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左翼儿童文学特征和时代价值

　　中国左翼文学作为 1930 年代文学主流思潮，在我国社会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学体系的建构中具有主体地位和关键性作用。中国左翼文学在学界研究定义多为 1927 年至 1937 年，以左联建立和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为重要代表。在左翼文学思潮和文学实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随着时代的洪流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小我”到“大我”的历史跨越，文学开始成为国家命运、民族解放和人民情感的意识表达。中国左翼儿童文学是左翼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左翼文学的发展而逐渐受到重视，并随着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融入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历史潮流，它既是左翼文学思想在儿童文学上的具体实践，同时，作为“为儿童书写”的特殊文学形态在左翼文学整体中又展示出独具一格的特征，即儿童表达、意识形态和审美建构的多重矛盾构成体，左翼儿童文学也在政治指导和自我发展中完成了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建构和时代新人的培养与教育工作，成为推动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世界儿童文学整体发展的鲜明的特征和时代价值。

　　一、儿童战士与现实叙事

　　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中国儿童在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成长，从童年就被赋予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重担。特别是在 1930 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现实环境陷入到无边黑暗当中。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文学蓬勃兴起。左翼文学崇尚革命和激情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被积极地传递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上。左翼儿童文学作家强调翻译和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观点，指导现实的文学斗争和儿童解放。正如蒋风和韩进所总结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中国现代儿童理论建设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初期以人类学( 进化论) 、儿童学为基础的，强调“儿童本位”的西方模式转向以社会学( 阶级论) 、教育学为基础，重视教育功能的苏联模式。作家结合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和自身童年的悲惨经历开始重视儿童、关注儿童的命运，用儿童的视角和儿童能够欣赏和接受的语言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状况，从“自然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人”，使少年一代成为“人的战士”，进而为国家和社会革命与解放服务。

　　左翼儿童文学在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本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实现了现实性转变。从儿童文学的译介上看，“五四”时期强调对儿童和童心的赞扬，崇尚游戏精神，译介主要以欧美儿童文学为代表。1925 年 9 月《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推介语说“安徒生是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了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

　　①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和周作人翻译的《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乡鼠与成鼠》都是崇尚儿童本位的代表。进入到左翼文学时期，“五四”时期建构的“童年的梦”被黑暗的现实击得粉碎，中国儿童文学译介走上了重视教育功能的、推崇现实主义的道路。鲁迅开始注重把儿童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翻译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用来启迪儿童心智，关注社会现实。同时，鲁迅还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儿童年”主张，认为这是对未来一代的戕害。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盖尔达的《第四座避弹室》、伊文的《五年计划的故事》、顾均正翻译的《托尔斯泰童话集》等具有现实性的苏联儿童文学被译介和出版。此外，左翼儿童文学译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和文学翻译家从事的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和革命理论的译介工作，如茅盾译介《儿童文学在苏联》、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介绍苏联儿童文学的《略谈儿童文学》等力主向苏联学习，强调教育作用的重要性。左翼儿童文学的译介丰富了儿童文学读物，使新生一代能够通过文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状况，推动“自然儿童”向“儿童战士”的成长，同时这些译介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左翼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对左翼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左翼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本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教育的现代性开拓。在积极学习苏联儿童教育理论和革命思想后，左翼儿童文学作家创办儿童刊物进行了大量创作实践。他们用儿童的方式走入现实，在儿童文学作用中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状况特别是底层社会儿童的悲惨处境，用现实叙事的方式让儿童成长成熟，成为“儿童战士”和“人的战士”，加入到民族救亡和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如叶圣陶《寒假的一天》中饱受苦难的表哥阿良作为新一代儿童的代表积极参加爱国主义宣传和演讲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并教育公明华和他弟弟一起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斗争当中，成为“儿童战士”，小说中用儿童战士领导民众斗争胜利的方式表达了对“儿童战士”给予的期许和厚望，也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痛斥。柔石更是直接用《血沸腾》这样强烈的呼喊为边区 16 岁少年先锋队长献诗: “血在沸，心在烧，在这白色恐怖的夜里，他死了”，但是“我们有锄，我们有斧，我们有热血，我们有赤心”，②这样义愤填膺的怒吼既是对死者的哀恸，也表现出作者希望儿童快快成长，用“赤心”响应党的号召，加入时代革命的斗争，为革命和解放贡献力量。这种采用现实叙事的方式描述底层儿童从苦难生活中成长并成为“儿童战士”和“少年英雄”的写作方式在左翼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有绝大部分，成为左翼儿童文学教育儿童走进现实、投身革命的重要引导者，凸显出重要的民族意识和时代价值。

　　二、阶级意识与革命人格

　　左翼文学理论基础是以苏联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核心，既包含对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崇拜，同时也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有利于联合阶级、统一思想、团结力量，进而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左翼文学倡导的阶级意识和“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的构成，并批评这社会思潮与作品倾向真实否”③的文艺批评思想在传播和推广中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儿童文学当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解放区使儿童文学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具有了比左翼作家联盟更加鲜明的阶级性和斗争性。“阶级性”放大化使儿童文学创作从“童心童梦”向“阶级英雄梦”的方向转变，社会性取代自然性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属性得到贯彻。

　　在浓厚的时代精神和阶级意识的指引下，中国左翼儿童文学在自身发展和创作实践上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呐喊对儿童进行教育和人格培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指导下结合现实状况和儿童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视角运用文学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实现“在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天真再现出来”。由于 1930 年代现实政治环境的差异，国统区儿童文学作家和解放区作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对寄予厚望的儿童新人进行革命人格培养。国统区受政治势力束缚，多采用“悲惨———觉醒”的温和教育模式，如王统照于 1935 年 5 月创作的《小红灯笼的梦》写十三四岁的儿童阿宝因为家境贫苦到上海当学徒，受到粉脸太太、她的儿子和黄毛狗的扑击导致受伤，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受到巡捕的追击，逼他走上了绝路。小说介绍阿宝成长的悲惨经历和上海与他小时候生活的乡村作对比，用小红灯笼唤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美好的希望在现实面前是微弱的，因为连富人的狗都能在穷孩子身上作威作福，作者以此呼唤儿童的觉醒和斗争意识。此外，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张天翼的《秃秃大王》、孙石灵的《小立子的悲哀》、凌叔华的《小哥俩》、巴金的《长生塔》等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儿童悲惨遭遇和黑暗现实的描写帮助儿童认识现实，促进儿童在现实中成长。而解放区儿童文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革命加抗战”的鼓动教育模式，鼓励新人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给予有力还击，号召无产阶级儿童团结起来，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力量。“革命加抗战”儿童教育模式多是采用篇幅短小、富有激情、易于被儿童理解接受的文学体裁如诗歌、散文、儿歌等。《少年先锋队歌》: “走上前去啊! 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儿歌《上前线去》: “我们的少年先锋队，英勇的武装上前线。

　　把我们的鲜红旗帜插遍全中国，完成革命的胜利。”④冯宪章的《劳动童子的呼声》: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年轻，还不应该过问一切国政; 可知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我们有创造历史的使命……我们年龄虽轻而责任却不轻，我们要挽救一切被压迫的人民! ”⑤这些作品以儿童的口吻和视角，写出了他们积极关注国家和社会现实，忠诚于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斗争当中，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和现实鼓动性。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 “‘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⑥显示出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范围和现实效果不断扩大，儿童的革命人格初见雏形，已经成为推动儿童成长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

　　三、教育美感与艺术建构

　　左翼儿童文学充满了浓厚的阶级色彩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建构，特别强调文学对儿童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性培养，从左翼儿童文学发展的现实情况看，左翼作家特别是左翼文学前期的作家在社会建构需求下的教育功能和儿童文学主体艺术建构之间实现了一种默契的平衡。

　　这一方面在于左翼文学的主要作家大都是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其自身受到儿童本体论和欧美崇尚童真童趣的儿童文学观影响较深，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运用儿童视角、儿童趣味进行创作; 另一方面是左翼儿童文学前期，苏联儿童文学译介相对滞后，儿童文学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并不系统，加上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力还相对薄弱，缺乏稳定的儿童文学阶级土壤，革命文学还未形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独特的背景下，左翼儿童文学呈现出融合教育意识与艺术美感的独特特点，使左翼儿童文学具备了文学与社会双重属性和现实意义。

　　张天翼的童话是教育与艺术结合的经典范例，也是左翼儿童文学具有开拓性和进取精神的重要代表。从艺术建构方面看，张天翼的童话“要让孩子们爱看，看的进，能够领会”，⑦其代表作品《大林和小林》用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口气、儿童的节奏和儿童的心理曲折地讲述儿童现实生活中的童趣，他让大林和小林两个孩子走上两条不同的冒险和生活道路，用他们的经历和遭遇展开故事。“大林和小林还哭着。哭呀哭的，太阳睡了一觉醒来了，又从东边笑眯眯的爬出来。”小林揩揩眼泪说: “你还哭不哭? 我不想哭了。”( 大林) “好，我也懒得哭，走吧。”

　　⑧表现出儿童的幽默天性和事过就忘的顽童性格。又如小林问:“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四四格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有回声……”这里把儿童天真的想象和调皮的个性表露无遗。张天翼童话中的童趣拉近了儿童与文学之间的距离，更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能力。从儿童教育方面看，张天翼在童话《大林和小林》中设置两个阶级对立的儿童形象，小林生存困窘、饱受压迫丧失自由，而大林却是衣食无忧、富贵显赫甚至想哭想笑都不用自己费力气，作者正是用孩子能理解的价值标准通过正反两方面作对比，表现出小林辛勤劳动的精神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敢于反抗的坚强性格; 而通过大林的浮华堕落的生活讽刺和揭露占据社会权利和财富的人对弱者的摧残和伤害，这点在《秃秃大王》建构中更为明显。正如他自我评价时说: “当时写童话也罢，写小说也罢，就是想使少年儿童读者认识和了解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激发他们反抗、斗争的精神，使他们感到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多么的可耻和无聊。”

　　⑨者正是用儿童的方式让儿童在阅读中进行阶级差异的价值认定，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明确的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张天翼的童话在结尾都让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儿童通过抗争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态度和革命期望，也体现了左翼儿童文学作家在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中承担起自身所肩负的时代责任和斗争精神，具有儿童审美启蒙和社会启蒙的双重意义。

　　四、“教科书”与“螺丝钉”式发展

　　在中国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把中国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左翼儿童文学在左联和共产党及文艺团体的领导下开始带领儿童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鼓舞儿童成为“儿童战士”参与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中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左翼儿童文学在建构中突出强调“二分式”和“善恶论”。正如 1932 年左联秘书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 “适合当前斗争需要，创作的中心口号应当是‘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表现革命的战斗英雄’，‘文艺的大众化’”。在这样的指导下构建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形成了“儿童———教育———革命英雄”的简单模式，加上后来的左翼儿童文学急于通过社会宣传进行思想启蒙，“教科书”式的写作模式和简单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深入分析和挖掘儿童的心理和童趣，这对左翼儿童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伤害。

　　此外，随着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蓬勃兴起，左翼儿童文学开始被真正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当中，“文学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械是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推动的”。

　　⑩左翼儿童文学成为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要力量。“螺丝钉”式的政治服务方式，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儿童文学自身的创作活力和思想深度。“教科书”与“螺丝钉”式的发展模式成为左翼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征和矛盾所在。

　　中国左翼儿童文学作为“五四”儿童文学和1940 年代解放区儿童文学的过渡阶段，它既包含了儿童文学在历史使命的召唤下投身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走教育儿童、鼓舞儿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道路，同时也因为自身“儿童本体论”“童心建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出贴近儿童欣赏水平和儿童趣味的“儿童中心观”。左翼儿童文学在文学与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多重复杂意义及左翼文学“自豪与无奈”、“力量与局限”的时代特征仍需要我们在当今的儿童文学研究中进行重点关注和着力审视，只有以史为鉴，才能促进当代儿童文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