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与调控政策(4)

　　除了监察力度外，官员变更导致政策不稳定也是影响经济波动的的一个重要传导路径。杨海生（2014）等以1999-2003年地级市官员的变更样本为基础，通过考察后发现，政策的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伴随着官员的变更，新当政者通常会因为政策偏好的不同而大幅度调整既有政策，进而损害各类主体的预期。比如，政策的不稳定性会对GDP、投资、消费、出口和价格变动带来意料之外的冲，并诱发实际汇率贬值、股票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总之，政策的稳定性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金雪军，2014），我们要避免“半夜鸡叫”式的突袭。
　　
　　（六）金融压抑理论与金融深化
　　
　　1973年麦金农和肖提出了着名的金融压抑理论，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过多的金融管制，比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与本币高估、信贷配额、金融产品单调等，抑制了私人储蓄和投资，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废除金融管制，经济增长与发展才能获得新的活力。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要深化金融改革，逐渐放松利率管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入股票发行注册制等等，都与金融深化理论不谋而合。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作用？实证研究的结论似乎并不简单：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具体表现为门槛效应与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低于门槛值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负向作用，而过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具体来说，西部地区的门槛值要高于中部，而中部地区又高于东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低，而边际递减效应在东部较为明显（杨友才，2014）。王国静（2014）等尝试将金融冲击引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以此来解释金融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冲击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力量，它在解释产出波动、投资增长、债务增长、工资以及就业的波动方面颇有威力，特别是对于产出波动，其解释力超过80%.换个角度，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影响，应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处理不慎，经济就会陷入到旷日持久的衰退大潮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泰国、印尼、俄罗斯，不仅经济全面崩盘甚至直接导致政权更迭。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我们要牢记这个教训，不能放任自流，盲目照搬金融自由化思想。最近肇始于6月26日的A股市场暴跌，就敲响了这个警钟。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一个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资本化过程，而财政压力下政府又有着很强的干预金融的动机。刘文革（2014）等认为，政府干预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特别是增长质量有一定的削弱作用。当前经济资本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偏移，引起金融资源向投机领域过快集中，而政府干预又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加扭曲。只有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权责边界，减少对银行信贷、上市公司等的直接干预，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潜在作用。
　　
　　消费需求乏力，是困扰我国内生式增长的一个瓶颈，而金融改革可能会是一个解决途径。陈彦斌（2014）等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能使我国居民部门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4.7个百分点，而投资占GDP的比重降低1.6个百分点，因此总需求结构能得到改善。
　　
　　谈金融深化就离不开开放与国际化问题，比如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它们对经济增长有双重作用，很难用好与坏来一言以蔽之。崔建军（2014）等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经济指标存在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两种，且一般而言，滞后效应大于即期效应。国际资本从流动到发挥作用存在明显时滞，这无形中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但换个角度看，金融开放与国际资本流动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金融开放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影响的综合结果。如果引入财富效应，金融开放的影响会更复杂，其影响渠道是财富效应会刺激各国投资者对高风险、高收益类资产的追逐，并衍生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在金融开放问题上，政府既要积极也要稳妥，开放顺序应先易后难，不能急于求成，同时要不断完善风险防范对冲机制，加快金融体系的制度性变革（王高望，2014）。
　　
　　（七）供给学派与供给冲击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成为很多国家的国策基调，但到了70年代滞涨问题使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受到质疑。1974年为了说服白宫助理切尼，拉弗画了一条倒U型的税收曲线，供给学派由此粉墨登场。其实，往前推演，该学派可以追溯到芒德尔。虽然这个学派缺乏精巧的理论机制，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甚至有人怀疑过这个学派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事实证明，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然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理论分支。加尔布雷斯、费尔德斯坦等人都在官方经济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供给学派内部不同学者的政策主张差异很大，比如，费尔德斯坦等人的政策主张更趋向于温和，但归结起来，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通过减税等手段把调控的焦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因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
　　
　　针对中国情况，沈坤荣（2014）等就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以前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税收结构的优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只有矫正税制的扭曲，改善税收的有效制度供给，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影响供给的因素，除了税收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外生冲击，比如灾难、国际油价，甚至太阳黑子运动，它们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怎样影响？人们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这里不再详细介绍。具体可参考陈国进（2014）、张大永（2014）、吕朝凤（2014）等的文献。
　　
　　（八）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结构转型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发展经济学逐渐兴起，与其它理论不同，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更多地关注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刘易斯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结构转型在中国仍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比如城镇化，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是一个不老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