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白鹿原》探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则及其互文性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样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文本，重视文字的排列和精细的遣词造句，利用语言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进行精彩的议论和抒情，传达的思想具有一定模糊性。电影则是一种图像文本，在电影里，画面代替了文字，为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让观众从具体的声音和影像中获取思想。小说的电影改编过程“像一座桥，桥的一边是古老的叙事形式——小说，桥的另一边是年轻的叙事艺术——电影。”

　　电影《白鹿原》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上映后，无论是电影的票房还是小说在市场上的销量都是极为火爆，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切关注。在此，我们将小说称为语言文本，电影称为图像文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称作语言文本转换成图像文本。两个文本转换的可能性以及转换过程中显现的特点都推动着文本之间关系的发展。

　　一、从语言文本到图像文本的可能性

　　电影《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小说的经典性一直为学术界所承认，一部经典性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自然引起了各界的热烈关注。小说的电影改编实质上就是语言文本转换成图像文本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文本都适合转换成图像文本，小说《白鹿原》之所以能够成为电影改编的对象，主要有三点：

　　首先，小说的完整性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白鹿原》属于叙事性类的文学创作，主要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侠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聚散离合，具有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及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电影剧本可以直接从原着作品中获取大量的故事信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可供视听的语言。如电影中鹿兆鹏逃婚、黑娃田小娥偷情等情节都是从小说中直接截取，同时小说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如白嘉轩的固执保守，鹿兆鹏的意识觉醒和进步，黑娃的反抗，鹿子霖的狡诈等等，还有一些富有地方特色和各个阶级人之间的对白。

　　其次，电影拍摄技术和放映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导演风格的形成使得电影不再是一种简单地再现现实生活的表演形式，更多的是一种独特的叙事和表达思想观念的艺术样式。这种愈来愈发达的电影产业状况也促使对编剧尤其是经典性文学作品的数量要求愈来愈强烈，不论是作家，还是电影编导和观众都有着将经典作品改变成电影的愿望。小说《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经典型的文学作品之一，在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在小说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明确了《白鹿原》的史诗基调。《白鹿原》的真实感令人震撼，史实风格厚重，整部小说浓缩着极其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这样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通过电影这种可视觉化的媒介形式能够在大众间更加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小说《白鹿原》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

　　最后，《白鹿原》电影导演王全安是中国着名导演，中国大陆第六代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之一，曾在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俄罗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等国际影展上获得过大奖，这一切都表明他有接拍《白鹿原》电影改编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电影改编是二次创作，它同样要求改编者要熟悉原着中描写的生活。《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为背景，陕西人出身的陈忠实在小说里淋漓尽致地书写陕西民歌、陕西秦腔、陕西话、陕西民俗……阅读小说时，读者能感受到浓浓的陕西地域特色，“烈”“沉”“憨”是这一地域特色散发最为特别和突出的三种表现，让读者体会各种滋味又欲言又止。这是陕西自有的特色。是任何一个非陕西人所能学来的。于是，对同为陕西人的王全安，客观上有了地域上的优势，他能够比其他导演更容易把握《白鹿原》的地域特色。王全安也表示：“这是一部三代人为之奋斗的电影，也是同行托付的重任，作为陕西人我责无旁贷，我将会尽最大诚意去拍摄，用朴实真诚的电影语言与观众沟通。”

　　二、从语言文本到图像文本的转换。

　　从语言文本转换成图像文本，也就是从细致描写的文字转换成可直观的影视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必然有很多技巧，需要根据两者不同的艺术特点，对语言文本进行分析、融合、增删改，以完成对图像文本的转换。

　　小说《白鹿原》50多万字，共34章，电影《白鹿原》只截取了原着20章内容，即从小说第6章辛亥革命（1921年）到原着第25章日本侵略战争开始（1938年）,大幅度删减小说内容实质上有据而为。小说《白鹿原》历史跨度较大，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冲突贯穿始终，而电影的时间容量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改编过程中大量故事情节和人物被删减的命运，只有如此，才能将50万多字的小说转换成2.5个小时的影像文本，得以在短时长的电影空间明确小说主题思想，表现人物命运变化。

　　小说《白鹿原》主线清晰明确，主要分为两条叙事线索，一是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矛盾和兴衰的过程，另一是一代代白鹿原人在时代潮流中的际遇。电影却选择了田小娥的女性斗争为主线，小说的两条主线呈零散状，成为外围情节。虽然田小娥这条线也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引发的故事情节富有戏剧性、矛盾冲突强烈、人物关系较复杂，很适合2.5个小时的电影放映。但不可忽略的是，这条主线延伸的情节过多导致了小说主题的单薄。

　　电影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删减和调整，与此相应的众多人物也被删减和调整。小说中，朱先生和白灵是陈忠实为白鹿原塑造的“白鹿精灵”的代表，朱先生代表的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白灵代表的则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是一种全新的阶段，他们对小说史诗性的明确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电影是以田小娥为主线，为在有限的电影时间里突出主要人物性格、强化矛盾冲突，完成故事戏剧效果，这两位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人物被删除。电影《白鹿原》中人物塑造主要集中在白嘉轩和白孝文、鹿三和黑娃、鹿子霖和鹿兆鹏三对父子以及田小娥。小说中，作家对白嘉轩的态度较客观，白嘉轩虽然只是一个农民，但豁达、沉稳，并不古板，白嘉轩身上所展现的，多是对人生的处世方略，但在电影里，为了制造冲突，将他性格的复杂性往极端和典型上靠拢，显得顽固和刻板，人情味淡薄。

　　黑娃是小说中性格最丰满、最有人情味、最富传奇色彩和最具悲剧气息的人物之一。但电影里的黑娃却不完整，他似乎是在婚姻爱情没有得到认可而产生怨恨情绪的情况下投身革命，观众感受不到黑娃的精神成长和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他对整个世界的感知。

　　小说《白鹿原》是通过文字叙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民族史，电影《白鹿原》则是使用视听艺术为观众展现一部中国现代民族史。电影相对小说更具有造型艺术的特征，它可以运用具象化的语言凸显物象符号进而转换使物象具有象征意味。电影《白鹿原》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物象象征这一电影修辞手法，最明显的有三处。一处是白鹿原的牌楼，电影中多次出现牌楼，运用远景拍摄，在光线的影响下，牌楼只呈现出一个轮廓黑影。电影中出现的牌楼显得黑暗不够清晰，象征着白鹿原原本存在的维持一切的秩序。第二处是白鹿原的戏台，军阀、农会、国民党都曾登上白鹿原的戏台宣布掌权，但又都匆匆落幕。这个戏台实则是个历史舞台，戏台最后在日军的轰炸中坍塌，看似被毁了，却正是历史进入新进程的象征，隐喻社会各种力量在民族存亡关头面临着新抉择。第三处则是白鹿原的祠堂。祠堂是白嘉轩一代人的精神归宿之处，具有太多的不稳定性。小说、电影中祠堂都遭受到了破坏，成为对立者挑战权利、反抗不平等的对象。

　　三、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的双重互文性
　　
　　《白鹿原》的小说与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多重的互文性关系，这两者互文性的生成是一种语言文本到图像文本的媒介转化。“互文性”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所谓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

　　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在电影《白鹿原》上映前，网络媒体就已经开始进行大面积的宣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促使了小说《白鹿原》在市面上的畅销。不管是先看了小说再看电影，还是先看了电影再看小说，这中间的过程都构成了一种互文阅读，这种互文阅读就是对于同一题材的文本，将其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进行对比和参照的阅读。

　　通过对小说《白鹿原》和电影《白鹿原》的互文性阅读，我们发现在电影改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残留文本”“残留文本”是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在转换过程后的残留，也就是被删减的那一部分。在对《白鹿原》进行了互文阅读之后，我们便可发现其中的残留文本。首先是观众看电影《白鹿原》的时候会有一些疑惑，比如黑娃为什么对白嘉轩一直心存敌意?再比如黑娃和田小娥为什么就突然私通在一起?还比如鹿子霖通过田小娥陷害白孝文后，两人躺在炕上却闹翻?这些疑问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解答：黑娃自小就非常有自我意识，他不喜欢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板”，也不喜欢和有规矩的白孝文兄弟玩耍，他不愿顺从白嘉轩固守的等级制度；黑娃和田小娥的私通是有着一个循序渐进的相见、相识再到暧昧过程，读小说很能理解他们在一起的必然性，电影因为时长的原因让观众容易误会他们的私通更多源于肉体，显得有些突兀；鹿子霖利用田小娥陷害了白孝文，给了白嘉轩一个响亮的耳光，而没有任何尊严的田小娥心底却涌起一丝良心，她不愿苟同鹿子霖的卑鄙，在炕上“尿了鹿子霖一脸”，两人闹翻，因为这个行为的私密性，不适宜在电影中表现出来，这也就导致这之间行为反应失去了一个连接点，让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心生疑惑。

　　其次，电影的结局和小说是不同的。有人说电影的结局太过仓促，小说的结局则是划上了真正的句号，这都是互文阅读留给读者和观众们的思考。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残留文本和语言文本之间也是存在着互文性的，残留文本是语言文本的一部分，更从内容和逻辑上完善了图像文本，并且赋予了图像文本更多的亮点和阐释。也因为残留文本的存在，而促使更多的人去阅读语言文本，进而促使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实际上，这也是残留文本对语言文本的互文，也是电影对小说的互文所产生的结果。

　　电影在视听方面的优势使观众更容易接受，但由于艺术表现手法的限制，电影并不能够对小说进行一一的图解，它无法表现语言文本的艺术魅力。

　　将语言文本和图像进行互文阅读，则能够使小说和电影扬长避短，是对这两种艺术样式审美上的平衡。

　　《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可谓是导演王安全的一部伟大的影视作品，虽然因为时代、文本、演员表演素养、导演价值观倾向等各方面原因，电影《白鹿原》在很多地方都不尽如人意，但它是中国导演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给今后电影改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其价值或不足我们应给出理性的评判和合理性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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