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观察与《夏小正》

　　虽然中国在1912年就正式使用了公历（格里历），但是并没有废弃民间所称的“阴历”.阴历，又称农历、夏历、旧历、汉历、老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虽然这种历法完善于汉代，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创始于夏代。也就是说，4000年前的夏代，在天文知识和历法方面，已经是非常进步的了。

　　一、先秦典籍中关于夏代天文知识、历法的记载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夏代文献，除了其真伪有极大争论的《尚书》中的9篇《虞夏书》，大概就没有了。虽然夏代文献早已遗失，但是，在先秦典籍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学者关于夏代天文知识、历法的记载。例如：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左传·昭公十七年》：“故《夏书》曰：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左传·昭公十七年》：“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

　　《国语·周语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  ”

　　《大戴礼记·夏小正第四十七》：“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雁北乡。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记鸿雁之遰也，如不记其乡，何也？

　　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遰者也  ”

　　《小戴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对以上记载的研究，可以知道夏代在天文知识和历法方面对人类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观察和记载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观察和记载。这里的“瞽”是乐官，“啬夫”是掌管钱币的官，“庶人”即百姓。瞽吏击鼓，啬夫庶民惊慌失措，到处奔走是因为什么？

　　根据《尚书·胤征》的记载，夏朝的第四位君王仲康时代，国势刚从前朝太康时代的动乱中恢复过来，朝廷内外很有些“中兴”的气象。这年的金秋季节的一天中午，人们突然发现，原本高悬在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光线在一点点减弱，仿佛有个黑黑的怪物在一点点地把太阳吞吃掉--这就是俗语“天狗吃太阳”!面对突如其来的凶险天象，人们惊恐万状，急忙聚集起来敲盆打锣，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天狗吓走。

　　对这一天象最为恐惧的还是朝廷和君王，因为“天狗吃太阳”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生命。那时，朝廷已经形成一套“救日”仪式。每当发生“天狗吃太阳”的事情时，监视天象的天文官羲和要在第一时间观测到，然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朝廷，随后君王马上率领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祈祷，向上天贡献钱币以把太阳重新召回。可这次，时间过去了好久，大家眼看着太阳一点点消失，无尽的黑夜就要笼罩大地了，文武百官和君王仲康都已聚到宫殿前了，却独不见羲和的身影。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君王仲康顾不得多想，连忙主持开始救护之礼。殿内殿外一片忙乱，宫中乐官急急忙忙敲响救日的鼓声，主管钱币之官匆匆赶往钱库去取钱，其他官员也慌慌张张跑来跑去安排仪式。这时，天色越来越暗，突然，天地一下子陷入黑夜，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太阳被天狗彻底吞吃了。君王仲康率众官跪倒在地，一遍遍地乞求上天宽恕。这一瞬间，人人心中都十分恐惧，心想因为没有及时救护，太阳可能永远不出来了，大夏王朝的末日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人们感到彻底绝望时，太阳的西边缘露出了一点亮光，大地也逐渐明亮起来，日盘露出得越来越多，天狗终于把太阳吐出来了！君王仲康和文武百官这才舒了一口气。“救日”成功，“天狗吃太阳”终于结束。君王仲康此时才发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负重任的天文官羲和居然到现在也没露面。仲康十分恼火，立刻派人去寻找。几个差役赶到清台（当时的天文观测台），好不容易在清台旁守夜的小屋里找到了羲和。这位重任在肩的天文官竟还在呼呼大睡。经询问，才知道羲和昨天喝了一夜的酒，此刻仍然烂醉如泥。差役们不敢耽搁，架起羲和塞进车子，把他送进宫中。到了殿上，跪倒在仲康面前，羲和还是混混沌沌，不知几分人事。仲康问明情况，才知原来是羲和酗酒误事，顿时大怒，立刻下令将羲和推出斩了首。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虽然没有“日食”二字。这则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被称作“书经日食”“仲康日食”.据现代天文方法推算，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先于公元前1063年7月26日于巴比伦南部的日食记录）。[1]

　　这次日食发生在中午，全食带恰好穿过中原地区。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天体运行的科学知识，所以吓得惊慌失措。《尚书·胤征》解释这种现象说，这是“辰弗集于（安于）房”而造成的。“房”是二十八宿之一，亦即东方青龙七宿之第四宿。当时是否已有二十八宿的概念，还不清楚。但是从知道“房”宿的情况看，那时的人们，已经把天体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来进行观察了。

　　关于这次日食观察和记载的可信度，历来有争议。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记载它的《胤征》是不是伪书。例如：何幼琦 《“仲康日食”辨伪》[2]、刘云枫《关于〈公天下〉的另一种声音》[3]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尚书》是真假参半的古籍。最近的研究是，清华大学通过清华竹简证实，宋代以及清代学者所认定的伪作的确是存在的。

　　《尚书》的真伪、聚散，虽然极其复杂曲折，但是，清华简并不能证明《胤征》为伪书。诚如《〈尚书〉传本真伪之争新论》所言：“’清华简‘也只能作为《尚书》历史、真伪等问题的研究参考，还不能简单地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思路，’清华简‘属于”来路不明“.真要这样较真，哪里还有中国远古文化呢？”[4]

　　清华简《尹诰》即《咸有一德》、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内容不同。这仅仅可以证明《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傅说之命》是伪书，或者是另有版本，但这与《胤征》无关。况且虽然清华简与《古文尚书》同名着作的文字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意义关联，故即使是《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

　　《傅说之命》也并非全伪。

　　而且，据杨伯峻先生的研究，同样记载有“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左传》，成于公元前403年至前389年之间，比孔安国的《尚书》传世早200余年，[5]不太可能受到后来流行《尚书》的影响。

　　所以，学术界大多认为《胤征》所记的这次历史事件是真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末，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此项目中正有“《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这个专题。[6]

　　负责的专家有历史学家李学勤、天文学家吴守贤和刘次沅。显然这是把《胤征》视作信史的。

　　三、夏历与流传到今天的《夏小正》

　　从记载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这一事件说明，夏代已经非常注意天体运行的观察了。其原因，一是了解日、月的运行规律，制定尽可能精密的历法以满足农业社会从事农耕的需要；二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天帝支配着人间，经常通过星象上的变化给人间以预兆和警告。因此，各代朝廷都不仅有庞大的司天机构日夜监视天象变化，而且产生了许多部历法。

　　历法之所以产生，是古人为了掌握“农时”,长期观察天文运行的结果。上古时期，根据不同的农业牧业生产情况需要，分别产生过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共产生过102部历法，这些历法对中国文化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夏历、商历、周历、西汉太初历、隋皇极历、唐大衍历等。有的历法虽然没有正式使用过，但对养生、医学、思想学术、天文、数学等有所作用，如西汉末期的三统历和隋朝的皇极历法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使用的历法与纪年均采用阴阳干支三合历。据出土的甲骨文和古代中国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阴阳合一的“农历”作为中国传统历法，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普遍使用了。说这一历法产生于夏代当不是虚言。《论语》明确记载，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首先就是“行夏之时”[7],就是说要使用夏朝的历法。可见，夏历是有很大优越性的。

　　中国古人创造的这种历法不仅有阴历的成分，也有阳历的成分。它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则合为一体，准确巧妙，比纯粹的阴历或西方普遍使用的阳历更加实用方便。几乎全世界的所有华人及朝鲜、韩国和越南以及早期的日本等国家，都使用这种历法来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夏历与殷历、周历、秦历的不同之处，主要就在于以哪个月为正（作为一年之始）。夏历用的自然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与今汉历即农历正月相同），殷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秦历以亥月为正月（农历十月）。这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的缘由。它还有一句“夏数得天”,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其意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因为夏代的历法能和天象适应，方便于农业生产，故而汉武帝时制定《太初历》，吸收了夏代历法的优点。这也是现在的农历仍被称为“夏历”的原因之一。

　　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中，夏代有历法，也产生了“月令”,即产生了哪个月应该作什么事的认识和规定。夏代完整的“月令”我们已不知晓，不过《国语·周语中》曾记有“故《夏令》曰：’九月除草，十月成梁‘”的话，即是说，九月应该修整道路，十月应该建造桥梁。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们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却知道距今三四千年的夏代的人们已在认真总结气象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这种规律来安排生产和生活活动。

　　夏历有二十四节气之说。二十四节气虽然形成于春秋至西汉，但却出现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时期。在二十四节气形成的过程中，早期的一项成果就是《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述天象和物候的着作。它原为《大戴礼记》中的第47篇，唐宋时期散佚，现存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所着《夏小正传》，是由当时所藏两个版本的《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但因原文与解释文字混在一起，《夏小正传》中不全是原来文字。由于原稿散佚与再次成集，对《夏小正》成书的年代问题争论很大，认为它产生于夏代至春秋时期的学者都有。

　　不过，将现存《夏小正传》的某些经文与卜辞、金文和《尚书》等文献相对照，发现它确实有古老的渊源，可以相信它是依据夏代留传下来的历法而编撰的。

　　《夏小正》这篇文献确实反映了夏代的一些物候和天象知识。人类生存繁衍的起码条件是要解决温饱与安全，但在上古时期这些并没有保障，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寒暑、疾病，常常危及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和危害他们的生命。人类为了生存而适应气候、利用气候变化，与大自然求得和谐共存，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其间学会了用火直到自己造火来改善食物、环境和驱逐猛兽；学会了用衣物来御寒、遮羞，防风吹日晒，并发展出了装饰艺术；学会了建立掩蔽所直到修筑宫室以蔽风雨寒暑，并产生了建筑艺术；学会了保养身体以免受风、湿、暑、燥、寒导致疾病，并有了简单的治疗方法。积累起来的天文、气象认知和经验已经很多，大自然中的风霜雪雨，寒来暑往，动物、植物的物候现象，人类自身的生理变化，生存、繁衍、发展所产生的感受，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等--将这些认知系统化起来，就能把握自然气候规律，对气候“节以制度”.夏代文字自然要把这些记载下来，依靠这些认知从事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作为夏代遗书的《夏小正》，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记录，所以才被《大戴礼记》保存下来。《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孔子到杞国得到“夏时”,指的就是《夏小正》。它是华夏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

　　四、《夏小正》与羌人历法

　　众所周知，羌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因为没有文字（相传曾有过文字），他们的历史是以口传为主。令人惊异的是，羌人历法竟然暗合《夏小正》，这也证明他们确实是古老的民族。

　　明末清初，着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羌人“岁时不用官历，知岁时者为端公，如辰年则画十二龙，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它像亦然  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8]

　　羌族着名学者杨光成在《西羌壮歌》中提出：

　　古羌人创造了太阳历，就是十月历，此历就是最初的《夏小正》。他说：“古羌人创造的太阳历，是在创制古羌文字之后对人类文明建设的又一伟大创举。相传，羌族释比（经师）始祖阿爸锡拉根据太阳日照和四季变化，农作物的四时代谢，以及洞壁上光照部位的变化，测定出一年为365天，10个月，每月为36天，余下5天为祭天日和年节。故今羌人仍是十月过羌年。古羌人首创的太阳历成为夏代的《夏小正》的历书。”[9]

　　古羌人之所以首创太阳历，是因为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

　　“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10]

　　古羌人根据日照变化、星座和月相变化周期编订历法，在从事农耕种植中逐渐认识了四时代谢，认识了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悟出了农时周期；又以农时周期与星座、月相、日照长短的关系订出了四季变化与时、日、月、年的记数。总之，古羌人在逐步认识自然时令的规律中不断完善了历法。

　　太阳历的新年是十月初一。在羌人的生活中，每年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十月初一，称为“羌年”.

　　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及习俗，羌族原始宗教巫觋上坛经典《木姐珠与斗安珠》传承了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解释：在很早很早以前，天神的幺女儿木姐珠爱上了人间的羌族小伙子斗安珠。她不顾天条律令，执意下凡和他结婚。一到人间，她就把出嫁时父母赠送的树种、粮种种植在山野田园，把牲畜放入草地。到了秋天，树种很快就长成了森林，粮种带来了五谷丰收，畜禽也生长兴旺，人类繁荣昌盛，大地一片生机。她为了感谢父母恩惠，就在某一天把丰收的果实、粮食、牲畜摆在原野上来祭祀上天，表达心中的感恩情怀；以后又在每一年的这天都要举行相同的仪式，而这天正好是十月初一。[11]之后，羌族人民就把十月初一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及新年的开端。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这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他们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后而进入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所以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的习俗。

　　从严格意义上讲，羌历年“祭天还愿”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