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宁夏野生动物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由明入清, 宁夏野生动物经历了不小的变迁, 总体上种类变动不大, 但是其分布地域日渐缩小、绝对数量有所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明清时期宁夏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 以及随着社会发展演进,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加强, 屯田、修长城、马政、烧荒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以致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宁夏; 野生动物;

　　宁夏深居西北内陆, 地势北低南高, 境内平原、山地、丘陵、沙漠相间分布, 基于地形地貌与降水量的不同, 各地植被类型也有相应差别。尤其明清时期, 大量人口迁入, 对宁夏生态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该地域内, 依存于相应生态环境的野生动物之分布, 彰显其独到的特点, 在明清两朝的历史更替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宁夏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载多见于地方志中, 其中又主要集中在物产、土贡、祥异等部分。据统计, 宁夏撰修地方志始于元代, 其中明代8种, 清代20种, 资料颇丰。通过查阅这些地方志, 可以看到, 当时野生动物在宁夏分布广泛且种类较多, 但是经分析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野生动物分布范围逐渐减小、绝对数量也在减少。

　　学者对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全国, 或是整个历史时期, 或只集中于研究某一种动物, 而对于深居塞北的明清时期宁夏境内野生动物整体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直接研究宁夏野生动物变迁的文章几乎没有, 仅在一些学者研究宁夏自然地理或是某类野生动物时, 零星涉及, 这为研究宁夏野生动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早些时期, 陈家良、文焕然所着《宁夏历史时期的森林及其变迁》, 利用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考察, 对历朝历代宁夏森林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分析。[1]其中关于明清时期宁夏生态状况部分, 对本文探析野生动物自然生存条件变化与其种群规模变动之间的规律具有重要作用。随后薛正昌在《宁夏历代生态环境变迁述论》中, 对明清宁夏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原因进行了大篇幅的叙述, 并且通过当时野生动物的存活状态来反证生态状况。[2]文榕生通过《历史上中国麝的分布变迁》, 对中国麝分布变迁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 其中便对清代宁夏有林麝及马麝的分布有所涉及。[3]而刘志霄、盛和林的《贺兰山马麝的渊源》, 以宁北贺兰山地区马麝的发展历程为线索, 分析其存灭的原因, 尤其明代大修工程、采伐林木, 破坏马麝等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 以及人类毁灭性的捕杀, 都极大地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4]

　　上述研究都没有专门对明清时期宁夏野生动物变迁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分析, 故本文将从不同时段不同种类野生动物生存情况出发, 主要依据相关方志记载的信息, 探析明清时期宁夏地区野生动物的基本状况。

　　一、明清时期宁夏野生动物的基本状况

　　宁夏地处塞上, 然银川平原却居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灌区, 自然环境相对优渥, 且重视河渠水利, 因而土沃物丰。据史书记载, 宁夏“背名山而面洪流, 左河津而右重塞……黄河襟带东南, 贺兰蹲跱西北”[5] (P10) , 在山与河的庇佑之下, 使得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足以供养野生动物的生长栖息。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 明清时期宁夏很多野生动物资源的分布以及数量经历了较大的变迁, 兹梳理如下。

　　(一) 兽类野生动物

　　兽类野生动物的主要生存条件是较高的植被覆盖率, 并且其生存空间稳定, 食物充足, 一般不会主动靠近人类生活区。明宣德年间:“栀子山, 在三山南, 溪涧险恶, 豹虎所居, 人迹罕到。”[6] (P47) 可见, 当时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适宜, 且与人类生活区域不冲突, 良好的自然条件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生长、繁衍存续。在动物栖息之所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野生动物生存压力小, 活动范围宽广。

　　永乐十年“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7] (P50) , 表明当时人类可以直接看到野生动物活动, 两者互不干涉, 同时也可大致推断动物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明代宁夏地方志对当时野生兽类有较详细的记载 (见表1) 。

　　表1 明代宁夏地方志所载兽类野生动物情况

　　(注:艾叶豹, 即雪豹;夜猴儿, 似指猫头鹰, 即民间所说的夜猫子;嫠牛, 即牦牛, 有写作剺牛;犏牛, 为公黄牛和母牦牛交配所生的第一代杂种牛。)

　　据表1可知, 明代兽类野生动物种类丰富。但是历经环境变迁, 通过对比发现, 一些在前代出现的动物在后世便没了文字记载, 或是在某一时段的资料中时隐时现。可以推断这些动物的不稳定存活, 尽管动物种类保持了相对稳定, 但在数量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弘治朝, “国朝……贡土豹”[8] (P22) , 宣德年间“国朝土贡:豹子、黑鼠皮、沙狐皮”[6] (P73) , 宁夏并不是专产此物之地, 此时却将其上供朝廷, 可见十分珍贵, 数量自然不会太多。在此情况下, 依然将其列于上供清单之中, 必定对其数量之稳定性造成二次威胁。嘉靖年间, 固原地区“今夫豺狼所嗥而狐狸游境日骇也”[9] (P108) , 表明在一些地域, 人与动物已经打破曾经互不干扰的局面, 人类的活动使野生动物生活区域遭到挤压。动物在活动中无意识地靠近人类活动区, 一旦动物做出有碍于人类的举动, 那在这场动物和人争夺地盘的斗争中, 败方必然是动物, 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挑战。

　　伴随着环境变迁以及人类活动, 宁夏自然生态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清初, 西北局势稳定, 战事减少, 经过休养生息, 植被获得短暂恢复, 野生动物有较好的生存环境。但人类活动始终是其繁衍栖息的最大威胁。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途经宁夏时“带领兵丁于花马池、定边等地处行围, 每日杀兔数千……朕于花马池地方, 一日杀兔三百一十八只”[10] (P91) ;乾隆年间“倘堕野狐窟, 何以祛毒蠚”[11] (P414) ;光绪时期“熊罴奋勇于阵行, 麋鹿潜行于巢所”[12] (P152)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与动物接触愈加频繁, 由此使得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日渐萎缩。清代宁夏地方志物产篇对野生兽类有详细记载见表2。

　　表2 清代宁夏地方志所载兽类野生动物的情况

　　(注:艾虎, 鼬科、鼬属的小型毛皮动物, 学名称艾鼬。)

　　表2志书记载清乾隆以后各阶段宁夏兽类野生动物有数十种之多, 其中出现次数却有频繁与不频繁之分。像虎、狼、豺等猛兽类野生动物在各时段出现频次高, 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人无法完全压制野兽的繁衍生息, 抑或是这些动物均为古老的物种, 数量基数大, 不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全部灭绝。青羊、黄羊等中小型食草类动物对栖息环境的要求较低, 也由此保持了较高的出现频率。然而青猿、厓貂、鼯鼠等就显得不够幸运, 只在文献中出现过一次, 推测可能是邻境闯入, 因不适应宁夏环境或者遭到人类捕杀而逃离或灭绝。除此之外, 还有一部分动物是间断性出现,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数量少, 种群规模不易控制。所以, 清代兽类野生动物的类型丰富毋庸置疑, 数量难以保证也是事实。

　　(二) 禽类野生动物

　　相比于兽类栖息地需要大面积的森林而言, 禽类野生动物对生存环境的需求较小, 一般只要有湿地、草地或一些森林就能满足。明代宁夏地方志对禽类野生动物的记载较少, 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明代宁夏地方志所载禽类野生动物的情况

　　(注:鸲鸽, 鸟名, 能学人说话, 又称“八哥儿”;半翅, 鸟名, 即沙鸡, 抑或指像沙鸡的一种鸟;火燕, 一种小型鸟类, 学名北红尾鸲;鸱鸮, 亦做鸱枭, 俗称猫头鹰。)

　　根据仅有的文献资料可知, 明代禽类野生动物种类较丰富, 发展相对稳定。但是, 宣德年间, 宁夏府进贡“鹰、鹘雕、天鹅……”[6] (P73) 不排除明代其他时期就没有将禽类野生动物作为贡品上供朝廷, 若真是如此, 势必会对其生存构成一定威胁。

　　在前朝禽类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相对良好的基础上, “光绪二十年冬, 沙鸡过……光绪三十年冬十月, 沙鸡过”[21] (P101) ;光绪“调露元年, 鸣鵽群飞入塞”[20] (P73) , 其时, 禽类野生动物的踪迹不绝于书。清代宁夏地方志对禽类野生动物的记载见表4。

　　表4 清代宁夏地方志所载禽类野生动物的情况

　　(注:马鸡, 一种形体大的鸡;辟鹈, 指鹈鴂, 即子规、杜鹃;凫, 鸭名, 野鸭为凫, 家鸭为鹜;腊嘴, 疑作“蜡嘴”, 广义指数种鸟类的统称, 狭义指梅花雀族鸟类;黄豆, 学名棕头鸦雀, 也叫黄藤鸟;仓庚, 亦作“仓鶊”, 黄莺的别名;禽吉子, 吉子本为家具上的雕刻艺术品, 此处禽吉子疑为一种漂亮的鸟类。)

　　清代文献资料对禽类野生动物的记载众多, 在各个时期宁夏地区动物种类也较多, 正如表4所示, 虽然动物类型丰富, 但除一些常见的动物一直存在以外, 很多相对珍贵的禽类野生动物的出现频次都比较低, 多是隔代出现。因而可推测, 尽管禽类野生动物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小于兽类, 但是在人为因素与自然原因的综合作用之下, 也使得禽类野生动物的在保持种群稳定发展方面遭遇瓶颈。

　　(三) 水产类野生动物

　　明清宁夏地方志所记动物除兽类和禽类以外, 多是鱼类与介类, 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主要是水资源。元代以前, 宁夏水草丰茂, 但是自西夏王朝覆灭以来, 农田荒废, 灌渠时修时废, 水产类野生动物栖息条件堪忧。在明清宁夏地方志中, 只有《嘉靖宁夏新志》记载了“鲤、鲫、鲇、白鱼”等四种水产类野生动物;[5] (P25) 而到了清代时期, 方志所载的水产类动物就较为丰富了。

　　表5 清代宁夏地方志所载水产类野生动物的情况

　　(注:鱛, 学名龙头鱼, 一种鱼类;沙鱼, 即巴沙鱼, 为淡水无鳞鱼类;鳣, 鲟鳇鱼的古称, 也同鳝;绵鱼, 也叫鲶鱼。)

　　现有明清文献史料少有关于水产类野生动物的记载, 但仍可看出其种类稀少。康熙帝征噶尔丹回程经宁夏“每日山间畋猎、河中网鱼而食”[10] (P91) , 以狩猎和捕捞河中野生鱼作为军队的粮食补给, 想必所捕之鱼数量不少。但这一时期正是朝廷整治河套, 宁夏生态相对较好的一个阶段, 鱼类数量多也不足为奇。然而之后生态状况一路下滑, 水产类野生动物不仅种类缺乏多样性, 成活率更是难以保证, 数量自然受到影响。

　　通过分析明清两代宁夏地区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 可大致得知兽类与禽类野生动物种类齐全, 也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数量的稳定。一旦外界环境有所变化, 之前所保有的种种优势都土崩瓦解, 在数量上大部分动物都呈现出不稳定发展趋势。而水产类则基本是种类不多、数量不稳的趋势。

　　二、影响明清时期宁夏地区野生动物分布因素分析

　　根据以上罗列明清两代宁夏野生动物的基本状况, 可以看出, 两朝野生动物种类比较丰富。然而, 因为动物本身的可移动性与难以控制性, 对于野生动物的数量无法做精确的统计, 只能凭借其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规模, 来推测出大致数量。从明到清野生动物数量的变化, 经历了一个不稳定发展阶段。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除动物物种的自然进化之外, 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变动。关于生态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是由于西北内陆相对恶劣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发提升, 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施加的影响不断增加。

　　因此, 研究明清时期宁夏地区野生动物变迁的影响因素, 应该以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为基点, 重点关注和分析人为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 自然因素

　　宁夏深居西北内陆高原, 具有冬寒长、夏暑短、雨雪稀少、风大沙多的气候特点。同时明清时期, 又恰逢中国气候冷暖变化中的所谓小冰期。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 植被覆盖率逐渐下降, 而多数野生动物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就是森林资源, 为了维持其正常生活, 需要的不只是一块刚好能容纳得下它们的森林, 还需要一定的活动范围。但是自然的原因不可逆转, 这也就导致了宁夏野生动物资源的萎缩。

　　据记载:“黄河一曲抱孤城, 九月天寒水欲冰。紫塞风沙时阵阵, 黑山霜雪晓层层”[22] (P394) , “镇日恶风频起, 柳困欲眠眠不得”[6] (P419) , “雍正十一年又十月, 霜花雪绺四十余日”[12] (P179) , “一遇风起, 沙与城齐”[12] (P23) , “……冰雹间亦为灾自冬徂春冰间地裂终日大风扬沙”[19] (P24) , 可见, 宁夏天寒时间长, 多风沙, 自然灾害严重, 这些都不利于植被的生长存活。森林资源减少, 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挑战, 栖息地遭到破坏, 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 食物链损坏, 最终影响野生动物的觅食, 威胁其生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发展和种群规模的稳定。

　　(二) 人为因素

　　据记载, 从西周起, 历史上宁夏的森林资源十分充足,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然而早期良好的森林资源在经过历代的破坏之后没有及时恢复, 使得生态未能良性循环发展。到明代早期, 虽不抵前朝, 宁夏境内还是保存了相当面积的森林资源。但是, 自明代开国, 对木材的采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导致宁夏林区大面积缩减。大体上讲, 人为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屯田。

　　汉代以来, 历朝为获得军队供养和税粮, 不断发展屯田, 明代达到极盛, 而边防屯田更是普遍, 这在西北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朝建立以后, 宁夏屯田几乎从未停歇。为巩固边防, 养有大量驻边军队, 颁行“开中法”, 盐商为获取盐引, 得到食盐的专卖权, 从全国各地运来粮草以供军队之用, 后来盐商为节省运输费用, 就地屯田开种粮食, 于是“国朝自洪武初, 则立军卫屯田, 以省民间轮运之艰”[6] (P221) , 开明代西北屯田之先。

　　明朝初期, 宁夏屯田就已达到相当数量。洪武十二年, 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宁正“令军士屯田, 引河水灌田数万余顷”[7] (P21) ;永乐三年“上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7] (P31) ;成化五年“开灵州黄河东岸屯田七百余顷”[7] (P262) ;嘉靖年间中卫“屯田一千九百一十一顷八十八亩五分六厘”[22] (P220) 、鸣沙州城“屯田五百八十七顷”[22] (P235) 、固原“屯田一千二百三十三顷四十五亩”[9] (P21) ;乾隆年间宁夏县“自雍正十年起至乾隆四十二年, 续次招户开垦, 入额地四百五十三顷二亩四分六七”[13] (P210) ;同治时期灵州“共现垦成熟地九百二十二顷七十亩零七分三厘”[20] (P39) 。可见自明初至清末, 政府都令宁夏各州县大面积屯垦, 屯田数量居于全国前列, 其中侵占的绿地面积也不在少数。

　　此外, 宁夏大部分土地干旱, 水田发展不易, 永乐年间“宁夏旱田再艺, 水田惟一艺, 且种水田费力多而获利少, 乞屯种罢水田, 惟耕旱田”[7] (P31) 。在屯田过程中将水田改造成旱田, 在耕作技艺上虽然更加简洁, 但是就长远来看, 完全不利于保持水土, 从而影响生态可持续发展。

　　2. 修筑长城。

　　明朝建立以后, 西北周边少数民族仍然蠢蠢欲动, 四下侵扰, 威胁边境安全。中央政府对此颇费心力, 为对付北虏不惜以破坏森林资源为代价, “铲山崖里记三千七百余”[9] (P227) , 以此使南下敌人在行进过程中无处躲藏。尤其为防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异动, 中央政府把修筑长城列为重点工程。为便于对长城的修缮和管理, 在长城沿线形成九边军事重镇, 并委派总兵统一管辖。宁夏自古就被称为“关中屏障, 河陇咽喉”, 因而在这九镇中, 就占据宁夏镇和固原镇两大边防重镇, 可见宁夏作为北部边防前线,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明成化十年, 宁夏修筑长城, 自黄河咀到花马池, 长387里, 嘉靖十年弃之不用。改道重修“自横起至花马池止, 长三百六十里”[22] (P19) , “皆大为深沟高垒……堑深广皆二丈, 堤垒高一丈, 广二丈”, 可见新建之城墙高耸, 壕沟深且宽广。对于防敌更加有效, 但是在物资的耗费上也是呈正比增加。在筑墙时, 又有意将草场茂盛之地圈于其内, 使北方游牧民族不得到长城以内放牧, 但是在筑造的过程中未免对植被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清代, 康熙年间就重视宁夏的边防地位, 派兵驻守, 同时遣专门官员监造营房, 房屋建造都需要用到木材, 从而给当时生态带来威胁。

　　3. 马政。

　　在明代, 马匹需求旺盛, 马也是国力的象征。不论是出兵征讨游牧民族, 还是战略防御, 都需要大量的马匹作为支撑。为提高马匹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统一规划的马政就显得尤为重要。时人有言“马政如国政”, 足以说明马政的重要性。地处河套的宁夏拥有适宜马匹生长的自然环境, 自然而然成为明代养马重镇, 官牧和民牧同时开展。洪武二十九年, “置陕西宁夏、甘州二郡牧千户所”[7] (P20) , 专门管理养马事宜, 洪武三十年, 又设行太仆寺进一步细化牧马之事。

　　随着马政的实行, 草场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洪武三十年“以宁、辽诸王各据沿边草场牧放孽畜……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西抵黄河”[7] (P21-22) , 大面积的草场用于牧马。原来动物自由生长的乐园变成了牧马的专属之地, 压缩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尤其宣德以后大量的草场被豪强私占, 或是开垦成粮田, 情势日趋严重, 加剧对植被的破坏, 威胁野生动物生存发展。

　　清代宁夏的马政与明代有较大区别。清前期, 主要是因战争需要而蓄马:康熙五十五年“固原、甘州、宁夏兵各栓养马一千匹”[10] (P99) , 以备不时之需。雍正三年, 大臣上奏:“年羹尧反逆不道, 并留宁夏栓养马匹”[10] (P111) , 来对抗中央。乾隆以后, 全国局势稳定, 战事逐渐减少, 茶马互市消失, 马政也因此衰落下去。牧场虽然取消了, 却更加大面积地开垦土地, 以建设军马场, 持续给生态带来破坏。

　　4. 烧荒。

　　关于烧荒,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解释:“守边将士, 每至秋月草枯, 出塞纵火, 谓之烧荒”[23], 是一种古代御敌方法, 以防止敌人在此放牧;后有开荒前烧掉荒地上野草的释义。

　　明代宁夏烧荒主要目的是震慑蒙古游牧民族, 阻止其放牧, 断其经济来源。弘治年间“每年十月, 副将及都指挥, 分领骑兵三千人, 入山后、河套点火”[22] (P23) , 黄仁宇曾说万历年间“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24] (P119) , 以对付蒙古外敌。从这些例子中依然可以管窥明代烧荒状况, 对环境造成不小的影响。

　　明代烧荒盛行, 清代沿用其法, 较之于明代宁夏烧荒主要目的是御敌, 清代则主要用于农业。御敌方面, 只在康熙时期对付噶尔丹时曾使用过烧荒的策略, 之后基本用于农业生产。

　　5. 捕杀。

　　相较于栖息地和食物链的破坏, 对野生动物最直接的威胁当属人类狩猎。在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古代社会, 人类以自我发展为中心, 忽视除人类自身以外的动物的发展, 并且随意捕杀野生动物。

　　“朔方志云:中卫人性勇悍, 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14] (P25) , 宁夏人“务耕牧, 习射猎”[13] (P107) , 这些都表明狩猎在宁夏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类为获取动物肉、毛皮、药材等, 而不计后果进行捕猎, 使得野生动物资源越发匮乏。

　　总之, 屯田虽然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但是屯田之地很大部分是除掉植被开垦而来, 对生态系统造成干扰, 破坏食物链, 从而直接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发展。长城在防止外敌侵扰,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方面, 具有重大贡献, 但修筑长城的过程中, 大量兵丁来到此地, 住所营造以及日常炊事, 都必然用到木材, 大大加重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减。明清实行马政, 一方面圈占草场, 挤压野生动物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 过度放牧, 造成草场负担过重, 影响野生动物生存。宁夏烧荒, 在明代, 对防御蒙古军队的侵扰以及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发展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清代, 也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便利。但却给生态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同时侵袭到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虽然狩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开发野生动物资源, 以及控制野生动物种群、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作用。但是不加节制地过度捕杀, 使狩猎成为威胁野生动物生存的极具破坏力的手段。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野生动物种类丰富, 但数量不稳。凭借自然环境, 兽类野生动物以充足的森林资源为主要生活资料, 禽类则只需部分森林以及一些平原或湿地便可得以存活, 而水产类基本是依赖于水资源。虽然各类野生动物在栖息环境方面稍有差别, 但主要还是以较为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依托, 在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生存基本无忧。

　　历经环境变迁, 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生活资料获取困难, 导致其生存艰辛。其存活状况的变化, 固然与自然环境变动有关, 但人类活动无疑起主导作用。即使一些野生动物自身繁殖能力弱, 或是难以适应历史气候的变化而难以继续繁衍生息, 但是人类的影响却最为致命, 通过一系列经济生产活动, 直接或间接地破坏野生动物的生栖环境。最终使得野生动物在种类上虽然保持多样性, 但是分布地域缩小, 绝对数量有所减少。

　　不难看出, 野生动物的变动情况与域内植被变化规律呈正相关。一个地区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反映出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明清时期宁夏野生动物的变迁状况, 相应地反映了这段时期当地生态的演变过程。因此在人类开发大自然、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应注意可持续发展与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参考文献

　　[1]陈家良, 文焕然.宁夏历史时期的森林及其变迁[J].宁夏大学学报, 1981, (1) .
　　[2]薛正昌.宁夏历代生态环境变迁述论[J].宁夏社会科学, 2003, (2) .
　　[3]文榕生.历史上中国麝的分布变迁[J].晋中学院学报, 2016, (5) .
　　[4]刘志霄, 盛和林.贺兰山马麝的渊源[J].野生动物, 2002, (2) .
　　[5] 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6] 朱旃 (撰修) , 吴忠礼 (笺证) .宁夏志笺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7] 杨新才, 吴忠礼.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8]胡汝砺 (纂) , 范宗兴 (笺注) .弘治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9]杨经, 刘敏宽.嘉靖万历固原州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10]吴忠礼, 杨新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11] 杨芳灿, 郭楷, 等 (纂修) .灵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12] 范宗兴 (笺证) .盐池旧志笺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3]张金城 (修) , 杨浣雨 (纂) , 陈明猷 (点校) .乾隆宁夏府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14]黄恩锡 (纂修) , 范学灵 (校注) .乾隆中卫县志校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15]朱亨衍 (总纂) , 刘华 (点校) .乾隆盐茶厅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16] 郭楷 (纂修) , 张建华, 苏昀 (校注) .嘉庆灵州志迹[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7] 徐保字, 张梯 (编纂) , 王亚男 (校注) .平罗记略·续增平罗记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
　　[18] 王学伊, 等 (纂修) .固原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19] 陈日新 (撰) .平远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20]佚名 (编撰) , 胡建东 (校注) .光绪宁灵厅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21]杨金庚 (总纂) , 刘华 (点校) .光绪海城县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22]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23]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