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与调控政策(2)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等主要流派的研究框架。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创新，2014年的最大改变就在于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的分析视角。
　　
　　（一）古典范式下的“马克思趋势”
　　
　　经济增长理论有两大传统，一是古典传统，源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分支。二是新古典传统，源于马歇尔、索洛的某些开创性研究。最近十余年古典理论所衍生的一种基于古典-马克思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和相当程度的应用。李海明（2014）运用这一模型对1978-2012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生产率下降的“马克思有偏技术进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固定工资份额的假设下，遇到了实际工资率上升、长期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趋势”.
　　
　　（二）新古典框架下的稳态增长及其偏离
　　
　　新古典理论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稳态增长的概念。在技术外生的假设下，它取决于劳动人口、资本总量与经济增速的协调，此时人均产出增速与人均资本持平，这样的最佳状态很难达到，被称为“刀锋山的舞蹈”.如果只单纯依赖投资而没有技术进步，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经济将趋于零增长。
　　
　　中国的实践，一直以来，都是投资驱动增长的。世界经验表明，通过高投资拉动来拉动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失衡的后果，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我国在经历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整体形势尚可，因此，王秋石（2014）等认为，我国的投资率可能被严重高估，它也没有引起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未来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进一步，按投资主体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国有部门投资和个体私营部门投资，这两个部门在资本边际产出、要素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两部门投资比例的变化将通过影响资本积累与消费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特征。鉴于此，战明华（2014）等将反映中国现实的部门投资异质性这一因素作为新的约束条件引入新古典框架下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认为民营部门投资占比提高是促使中国走出低水平均衡的重要对策。
　　
　　在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它与经济增长的联系非常密切，但在我国，由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依然很高，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过大，而后者的经济动机并不强，因此弱化了两个周期之间的关联程度（李祥发，2014）。
　　
　　与投资、储蓄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投资转化效率。基于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菲尔普斯的“黄金率水平”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储蓄率长期以来高于最优储蓄率，且幅度较大，而理想的最优储蓄率的波动要小于最优储蓄率的波动，与实际储蓄率也更为接近，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要远大于预期增长速度，而投资是和实际经济增长相对应的，因此，理想的最优储蓄率较高（范祚军，2014）。张勋（2014）则对总储蓄率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并区分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大群体，结果发现，源于社会保障水平等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要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进程中，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在新古典模型中，资本与人口是硬币的两面。比如，按拓展的索洛模型，人口结构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表明，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在内的人口结构指标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18%.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而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拐点将在2034年前后出现（刘铠豪，2014）。
　　
　　（三）新增长理论与创新驱动力
　　
　　新古典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技术外生性假设，于是就产生了巴罗所指出的“它能解释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问题。后来的卢卡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他将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到增长理论中，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进行路径分析，从而搭建了新增长理论的雏形，并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流分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的实现形式有外向模仿引进和自主研究开发两种方式。基于产品差异、厂商垄断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两国模型，选择“吸收主动技术溢出-吸收被动技术溢出-自主研发”的赶超路径是可行的（朱延珺，2014）。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后发国家既可能因吸纳溢出效应而实现经济赶超，也可能因依赖过度而陷入模仿陷阱产生，并出现发展的停滞，其根本还是在于能否从一味的对外模仿转转向消化吸收后的自主研发。模仿纵使可以使后发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要再实现飞跃难上加难（魏枫，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