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类儿童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意义

　　摘    要：　“乡土”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教育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当下,在我国,真正蕴含“乡土”概念的优秀儿童文学屈指可数,多数作品还是预设某种叙述前提,缺少自然而真实的乡土情境。“乡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应该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一种表达。合宜的叙述方式应该抓住“乡土”和“乡土”上的主人公的主要特征,并且把它们塑造成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让“乡土”符合这个阶段儿童对自我、生活、动植物、自然世界的理解。

　　关键词：　乡土; 儿童文学; 文学创作; 叙述方式;

　　“我还应该向你说什么好呢?我觉得一切都本其自然。”自古以来,“乡土”都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哪怕我们已经进入了地铁汽车和高楼商厦时代。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乡土”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教育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地域概念的“乡土”是相较于现代都市发展的一个落后地带,这主要是从物质环境和经济指标来衡量的;作为教育概念的“乡土”稍微有了一些怜悯和同情,有了很多城市生活阶层的幻想和情思寄托;作为文化概念的“乡土”是从历史纵向发展角度来看的,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意义,有着独立且封闭姿态。

　　文学上的“乡土”,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倾注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情,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果作家把“乡土”作为题材和创作的动因,其笔下的乡土风景和生活便显得独立自主,自成体系,这时候的故事便有了独立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内涵。如果作家把“乡土”仅仅作为一种地理背景,或者作为一种落后于城市发展和现代社会的书写,“乡土”便显得有些不协调,其真实性和独立性就会隐藏起来。

　　儿童文学层面的“乡土”,因为“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因为偏重文学,随意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的现实限制,或者即使有“采集或修订”,也因为在“儿童的”问题上考虑太少而未能真正让儿童喜爱。经过上百年的时间,如今给儿童的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国外输入和本土原创大大丰富了儿童读物的种类,给儿童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可是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否以儿童乐于阅读的方式,把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很好地传递给他们了呢?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是否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得到合适的张扬呢?
 

　　一、乡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传统文学中对“乡土”的表达都是集中在成人的世界里,传递的是成人的情感和态度。无论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意氛围营造,还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旷寂寥呈现,或者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的生活描写,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土地与人之间那种载歌载舞、欲说还休的味道。

　　古代文学作品把成人的心境如此宏大而微妙地传递出来,对儿童的生活和情感则关注较少。即使有书写,也未能自成体系,而是作为成人文学的一部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小娃”“稚子”“童孙”都是作为一种被描写对象,更是成人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方式,体现的是大人心中所期望的模样。这时的儿童还没有“内外两面生活”的整体,更像是一种偶尔出现的调剂。他们还是“不完全的小人”,对生活和周围的世界都是“未解”状态,需要按照大人世界的逻辑才能更好地成长。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物质环境越来越好,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儿童教育,儿童的世界和权利逐渐被发现和诠释,给儿童的文学也越来越多。人们都在讲儿童拥有什么权利,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现。可是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儿童的真正感受如何,我们说的永远比做的要好得多。大部分情况还是这样的:“孩子的世界里只有课本、皮球和洋娃娃,但他能感受到有种重要而强大的力量,没有他的参与,在他之上,掌管着悲欢离合,决定着奖惩予夺,并有可能把他彻底摧毁。”而大人们之所以要行使自己的“强大的力量”,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多忧虑:“在孩子身上付出的努力、开销和关爱:能否开花结果,真的不会付之东流?”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对给儿童的文学有几个关键词,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乡土意义上的儿童和儿童文学:儿童是拜物的——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儿童成长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长的过程——儿童文学要使儿童喜悦。符合儿童成长和审美的特点,符合自然而然的变化,这是对生长在大地上的儿童的一种基本态度。毫无疑问,优秀的儿童文学都诞生在自然环境里。少了大地、动物、植物和鸟类等自然意象的参与,儿童的文学便不会存在。《秘密花园》是一个洞,《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条河,《鲁宾逊漂流》是一座岛,《夏洛的网》有蜘蛛、猪和老鼠三个小伙伴,《柳林风声》有鼹鼠、蛤蟆和獾,更不用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里对各种鸟兽虫鱼的刻画了。

　　作家塑造的儿童形象,他们应该“是完全的个人,有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的,有自己的现实生活,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比如《草房子》《寻找鱼王》《三只虫草》等作品里面的主人公在乡土环境中的自我成长和实现。《草房子》主人公桑桑的成长故事让读者感受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一方人,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寻找鱼王》通过描写8岁的“我”去寻找鱼王的故事,自然山水中的传奇故事就这样铺展开来。《三只虫草》则叙述了小学生桑吉在神奇的大自然和贪婪的人类社会的夹缝中如何成长的。

　　《草房子》成为一种无法复制的经典,一种对过去的童年和乡土的一种记忆。“草房子”时代的生活已然远去,“草房子”时代的精神面貌集中体现在了主要人物身上。作家通过自己的才华把记忆中的乡土和人物变成了可以让读者“钦佩和同情的典型”。这时候的乡土虽然已经离开了很多读者的生活和视野,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带给读者很多美丽的想象。这或许就是自然乡土的原始力量,它的自然美会在很多时候与读者产生摩擦。

　　《三只虫草》拉入了很多黑暗的现实叙述,因为神奇的自然产物虫草,让腐败变得可见可憎。不过,以儿童的视角去看这个腐败,甚至去对抗这个腐败,也是这个故事很可贵的地方。对于儿童桑吉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凶险和恶意的社会,但是他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学习来实现自我认知和价值,而不是落入成人世界的圈套。

　　《草房子》和《三只虫草》虽然都是表现典型乡土环境里典型人物,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前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水乡的自然清新和人性的纯真上面,自然美和人性美是在一种和谐的基调上进行的,哪怕是小说中苦难描写,作者也把它们当作一种审美,而且在总体审美的氛围中也冲淡了苦难本身,这或许是作者的苦难美学吧:苦难在人们生活中是一种必然姿态,但是它应该有美的形式和风格。后者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是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氛围中呈现出来的,人在金钱面前被异化的现实正在污染和蚕食有着奇特物产的美丽乡土。不过作者给出了一个看似无力的解决方案:主人公勇敢地进入现实社会,去黑暗中寻找光明。

　　虽然都是乡土背景,都是描写乡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主人公,但是相较于《草房子》和《三只虫草》里的乡土叙述,《寻找鱼王》则显得神秘和传奇一些。8岁的主人公为了追求理想而出门冒险,有点不像实际中的生活。对贫困的书写和对自然的钟情并不会让读者与实际生活拉拢几分。相反,这种有意的叙述和安排造成了某种疏离感。作者很想表达自己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担忧:“比如关于大自然的真实感受、肌肤摩擦中才能产生的一些情愫,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我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大不幸。”实际上,无论是从乡野走入城市,或者由城市走入乡野,预设某种叙述前提必然会导致情感的偏移。对城市或乡野的了解应该是在一种自然而真实的情境中进行,而不是假设乡野就是好的,或者城市就是好的,或者反之。

　　二、乡土流淌的是真实而典型的声音

　　如此,创作和现实形成一个无法不面对的悖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确实在给儿童摇旗呐喊,我们也在大力推广和阅读这样的作品,可是现实生活逻辑却让儿童与这些真正的独立的儿童个体隔离,在现实中的儿童还是需要听从大人的安排,按照大人所期望的路线走下去。文学故事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逻辑如此不可理喻地走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听过有哪位儿童读了某个文学故事后有了不一般的见解和批评呢?

　　如果真的是把儿童当作独立的个体,他们的声音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从小学、初中、高中,一年又一年的考试已经让有可能的“独一无二”变得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大同小异。文学故事里主人公那种对自我的确定、对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理解,在现实中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些,恰恰是文学里的精华,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表达和呈现,是最应该被生活中的个体去借鉴、感受和吸收的。

　　文学创作的意义也是如此,创作本身应该就是一种富有创造性和创意性的表达。如果写的是乡土(现实的、传奇的或者历史的),也会让乡土带给人无限的回忆、想象和思考,而不是让乡土成为绝望和苦难的代名词。无论“乡土”怎样变化,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落后的还是现代的,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是儿童的还是大人的,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乡土”本身都应该有一种自然变化和生长的意义在其中。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文学和现实的罅隙时,作为创作的主体也应该更多地思考和想象“乡土”所应该呈现的特征、趣味和意义。

　　那么“乡土”对于创作儿童文学的作家来说,它首先是自然的、真实的,就像四季变化一样,有着自己的生长规律和生命周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如果秉持写“自然生活”的创作理念,作家的任何创意和表达才是“真正的生活”,才不会显得离谱和高调。其次它应该是独立的,它自成体系,自有格局,自己就是一个富足的生态环境,不应该成为附庸和点缀,它和主人公一样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是一种共荣共生的关系:主人公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某一片土地上生活着主人公。作家就是从这片土地上发现了某个令他难忘的人物或者某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于是不吐不快,把人物和事情变成了故事。

　　“乡土”更应该是典型的,油麻地的草房子是典型的,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是典型的,大山深处的小石头房子也是典型的。“乡土”有外部的“真正的生活”,也是内部的“真正的生活”。外部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变化,内部却不会有多少变化。外部的变化会让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的风貌显得与众不同,比如唐诗自有开明自信的唐代为其撑腰,浪漫主义文学因为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风气助阵,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源于工业文明的发展,儿童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儿童的教育和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么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也相应地显得有自己的显着特征。

　　曹文轩说自己的创作受到了土地的恩惠,是“那片土地”给了他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体裁、主题和故事。开门见山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那片土地”已经不单纯是物理意义的土地,而是有了很多时代精神和风气的意义。“那片土地”上的桑桑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村小学生,而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多关于城市和乡土的关系的思考。作为现代都市的一种对比物,毫无疑问,油麻地的湿润环境让读者在想象的世界中做了一回水乡之子,但是我们又如何面对它的消失呢?

　　作家创作无论是有意识地受到时代影响,还是无意识地把时代影响写了出来,都要避免流于说教和平庸。那些“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视角,缺损了儿童的生活”。主题先行或者带着直接教育目的书写就属于“浪费了儿童的视角,缺损了儿童的生活”的例子,我们觉着告诉了儿童大道理,想着儿童应该这样会更好,可是它们是儿童真正的生活的需要吗?

　　退一步说,即使要表达某个大主题,传达某种教育理念,你也可以通过适合儿童需要的故事来表达。其实这涉及创作者对“创意”和“创造”的理解,如果仅仅把汉字写出来,仅仅让人知道有这样一些很科学的语法组合,是没办法传达有趣的、简洁的、深刻的、复杂的、富有韵味的东西的。这样看来,一个好故事的诞生,是多么让人期待啊!

　　至于好故事到底在儿童心中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到底会影响他们什么?到底让儿童明白了什么道理?这些应该不是作家创作时首先要考虑的吧。尽管每个负责任的作家都宣称自己肩负着文学教育的人道主义使命,但是谁又能说自己边写故事边想着让主人公和乡土去承载某个主题思想或某种教育目的呢?

　　“换一句话说,因为儿童生活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种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和想象的修养等。”

　　这样看来,“乡土”本身的特征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是最自然、最真实不过了,也最能勾起儿童对自然的热爱和想象。“乡土”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机械和互联网如何发达,“乡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应该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一种表达。只有在最自然、最真实的乡土环境里塑造主人公,才能让主人公被读者记住。

　　三、如何叙述乡土

　　最自然、最真实的“乡土”叙述有时候不得不遭遇这样的现实窘况:随着城镇化和机械社会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儿童离土地越来越远。城市里出生,城市里成长,天天接触的水泥钢筋大楼,玩的是各种机械制作的玩具和互联网游戏,还有地铁、汽车、电影院、购物商场等准备好的出行和玩乐设备。这种典型环境中,儿童对“乡土”的认知和体验的时间和机会将会少很多,且大人们将他们“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儿童生活没有乡土的需要呢?答案是否定的。作家恰恰要有更多的、精致的构思和提炼。

　　既然“乡土”有真实性、独立性和典型性的特征,那么在创作有“乡土”参与,尤其是“乡土”还有这主要特征和影响力的故事时,作家就不得不考虑叙述的分寸。“乡土”到底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它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是否过多或者过少?它本身所拥有的主要特征是否被误用或者滥用?它与主人公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主人公?因此,作家在心中有一种衡量,有意或者无意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才华和性格特点把这些问题处理好。

　　就生活在乡土上的主人公来说,他们(它们)应该有符合某个阶段儿童心智特点的叙述和描写,不刻意低幼处理也不故作高深,因为“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和说话,这事不但没有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

　　给儿童的文学也许是冒险而野蛮的,也许是奇幻而想象的,也许是荒唐而乖谬的;艺术形式上也多种多样,可以是歌谣寓言、绘本故事,也可以是童话传奇、现实小说,只要符合这个阶段儿童对自我、生活、动植物、自然世界的理解就是合宜的。“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个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地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对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倘若不问儿童的生活的转变如何,只是始终同他讲猫狗说话的事,那时这些荒唐乖谬的弊害才真要出来了。”

　　绝对正确地模仿“乡土”上的一切,就像照相机一般记录故事,这是一种叙述模式。不过,这样的创作充其量是一种材料的堆积,是在机械化地复制,不是在创作作品。偶尔一张照片或许不会引人反感,但是数量众多的绝对正确模仿,必然引起反感甚至憎恶。

　　还有一种极端是绝对空想。作家不去观察、体验和提炼生活,不去实实在在的土地上走走,不去想自己笔下主人公的主要特征该如何呈现,不把树立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当作自己的写作目标,只是想当然地构思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这样的创作情况就像很多时代出现的矫情和浮夸文风,标语式的呼喊,或浓腻或机械的语言,唯规则而规则。我们从中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影子,也找不到作家的个性,只有千篇一律的词汇堆积。

　　合宜的叙述方式应该抓住“乡土”和“乡土”上的主人公的主要特征,并且把它们塑造成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家虽然受到自己生活着的“乡土”的影响,但是他不会被束缚住,而是要站出来去观察,去寻找“乡土”上的各种内在关系和主要特征,并且把找到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或突出,或夸张,或幽默。无论怎么书写,作家都不能离开“乡土”的影响。有些影响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影响是现实无法显现和承担的,这就需要作家去用艺术的方式呈现,从而弥补现实的缺陷。

　　这样看来,作为儿童文学的《三只虫草》的出现便显得很有必要了。一个时代有哪些风气,人们在这种风气里面到底如何生存,会有什么样的姿态,这些都可以在一部作品中得到集中而有效的体现。现实中无法回避和解决的问题,作品一定会给出方向——一条或者几条更自然、更健康的路线。作品无论刻画儿童还是成人,无论是写乡下还是城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们从这部作品里获得了什么样的感受和启发。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更多地去离开乡土,离开现在,去寻找更多的不确定的东西。这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动力,还是一种期望。就像《三只虫草》里的桑吉,他从这个虫草的世界里走出来,进入学校求学,他就已经选择了离开乡土。接着他因为虫草而回到乡土,感受到了乡土上那种不自然、不真实的生活。最后他又选择回到了学校,回到现实社会,继续学习。无论他将来如何,他的选择表明,在虫草事件之后,他已经有了很多对未来的打算。

　　参考文献

　　[1]刘军.周作人儿童文学论探源——以绍兴时期日本儿童文学的接受为中心[J].鲁迅研究月刊,2009(12):61-73.
　　[2]史成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早期路向[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3]王晓.儿童文学,要不要“蹲下来写作”[J].山东文学,2012(12):71-73.
　　[4]胡金平.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引发的论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50-57.
　　[5]宋其蕤.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J].学术研究,1992(06):112-116.
　　[6]许军娥.对美的厚实追求——《草房子》[J].理论月刊,2008(10):149-152.
　　[7]赵静.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20世纪初期的历史透视[J].教育科学,2003(02):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