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吉林儿童文学感知吉林地域文化

　　当代吉林儿童文学作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和流脉，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儿童文学所具有的童心、童性、童情、童趣等共性外，在内质上还具有 “地方叙事”的特征。 “地方”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度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还是多向度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复合概念，现实物理空间、地域文化空间和文学想象空间、文学隐喻空间相互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度、多层面和多意义的空间集合体。也就是说，当代吉林儿童文学所叙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 “吉林”这个地理空间，而这是一个容纳了自然地理、社会政治、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文化人类学因素的地域文化空间，“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①。“地方叙事”是指在当代吉林儿童文学的叙事表层中隐含了吉林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历史积淀，展现了吉林的地理自然风貌、社会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习得习性，构建了吉林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塑造了吉林人的群体行为方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意识、话语方式和表达机制。在此意义上，当代吉林儿童文学成为我们感知和体验吉林地域文化的一个入口和关节点。

　　一、“地方生活”的漫游

　　我们这里所说的 “地方生活”是指以吉林地域文化为文化根基，孕育于吉林地域文化内部并从其中衍生出来，始终保持着吉林地域文化的原生样态和本性的 “生活”，它本能地拒绝和排斥现代理性和文明对其进行重塑，在时间上始终保持着自己时间链条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在空间上则呈现出超强的地域封闭性和稳定性。如果以 “地方生活”作为一个视角来重新体验、感知和阐释当代吉林儿童文学，可以说当代吉林儿童文学是奠基于地方知识之上的，它是 “叙事形态的地方知识、地方生活”②。因此，“地方生活”就成为我们考察当代吉林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视阈，从当代吉林儿童文学的地方生活叙事中我们可以探寻到吉林民族、历史文化的演化、变迁，吉林社会的宗教信仰、表现形态和文化功能，吉林人的日常生活形态、方式，吉林民间的风俗习性，吉林的自然地理风貌等 “地方生活”和 “地方知识”。

　　吉林不可复制的自然地理环境、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历史积淀、特定的社会文化精神塑造了吉林儿童文学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学品格。在当代吉林儿童文学的叙事铺展和叙述话语的指向中，我们能够从广袤的黑土地、无垠的大森林、质朴粗放的生活样态中感受到吉林 “地方生活”的气息和脉搏， “在吉林儿童文学作品叙事话语的背后经常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气息，这种气息弥散和蕴藉在作品的每个细节之中，蕴涵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和内涵，这种文化气息使我们在精神上与吉林地域文化相碰撞和对话，使我们真正寻找到了吉林儿童文学的文化之根和吉林地域文化对吉林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③。由于吉林儿童文学作家对吉林地域环境、民族历史变迁、民间文化趋向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关注，并将其转化为一种 “地方叙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由形而上的文学隐喻者转换为现实的 “地方生活”的漫游者，并将这种漫游不断地延伸和拓展。

　　这种 “地方生活”漫游所带来的文本效果似乎是叙事者在文学想象中带领读者对吉林地域文化进行的一次实地田野考察，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上对吉林“地方生活”进行拓展叙述。如张少武的 《摸鱼》、《捉“怪”记》，胡昭的 《瘸狼》、 《大森林的主人》、 《毛驴参》，崔贵新的 《深谷里亮起了火把》，孟左恭的 《草原的儿子》，郭大森的 《辽河甩弯儿》等儿童文学作品，从中我们既能探寻到吉林民族生活的历史遗迹和样态，又能体察到吉林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民风民俗，同时还能感知到吉林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
　　
　　二、“地方身份”的建构

　　当代吉林儿童文学作家在叙事文本中对于吉林 “地方生活”的讲述一方面客观地呈现了吉林地域文化的原生形态和样态，另一方面在对 “地方生活”讲述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暗含着作家的 “感觉世界”和 “自我认知的框架”。① 作家的这种 “感觉世界”和 “自我认知的框架”主要是指吉林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吉林地域文化内部的直接感知者、持有者和传承者，总是先验性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审视和体悟吉林地域文化，并在对吉林地域文化不断的叙述中逐渐生成一种无可替代的 “地方感”，这种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家的叙事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作家之所以会在文本中选择讲述吉林民间神话和传说，往往并不是作家的知识积累、知识类型和知识经验在起支配性的作用，而是地方感在起作用，并在地方感中潜隐着作家对 “地方身份”的确认。也就是说，吉林儿童文学作家对吉林 “地方生活”的讲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吉林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寻找自己与吉林历史、社会、民族、种群文化之间的内在文化关联，并确认由此而生成的文化身份。以吉林儿童文学作家张少武为例。张少武的满族民族身份、始终生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其一直处于吉林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中。因此，他能够对吉林地域文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更为直接、深刻的体悟，“吉林这片土地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对吉林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感知和思考，在别人能看见一处细节的地方，我能找出多处细节; 在别人能感到一种情感的地方，我能发现多种情感; 在一个文化符号上我能体会到多重含义”②。因此，在张少武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总能感知到作家始终在吉林地域文化内部进行叙事，并时刻保持着向吉林地域文化本质接近的欲望，并不断为我们呈现出吉林地域文化的知识细节和整体面相。

　　三、“地方叙事”的契合

　　吉林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于当代吉林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之上，与土地有关或者由土地引起”③。吉林地域文化存在状态总是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吉林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作家的文学精神根源、思维方式、审美机制和叙述模式无不受到吉林地域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并逐渐建构起独特的具有特定价值伦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经常 “以隐性而非显性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④。因此，当代吉林儿童文学中就始终存在两种相互缠绕的叙事: 一种是普范意义上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共同审美特质的“儿童本位”叙事，一种是吉林地域文化在儿童文学中弥散所带来的相异于一般儿童文学的 “地方叙事”，二者在文本中以显性和隐形的方式存在。但两种叙事在文本中并不相互冲突和割裂，而是相互支撑和融合。一切 “地方叙事”都是从儿童文学视阈去观察、体验和阐释，并将其融合在讲述儿童事件的具体文本情境中，从具体儿童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代语境、情节关联和文本关系中进行“地方叙事”。“吉林地域文化在我的小说中并不是什么艰涩难懂的文化，也不是要指向什么终极理论问题，而是要拓展、描述和解读儿童世界的文化独特性，我的任务是把吉林地域文化客观地描写出来放置在文本中，提供一个理解的文化空间和平台。”⑤ 例如，在郭大森的儿童小说《辽河甩弯儿》中，大量的东北方言充斥在文本细节中，但小说并非是以语言学的逻辑去结构小说，而是深入吉林地域文化的具体情景中去讲述故事，以吉林地域文化的文化逻辑来阐释吉林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特征，“强化了作品所叙述故事的时代性和地域特色。在富有传奇性的现实生活描写的基础上，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艺术色彩，构成了吉林儿童文学别样的情趣”⑥。

　　当代吉林儿童文学的 “地方叙事”说明， “地方叙事”作为儿童文学写作的一种方式和路向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向。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们感知到地域文化完全可以在儿童文学中延续和承传。同时，儿童文学也可以通过“地方叙事”来拓展自己的文化空间，彰显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并取得与其他地域儿童文学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