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

　　近代以降，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在对中国社会强烈的劣败感受中， 一些思想先觉者开始探求走出当前困境的未来之路。 关于“中国”的想象与思考随之产生。 中国到底怎么了？ 中国何去何从？

　　未来中国将是什么样子？ 如何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应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清醒的国家意识，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和思维背景。 民族国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 构筑了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 是我们考察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维度。

　　一、中国想象与“五四”儿童文学的研究理路

　　作为中国新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以其独特的观照对象和表达方式， 自觉地加入到这场“国家叙述”的话语形构之中，与成人文学一道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 尽管儿童文学着力于对于儿童本体的关注，但儿童本体与其置身的历史语境难以析离，儿童教育者、 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地将儿童的觉醒和中国形象的建构融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赋予了“五四”儿童文学全新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范式。 围绕着儿童文学与“中国语境”、“中国国情”、“中国形象”等关联问题，国内外学者较为全面和深刻地研究了“五四”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取得了一些成果。 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儿童“人”的主体性特质，发掘“五四”儿童文学参与中国现代进程的文学史意义。 早在1988 年 ，曹 文轩就力倡 “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 他认为，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主题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上， 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 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1](25)。 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学术界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此之前，儿童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的自然性研究，而对儿童社会性的关注却较为有限，也正因为如此， 儿童文学容易被拉出成人文学的阵营，成为具有较大自足性的文学空间。 事实上，儿童不可能是“去社会化”的个体，儿童文学也无法规避中国语境下的社会问题。 两年后，汤锐在《比较儿童文学初探》一书中，特别强调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中“人的主题”。 在她看来，“人的主题”是一个充满忧患情绪、强调社会责任感、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 “树人” 观念的延伸和变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这一旗帜下，“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2](90)。 此外，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杜传坤认为，“儿童文学的产生不是先有儿童， 才有为了儿童的写作，而儿童文学本身就是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换言之，儿童文学对自己参与儿童身份的制造这点尚不自知。 我们的儿童文学史的书写恰恰忽略了它对其‘起源’的考察。为此，重写儿童文学史势在必行”。 他列举了大量的例证，阐述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实在不同时期竭力 “建构”不同的儿童形象，“从‘小国民’到‘小野蛮’再到‘小英雄’、‘小主人’的角色置换，这些关于‘国家本位’、‘儿童本位’、‘社会本位’、‘革命本位’儿童文学的话语转换， 不仅体现着儿童文学与其所处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变迁， 儿童文学也事实地参与了对儿童的建构……”[3](338)在这里，杜传坤用“儿童形象”的变迁来隐喻“中国形象”的演进，以此窥探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 这就将儿童文学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相关，陈桃兰也指出，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交错更替、互为补充的研究方向：

　　重群体的儿童教育观与重个体的儿童本位观。 重群体的儿童教育观着重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入手，以时代、 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为理论基点来生发自己的儿童观。“这种理论尺度将儿童看成是一个处于成人中心话语边缘的特定群体， 以成人的价值尺度对儿童进行规范划一的集体教育， 从而实现儿童之于民族、之于社会的价值与意义”[4](95-99)。 这种研究将成人对儿童的教化影响理解为儿童文学拓展其社会意义的路径，有效地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整合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大潮之中， 儿童文学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儿童文学创作虽然强调的是‘初始’问题(‘儿童’至于整个人生的‘初始’性)，但显示的却是‘终极’意义(整个民族性格的‘终极’生成)”[5](365-366)。

　　第二，立足“五四”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透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在这方面，班马较早注意到儿童文学的“未来实践”品格，他主张儿童文学要从“儿童状态”时间上的自我封闭和“学校生活”空间上的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出来。 对于儿童文学这种全新的审美追求，班马认为扩容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不再把局限于儿童状态作为美学目标，而把追求儿童的未来表现作为自己的美学价值……从而走向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所共同感兴趣的广阔社会生活面”[6](25-26)。 王泉根的《“五四”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认为，在“五四”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语境中，一旦儿童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主体， 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文学便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与重视， 从社会史方面说， 儿童文学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标尺[7](45-50)。 此种观点意味着“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双重自觉，藉此，儿童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书写对象和言说主体， 儿童本体的价值诉求也就应运而生。郑素华认为，儿童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并没有跟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得到肯定和张扬， 无视儿童的独立性是占据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漫长历史主流的儿童观念[8](75-82)。 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儿童视角的赋予基于儿童自我意识的产生，而儿童形象的现代品格则折射了一种不同于旧时代的现代讯息，儿童想象就此开启了转型的路向。 当然，这种转型品格的背后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隐忧。 谈风霞的研究正是从此入手的，在《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一文中，她论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获得了现代品格，但是仍然经受着四重审美困扰：“未来之民”的儿童观底蕴深厚，暗含教化思想的文学观的变相延续，童心主义所致的玄美，单纯强调儿童的“现在”性导致的矫枉过正等[9](33-40)。

　　站在文学审美性的角度审思“五四”儿童文学，我们发现确实存在着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导致艺术失范的诸多问题。“发生期”的儿童文学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掘其参与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可能性机制， 确是情势所逼。 由于无力调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所带来的审美困境， 应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辨析和考究。 实际上，这些困境在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中都不同程度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第三，以中西文化的互渗为背景，探析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及话语实践。 “五四”儿童文学孕育于晚清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的文学变革， 定型于“五四”文学革命，以个性觉醒与民族解放作为基本主旨， 以白话文作为底色的现代汉语为基本文学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形态，其现代发生过程与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 朱自强撰文认为，“五四” 儿童文学是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觉接受的话语资源。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西方影响时， 西方儿童文学精神更容易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机体， 而在感性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时， 则由于中国自身文学传统和特殊的时代生活的深刻影响， 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10](41-48)。 这种眼光无疑是独特的，“五四”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两个互为他者的因素的制导，1族性并没有被遮蔽， 而是内化为一种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结构，对外国资源进行了重新的认定、选择及化用，并逐渐形成了标示中国的儿童文学传统。对于这个问题，方卫平注意到，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都是极富张力和理论生长性的课题， 民族性问题更侧重传统的维度， 现代性问题则更多指向现实的层面；另一方面，民族性也包含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变迁与转换的问题， 而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则可能具有不同的历史具体性和不同的文化背景[11](11-16)。 “五四”儿童文学处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冲突之中，必然受到两种力量的牵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种力量不平衡， 因而呈现出话语殊异的文学生态与话语结构。 针对以往研究多关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被迫性现象，刘晓东撰文指出，对中国儿童文学内在发生机制的考究也应予以重视。 他据此强调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中国语境， 只有在中国的土壤上才能诞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因此，重建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经之途[12](75-80)。 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向内转”的问题，内外两种因素通过彼此力量的作用而发生效应。

　　二、思想的误区与“五四”儿童文学本体的深化

　　上述研究立足“五四”中国的文化语境，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话语框架中梳理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与价值认定， 这对于深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的认知无疑是有裨益的， 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探究。本人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其一，意识到了儿童独立人格的精神意义，但在注重发掘儿童自然本性的同时， 对儿童文学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社会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长期以来， 困扰儿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难题是： 如何界定、区别和融合儿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由此滋生的难题关涉到儿童文学的定义、思维形态、想象方式、价值体系等范畴，需要认真予以廓清和重新认定。就“五四”儿童文学而论，诸多学者认为，“儿童本位”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五四”时期所遵循的“儿童本位”切近了儿童文学的本质。 儿童主体性的确立，首先需要从成人所建构的话语世界和价值系统中析离出来，彰明儿童特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因而与成人附带的社会历史话语势必应该弱化。 贺宜较早意识到儿童成人化隐含了儿童主体缺失的本质，在他看来儿童成人化是 “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疑难杂症”、“既不利于儿童文学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儿童的教育”，因之，儿童文学必须摒弃成人化，紧紧拥抱儿童化， 儿童化乃是 “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13](462-463)。 此后，王泉根系统探究了“儿童化”与“成人化”的区别，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成人化出现在儿童文学的哪一个层次才合适， 才能契合小读者的接受机能与审美需求。新世纪以来，他对身边的“儿童成人化”的普遍现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儿童应该享有“不知情权”的概念：“在他们不该知道、不想知道、没有兴趣与能力知道的年龄，有权拒绝成年人文化对儿童世界的骚扰”[14](43-47)。 对于王泉根的这一说法，刘绪源撰文予以批评，他认为在可操作性上，这是不现实的。儿童怎么可能在遭遇一件事物之前，就先行判断它是不是自己“不该知道……没有兴趣与能力知道”的呢？拥有更多人生经验的成人又怎么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呢？说到底，无非又是成人假借儿童名义，决定他们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 他现身说法地指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过太多被思想僵化的成人愚弄的经验， 我不希望下一代再回到那样的年代去。从逻辑上理解，上述说法依然行不通。在他看来，权利总是一种主体需求得以实现的保障，儿童总是好奇的，想知道得多一些的。 对于儿童是否真有那种“被隐瞒”或“被遮蔽”的欲望。 他是极其怀疑的[15](5)。 以上的争论在学界是一个显见的现象，究其因在于对儿童文学研究本体、出发点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议恰恰说明了我们应将儿童的两种属性联系在一起来看待，不可偏废。 事实上，儿童文学应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成人世界相互关联的开放系统。 我们既不能在反对儿童成人化时，将儿童与成人世界隔离起来，也不能为了强调外部世界对于儿童本体的影响的必然性、必要性而贬抑儿童的自主性。在两者的“冲突”和“互动”的价值体系中来反思中国儿童文学，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二，认识到了“五四”儿童文学演进中的中西碰撞、古今对接等问题，但对两者之间如何对话和互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四”儿童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转型的特殊语境中生成的， 西方儿童形象与传统儿童形象是其必须正视的两个他者。 “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建构及其思维内涵必须放置在古今、 中外文化空间的参照中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两个他者之间的关系既冲突又互动， 冲突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异质上，西方儿童形象之“新”驱动了“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无限向往， 也推动了他们对于儿童文学的现代变革。 传统儿童形象的“旧”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现代思想的烛照， 阻碍了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而互动主要体现为，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中，新旧价值的判定更加明确，它们共同推动了“五四”儿童文学确立自我定位、彰显自我价值的现代进程。由于有西方他者的参照，“五四”儿童文学能革故鼎新，开启全新的发展路向。同时，也因为有传统他者的底色，“五四”儿童文学能避免被西方同化，彰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立场[16](21-27)。 显然，“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建构有内外两方面的缘由， 既有儿童主体思想的独特体验、价值的不同取向、人生的不同选择，又与主体所处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20 世纪中国这一历史场域孕育和影响着“五四”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的生成和走向。对此，要求我们在对其价值体系进行具体剖析时， 要从儿童主体的历史境遇和内部思维两方面来审视其价值的文化构成。 在倚重其思想个性的同时， 也应对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具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加以审视。

　　其三，对“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有所思考，但未能系统地论述建构的起因、方式、价值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在“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是启蒙者执着追寻的一个目标，而“儿童本位”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界普遍的共识。基于此，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儿童文学主要从西方援引儿童文化资源，其目的是建立中国本土的现代儿童观念，以此抗拒中国传统儿童观念对儿童的束缚。 “儿童本位”从学理上来说是反对成人对儿童进行说教、教化的，如果成人向其灌输现代民族国家理念， 那么就难以回到“儿童本位”这一逻辑基点上。这样一来，“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实践似乎不符合学理逻辑。对此，有论者有意识将“儿童本位”拆解为“民主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民主主义”倾向从儿童人权的角度趋向了“儿童本位”思想，即在中国发见了儿童与民族根性之间的关联，而“自然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就是先驱者们对儿童的根性与人的本性之间关系的发见[17](310)。 这种论断试图将儿童的发现与民族根性的考量结合起来， 但是无法解决儿童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也有些研究者甚至绕开了“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这一问题，仅从历史逻辑理路中提出该命题的可能性， 并未深入儿童文学与中国语境的话语场，盲视儿童与成人既密切又析离的复杂关系。其实， 这一论题的研究有诸多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于“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是成人，成人言说和书写儿童不可能与成人自身的现实体验完全割裂。成人的主观诉求依然是启蒙、救国等社会现实的大问题， 这就使得他们的创作和批评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 不可能创作与中国现实无关的儿童文学作品。 对此，西方学者斯特凡·田中（StefanTanaka）指出，“儿童已经成为现代暧昧性和冲突性合为整体的一个拟人化场域”[18](77-82)。 在这个场域里，儿童的自然发展被抽象化了， 儿童生理的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发展建立了抽象的隐喻关系。 阅读“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即使是那些贴近儿童心灵的童话、 儿童诗也不乏成人社会的诸多信息。 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则更为突出地关注儿童的解放、儿童的生存、 儿童的教育等社会问题， 有的还关涉国家话语，呈现出丰富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等等。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值得学界认真思考和分析。可以说，“五四” 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文学表达并非违背文学史的常识、违背社会现实，而恰恰是其现代品格的独特体现， 与当时知识分子想象新的民族国家的新传统密不可分。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确立了一种国家想象的文学传统，并成为一种精神资源，滋养了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和变迁。研究“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问题， 是探究儿童主体自我精神建构的重要尺度和途径， 体现了儿童文学本体的内在诉求， 有利于系统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自我观念的生成过程，从儿童文学的视角来发掘 20 世纪中国情境下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精神轨迹。 研究“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问题，有助于在一个动态的文化结构中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参与 20 世纪中国现代进程的价值取向， 兼顾历史的复杂性与“中国想象”自身的复杂性，深入探究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想象中国过程中的知识逻辑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问题，能自觉地融合儿童本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中西文化互视、古今文化融合的知识体系中，思考中国儿童文学参与构筑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历史过程，这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自我形象建构与“五四”儿童文学价值空间的拓展

　　任何一个民族在推进其文学实践的进程中都会有精神资源的滋养， 精神资源集中代表了特定时代民族文化的精神，并对后续历史演进产生深远影响，引领时代风尚的潮流。无疑，“五四”儿童文学开创和引导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潮流， 留下了诸多精神遗产，并辐射至其他领域之中，值得我们去全面梳理和评析。基于此，我们应整体地观照“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重大理论问题，既包括其兴起、发生和发展的历程， 也包括其独特的想象方式和国家形象叙事的话语实践。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五四” 儿童文学的现代内涵的一枝一叶中提取某些观念，并纳入某种理论形态中，而缺乏对其思想作整体层面的把握。 这导致对“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解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状况。与此同时，“五四”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引导效应的精神资源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存在物， 它需要在历史长河的淘洗过程中不断被阐释、深化和化用。“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

　　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 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相传至今的东西……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19](15)。 可见研究精神资源，我们要抛弃本质论或绝对论的思维误区，不应片面地用实用的标尺来确认其价值。 毕竟任何一种精神资源都不是完整的、同质性的，而是容纳了多元或异质的文化质素，其延传过程中所自然衍生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等现象值得我们去探究。 在今天的情境中，我们既要置身于“五四”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探究“五四”儿童文学为何要想象中国，梳理其想象中国的运思方式、 建构过程及价值评估等问题，努力催发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前进的活力，在不断变动的历史语境中赋予精神资源以全新的精神品格和社会意义，使之成为“活”的传统。

　　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端，“五四” 儿童文学在童话、诗歌、儿童剧、小说、散文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几乎所有的“五四”新文学先驱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创作、 出版与批评等活动中来， 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有效地整合于“五四”“人的文学”的旗帜之下。 “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现代生成，无论是儿童观的倡导、域外儿童文学的输入、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还是创作文本的刊登，《新青年》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20](51-54)。 在其引领之下，《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晨报副刊》、《教育杂志》、《歌谣》、《民铎》、《新潮》 等杂志也纷纷加入了儿童文学观念讨论的热潮之中。 尤其是《儿童世界》与《小朋友》这两个儿童刊物的产生，将“五四”儿童文学运动的大潮向着更为专业的方向推进。可以说，“五四”儿童文学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学边界的延展，更是文学品格的提升。这里的“质”的生成与 “五四” 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话语实息息相关。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而言，“五四”儿童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实践折射了儿童文学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深刻关联，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解， 而且还能藉此对它的当下使命与未来发展图景作出新的论析。 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儿童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具有开创之功，引领了此后儿童文学基于“中国”语境而开启的文学实践。 无论是 30 年代的“左翼少年”、40 年代的“抗战儿童”，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接班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都赓续了 “五四 ”儿童文学试图将儿童主体性的建构与民族国家的塑造结合起来的现代传统。 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五四”儿童文学中依然存在着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想象”的话语实践不协调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以“儿童本位”为旗帜，以“儿童性”为审美诉求的儿童审美文学的大量产生。在五四时期，这种追求儿童审美特性的儿童文学理念有意识地规避成人的教化性，试图回到“儿童”本身的尝试有着众多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在这方面，周作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在“儿童文学”提出之初，周作人就曾指出：“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 所以选用的时候还应注意文学的价值”[21](36)。 他将儿童与原始人相比类来确立儿童的本体特征，在《儿童的书》中，他坚持其一贯折衷的看法， 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存在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22](21)。他很同意日本作家柳泽健原的观点：“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儿童———笔者注）的这需要的权力，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力一样”[23](41)。周作人淡化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教化性”的目的在于还原儿童本有的自主性、自足性，儿童文学也就能更纯粹地接近儿童世界。 周氏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有很多的认同者，冰心、丰子恺、俞平伯等人用其优美的笔触对儿童纯美的品性进行了书写， 一首首儿童的赞美诗让很多成人为之动容。 这种书写没有直接书写“五四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风潮，而是耽溺于儿童纯美品格和自然性情的书写。 为了凸显儿童与成人的差异， 成人作家强化了儿童自然属性的单纯性，在童心崇拜的热潮中却也衍生了远离社会而在的“童心主义”倾向。 事实上，成人崇拜和赞颂“童心” 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批判成人早已缺失的自然品性， 而是借助对儿童的自然属性的肯定来传达成人的文化想象。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反问：成人对于童心的书写何尝不是基于儿童“新人”的现代品格以及其之于“未来中国”的可类比的隐喻质素？

　　总而言之，“五四” 儿童文学承担了想象中国的文学使命， 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构建， 与其他新文学形式一样融入于中国文学想象中国的潮流之中， 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 “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文学实践体现了民族认同的价值重建与文学想象空间的拓展，这种话语实践既有对“五四”儿童文学现代性传统的继承和深化，又有话语权力支配下的套用与误导，应予以辨析和总结。当然，“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儿童的社会使命，相应挤压了儿童的自然天性，区别、辨析和融通两者的张力关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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