，吉文写道：“我感到整个片子是有情节，有趣味，有发展的。我觉得这部片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好的。演员的表演是入情入理的。”4月30日，《人民日报》第5版同时刊登两篇评论，一篇是布赫的《一个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另一篇是钟惦的《看〈内蒙春光〉》，两篇评论对影片都不吝溢美之辞。布文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风光如今在影片一开始就得到了直观的满足，即使是黑白片，也能感觉到：绿色的草原一望无际，银色蒙古包点缀在草原上，蔚蓝色的湖水映着金色的沙漠，无数的牛羊隐匿在草丛中间。”文字间洋溢着一个蒙古族人士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家园美景的喜悦和自豪。时任中宣部官员的钟惦对影片的评价更细致：“影片充满了蒙古请调：一开始顿德布在草原上追逐马匹；乌云碧勒格赤着脚在草原上赶着羊群；当她和顿德布定情的时候，掏出绣着花的烟荷包；请客时喝的奶子茶，以及像敖包会上的表演等等，都有着浓郁的内蒙风味。”当然也并非全是溢美之词，1950年5月3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登的王朝闻题为《内蒙春光》的评论就指出：“戏剧冲突，不同于纪录片，情节是紧张、激情、热闹的。主题歌及音乐更蒙古化就更好。”尽管王文对于艺术处理方面表达了些微的不满足，但总体上说，社会舆论对《内蒙春光》一致看好。可以想见，此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各级领导和以干学伟为代表的《内蒙春光》摄制组相关人员一定踌躇满志，就等着开完庆功会，然后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大展拳脚。然而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或许正是由于首都各界对《内蒙春光》的评价超乎寻常，从而引起了中央有关高层的注意，于是，1950年5月6日，导演干学伟迎来了艺术生涯中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导演干学伟若干年后回忆起此事的语调，不难领会当事人心中的那一份惶恐和沮丧：“1950年，当我们迎来了开国以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初次执导的电影《内蒙春光》上映，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评。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发行公司决定继续上映。突然，中央电影局通知我，当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请注意，影片4月28日公映的，根据我国当时实行相关法规，影片是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获得了公映许可证的，且到5月6日影片已经公映了9天，加上前面的试映，确实如干学伟所言，影片在“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而现在却要面临复审，也就是重新审查，是可能将要否定前一次审查结论的再审查。如果不是影片存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何至于此？
   
    熟悉我国文艺体制的读者此时应该能够预感到，十多天前还赢得了满堂彩的影片《内蒙春光》，如今情况十分不妙。当导演干学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北京电影制片厂放映室的时候，等待他的将又是怎样一个判决呢？
   
    二、一个非同寻常的座谈会
   
    导致《内蒙春光》复审的直接原因，可以从乌兰夫在国家民委招待电影局本片工作人员的宴会上所说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乌兰夫说：统战会议中，西北代表曾提出此片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乌兰夫所说“西北代表”究竟何人，也无法得知乌兰夫本人是如何将“与政策不符”的意见传达到党和政府高层，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意见即刻引起党和政府高层的高度警觉，并即刻做出了反应。
   
    1950年5月6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放映室召开的复审会议的规格之高，恐怕是大大超乎导演干学伟预先想象的。前来参加复审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也就是说，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到场了，主管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到场了，主管文艺工作且本人就是文艺大家的领导人也到场了。
   
    好一场高规格的“三堂会审”、如此高的规格，足以证明有关方面对影片《内蒙春光》的重视程度。而这样一个完满的无可挑剔的复审人员架构，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乌兰夫在统战会议上所听到的“西北代表”的意见，此时已经送达了最高决策层级。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见面时，他们都对我很亲切。”待影片放映完毕之后，情势急转直下，李维汉先对影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继续放映，将“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对于导演干学伟的争辩，李维汉说：“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由抢劫而枪杀……”导演干学伟解释说：我其实是想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维汉反驳说：“明眼人可以一下看出，这是借刀杀人，你前面暴露太多，后边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就这样，当场决定影片停映。有意思的是，在导演干学伟的回忆中，我们只看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意见，而没有看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说了什么。
   
    接下来，一个生动而有趣的细节让人浮想联翩。干学伟回忆说：“那天夜里，阳翰笙同志送我回住处，在车上他安慰我说：小兄弟，别难过。我口头上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可内心深处却深感痛楚。……《内蒙春光》夭折了，我饮食无味，通宵失眠。”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预先定了调子的复审，目的就是一个--《内蒙春光》停止公映。采用这种三堂会审的形式，不过是表明复审本身的慎重。当然，要推翻一级政府部门（中央电影局）的批准文件，从程序上说，也应由更高级别的部门来加以实施。那么，为什么导演干学伟的回忆中只有李维汉的意见，而未见到陆定一和阳翰笙的意见呢？我们不能想象，复审会上陆定一和阳翰笙会发表跟李维汉相左的意见。这就是说，影片《内蒙春光》停止公映的决定应该是李维汉一个人在会上做出的，而陆定一和阳翰笙要么表示附和，要么没有表态。当然，按惯例推断，陆、阳二人附和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陆、阳二人对李维汉的做法没有相左的看法。从前面引述导演干学伟回忆中的那个有趣的细节不难看出端倪。当天晚上，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用自己的汽车亲自将导演干学伟送回住处。从履历看，1932年干学伟到上海念中学的时候，阳翰笙已经是名扬海内的左翼文艺大将了，后来阳翰笙继续留在国统区，而1938年干学伟去了延安，也就是说，1950年5月6日晚的影片复审会以前，二人并无多少私人交往，甚至可能不认识。那么，一位部长级的高官为什么会用自己的车子亲自送一位刚刚出道的艺术家回住处呢？说得通的解释不外乎两条，一条是阳翰笙爱才而亲民，另一条是阳翰笙对干学伟的处境有惺惺相惜之感。从那句“小兄弟，别难过”可以判断，后者的成分应该更浓。
   
    从现存史料的缝隙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判断，事情到此还远未画上句号，而毋宁说随着李维汉的登场，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从表面上看，即将开场的对决双方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力挺《内蒙春光》的一方不但有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更有着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力支撑，因为，影片明显是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点来叙述内蒙故事，这难道不是绝对正确的吗？不仅如此，就从创作人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转战千里，耗时几年，不说是功高，也算是劳苦了，加之新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资源匮乏，拍成一部受到各界欢迎的电影真不容易。就连一个甲子以后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一书在说到影片“暂停公映”时，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创作人员千辛万苦拍成的一部电影，就这样被否定了。”
   
    由此说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做法，似乎多少有些不近情理甚至蛮横霸道，尽管是得了势，却是输了理。不难想见，当时北京城内一定物议汹汹，李维汉和乌兰夫一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后面将要发生的那场为决定一部影片的存废而召开的，无论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的空前绝后的、双方意见尖锐对立会议。
   
    就在复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5月7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大批文艺界头面人物召开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会议地点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参会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和现代文学泰斗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杨，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此外还有戏剧、电影界的领导同志和文艺大家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笙、田汉、老舍、曹禺、夏衍、张骏祥、丁玲、赵树理、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江青等。据导演干学伟回忆，当天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人。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
   
    尽管我们认为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双方尖锐对立，但是当天会议的气氛却是友好而和谐的，并非剑拔弩张，而且各家都开诚布公，直抒己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未见后来一个时期中颇为盛行的看领导“脸色”而阿谀逢迎的丑态。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当袁牧之向周恩来介绍导演干学伟时，周恩来微笑着同干学伟握手，并说：“我见过你的剧照。”干学伟说：“我想他指的大约是在《带枪的人》（话剧--笔者注）中我饰列宁的那张照片。那是1942年曾由我党驻重庆办事处（应为八路军办事处--笔者注）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的。……总理竟然记得那张照片，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
   
    开映前，周恩来叫导演干学伟坐在自己旁边。据干学伟回忆，整个观影过程中，围绕影片创作的细节，他和周恩来之间有4次小声的交谈，一次是关于影片中演员的来源，一次是关于一个重要场景的安排，一次是关于影片中民族音乐的运用，一次是干学伟向周恩来介绍影片中一个舞蹈演员的特殊身份。
   
    关于影片放映后的座谈会，导演干学伟有一段既详细又生动的记录，仿佛一段纪录片，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干学伟不愧是导演出身，寥寥几笔，各种性格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读来趣味盎然。不妨照录如下：第一个发言的是郭沫若副总理，令我惊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发言既真诚又直率。他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把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说出了他的设想，一个很简单又令人发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欧阳老认为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的蒙太奇处理的构思较严谨，改动很难，改不好就乱了。周杨同志认为为了避免不利影响，可以在东部地区放映。田汉老认为党的政策是全国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区放映。总理想请邓拓同志发言说，“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同志来了吗？你们不是发了赞扬的文章了吗”?邓拓同志站了起来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的理解不足。有人主张这部影片过几年再放。蔡楚生同志发言说，“电影在技术上发展很快，如在仓库中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了，还是修改的好……”于是就有人赞同蔡老的意见。最后，总理作了指示。那已经是深夜了。
   
    周恩来的讲话很长，大致归纳起来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首先肯定了影片《内蒙春光》在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影片的政治内容却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与《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一部影片如果在次要的、具体政策上有缺点，或者在艺术上有不足，可以放宽要求，吸取经验教训，今后在创作中逐步提高。但在反映党的政策方针上有错误，那就会影响统一的行动，妨碍团结，妨碍统一战线。”
   
    第二，周恩来明确指出：“（影片）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于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内蒙春光》没有从全国阶级斗争的全局看问题，而是孤立地写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但会把少数民族的王公作为主要敌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统治，民族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的错误结论。这部影片叙述的嘎达梅林的故事，恰巧证明了在大民族中的小民族要争取解放，如果没有外力的援助，如果不是整个大民族中的反动统治者被打倒，无论如何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顶多只是依次很快就被镇压了的暴动。”
   
    第三，周恩来特别指出，影片《内蒙春光》错误的责任不在编剧，责任应由领导者承担。周恩国家意志与少数民族电影--周恩来处理影片《内蒙春光》事件进一步指出，电影工作的领导责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电影是群众性的艺术，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广泛的，如果政治上有错误，那么，就会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建议设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同时，要加强领导部门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提高认识水平。特别指出，“艺术活动是广泛的，应该有它的领导，（我们的）文艺和政治之间应该是没有矛盾的”.
   
    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的讲话内容非常丰富，堪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经典。对于周恩来上述思想的解读，我们将会在此后的章节中逐次展开，并将尝试着进行一些深入的领会和阐释，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有关影片《内蒙春光》的叙述。座谈会的最后，周恩来宣布了影片《内蒙春光》必须要进行修改的政府决定，强调一定要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影片修改的指导思想对影片进行修改，同时要求在座的各位同志对影片的修改给予支持，大家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把影片修改好。
   
    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东北电影制片厂对《内蒙春光》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原片总共54场戏，修改了26场，其中重新拍摄了16场，部分修改了10场，只保留了28场，修改幅度接近50%.对一部影片做如此之大的修改，可谓是伤筋动骨，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能够言说和不能言说的苦痛，编剧王震之、导演干学伟，以及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相关人士们，自然是能够领会得到的。
   
    修改后的《内蒙春光》，请毛泽东主席更名为《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和《白毛女》、《钢铁战士》一起，在1951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厂的“新片展览月”同时上映。此后，《北京新民报日刊》刊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的题词：“《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反映了内蒙古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性格，表现了内蒙古人民解放的道路及光明的远景，说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只有团结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周围，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
   
    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早产到难产，再到出产，从剧本创作算起，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到此，似乎应该画上了句号。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放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则似乎我们对这一事件所蕴涵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三、违“宪”与护“宪”当下的研究
   
    中国电影史的学者对于影片《内蒙春光》从难产到重生过程的描述，大多对创作者抱有一种同情的立场，言语间不时会流露出当权者粗暴干涉文艺创作的不满。虽然对周恩来这样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对“四人帮”等历年极左政治运动的批判那样不吝刻薄之辞，但心中的那一份怨尤，却会在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公正地说，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这样的情绪，都会再抱持一种“理解之同情”.然而，当我们拨开自己心中那一层层由历史的血污所积淀的厚重尘垢，平心静气地深入到历史的现场，仔细品察历史人物所面对的那一份不得已，我们或许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景观，由此而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结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大都记得，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各种报章文字在述及周恩来生平的时候，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无疑是“日理万机”这四个字。也正是这四个字，凸显了周恩来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政治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如果说“十年浩劫”中的周恩来在人们眼中是日理万机，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1950年春天的周恩来每天要处理的军国大事绝不会比“文革”中更少。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么多关涉新生共和国存亡兴废的重大事项亟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去处理，而一部电影，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怎么就能让周恩来认为有必要专门安排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亲自出面去处理呢？
   
    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只能是，这部电影事关重大，重大到了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就摆不平的地步。
   
    为了论述的清晰，我们不妨把话头拉开一些，将《内蒙春光》事件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政治时空中去加以考察。遵照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晚20时，万船齐发，在强大炮火的支持下，横渡长江，一路摧枯拉朽。4月23日深夜，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至此，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内地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然而旧中国的垮台，并不就等于新中国的由此诞生。新中国的诞生还需要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政治运作来给予推动。
   
    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王朝轮替，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是对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古老家园，从价值到理念，从国体到政体，从经济到军事，从教育到文化的一系列整体性的改造，涉及广泛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规制的重新安排，是对自十六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总体趋势的回应，要回答未来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早在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驻北平城以后，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就密锣紧鼓地开展起来。中华民族的大批精英人士，从包括国统区、香港在内的全国各地，陆续辗转云集北京，为的就是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党派、各行政区、各民族、各界别的代表共计664人出席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9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确定国旗为五星红旗，确定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首都定在北平并更名为北京，以及共和国以公元纪年等重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