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融入中语言使用的影响与建议

　　摘    要：　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社会文化融合、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四个测量维度，语言使用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四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多语言能力的强弱是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新移民为城市化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好的社会融合能够增进新移民对于城市的社会认同，有助于推动城市发展。由于语言能力的差异，普通话在体力劳动力移民群体中的使用程度较低，他们的社会融合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既要通过推广普通话打破沟通障碍，同时也要注意各地方言的保护。

　　关键词：　城市新移民; 语言使用; 社会融合;

　　一、理论与概念界定

　　1、认同理论与社会融合

　　认同或社会认同在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颇为流行。认同是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围绕认同或社会认同，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都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自我的社会属性，并且都回避将自我视为独立于或前在于社会的观点。认同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命题：作为社会的一种反映，自我应该被视为一种多维的和组织化的结构。社会认同是指一个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是社会或群体的认同作用；自我认同则是指单个个体对自我特点的描述，是个人的自我参照，是个人的认同作用。

　　“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是国外社会融合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三个理论，国内的社会融合理论相对薄弱，大多借鉴国外理论。周皓认为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他对已有的社会融合测量维度进行总结检讨，重构了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五个方面。参考这一指标体系，本文将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融合、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四个维度考量语言使用对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2、城市新移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

　　城市新移民是社会流动的结果，是在城市较为稳定居住的社会底层劳动力移民和新兴中产阶层。语言使用是一种语言行为,用于人们彼此交流。在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使用是社会个体或团体利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城市新移民使用的语言种类包括四种：迁出地方言、迁入地方言、普通话、第三地方言。

　　语言选择是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选定语言或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行为。在多语社区中，人们应该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交流媒介，用于交流时间、地点、位置、对象、行动目的等信息。语言选择基于语言使用者的多语言能力，并可能会为应对不同的社会交往情境转换语码，体现为语言选择策略。

　　二、语言使用对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社会文化融合、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四个维度虽然概念相互独立，但是内在又相互联系。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分析语言使用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1、语言使用与经济融合

　　经济融合是经济学领域关于社会融合的关注点，最主要的体现指标为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口的经济收入差异，当这种收入差异较少时，说明城市新移民的经济融合较好。除此之外，职业性质、社会保障状况、固定住房的拥有状况等都可以作为经济融合程度的参考指标，由于职业地位往往与其他指标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职业性质对于经济融合的影响尤为重要。职业与个体所具备的人力资本要素紧密相关，语言能力是一项基础且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这项能力的大小会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选择。售货员、导游、服务员、银行柜员、博物馆、展览馆等场馆讲解员、教师、律师及包括警察在内城市各行业的执法者等这些工作对象为普通市民的职业，它们对于语言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熟练掌握普通话并达到较高水平是这些职业在招聘时基本要求，也是从事这些工作的必备素质。从这一角度来看，掌握普通话就具备了一种人力资本，有助于城市新移民的职业选择，也就有助于新移民的经济融合。

　　但是，普通话毕竟是一种官方语言，一方面，在与本地人交流时，普通话的亲近感不及迁入地方言。我们调查到商品售卖场合，当购买者主观或客观地执意用迁入地方言交流时，掌握迁入地方言的售货员（城市新移民）会转用迁入地方言与之交流，表示这种语言选择似乎更容易促成交易的达成。此时，语言选择策略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策略或经济策略；另一方面，在某些工作情境中，交流对象的普通话能力有限，只有熟练运用迁入地方言与之交流才能使沟通顺利进行，掌握迁入地方言也成为某些职业的特殊能力要求。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与本地人交流时，如果无法听懂迁入地方言，显然会造成交流障碍，影响正常工作的顺利开展。而如果警察能够完全听懂甚至能够熟练使用迁入地方言调解纠纷，却能进一步拉近警察与群众的距离，使执法工作更加顺利进行。根据我们对于新入职警察的调查结果来看，非本地人的新警入职时，在尽快适应工作岗位的学习训练中，迁入地方言的听说习练排在了重要位置。可见，城市新移民在掌握普通话的基础上，又掌握迁入地方言，有助于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合。

　　2、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适应

　　社会文化适应指城市新移民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及对于迁入地的各种满意度。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因此，语言适应是社会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指标。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城市新移民能够在城市中较为顺利地进行语言交流，参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这是社会文化适应的基本方面。在调查中，有些被访者甚至认为，如果在熟练使用普通话的基础上，能够熟练地使用迁入地方言与本地人交流，自己的社会文化融合程度会更高。如果办事过程中使用迁入地方言，则可以以一种“本地人”的形象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打交道，有利于促进办事效率。因此，学习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或生活中往往会刻意训练普通话或学习迁入地方言，以增强自己与城市的融入。

　　在一些迁入地方言特别强势的城市或地区，如上海、广州、香港等，能够根据交往情境进行语言选择，使用迁入地方言与本地人或同样掌握迁入地方言的对象进行交流，往往能加速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文化融合程度。相反，那些语言能力较弱，既无法熟练使用普通话，更无法熟练使用迁入地方言的城市新移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沟通障碍，感觉自己与城市格格不入，社会文化适应过程极其艰难。

　　3、语言使用与结构融合

　　结构融合是指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交往群体从迁入人口扩展到了本地人口；在社会分层上，他们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向中产阶级或更高层次接近。从定义可以看出，结构融合与前文所述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多语言能力影响城市新移民的经济融合，反之，经济融合程度高的城市新移民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多语言能力。具备多种语言能力的城市新移民能够根据交往情境在迁出地方言、普通话、迁入地方言间自如选择转换，对于职业的选择范围也更大。职业地位是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综合性象征，职业地位较高的城市新移民也意味着他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等甚至中等偏上或更高的位置，同时这类人的社会文化适应较好，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广阔和发达。缺乏多语言能力的城市新移民，在职业分工中多从事对于语言能力要求不高的工作，如建筑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等，其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以同事、老乡为主，社会关系网络同质性较高，家乡方言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依然被普遍使用，也因此主动排斥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这种社会交往情况形成了一个闭环，也使得体力劳动者的职业地位相对固化，难以摆脱边缘化的地位，更难以融入城市。

　　4、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包括城市新移民自己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城市本地居民对于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当两种身份认同能够匹配一致，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能够相互认可与接纳，彼此接受和尊重时，城市新移民对于迁入地会产生很强的归属感，社会融合就达到了较高的状态。多语言能力在身份认同方面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具备多语言能力的城市新移民，由于只能熟练掌握迁出地方言，因此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对于迁入地不可能形成较强的归属感，也就不能形成自己是“城市成员”的身份认同，本地居民也往往将他们定义为“外来者”。多语言能力较强的城市新移民，当他们的经济融合程度较高时，社会文化适应程度、结构融合程度也往往较高，这部分人大多数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表现都与城市本地居民没有太大差异，本地居民也认可这一群体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在城市中准备购置或者已经拥有了固定住所，对于自己的在这个城市的长期生活有着美好的期待，找到了归属感，将自己看成是这个城市的成员并定居下来，这一群体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城市本地居民对于他们身份的认同是匹配一致的。

　　以上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阐述了语言使用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融合的程度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多语言能力强、能够自如进行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的城市新移民并不一定社会融合程度就高，不具备多语能力、不能进行语言选择的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并不一定就低。但是多语言能力会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选择和状况，进而影响他们的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所以，多语言能力及在此基础上的语言选择造成了城市新移民语言使用状况的不同，也影响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三、城市新移民语言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城市新移民的语言使用状况使得不同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具有差异性，多语言能力较弱的新移民主要集中于体力劳动者，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对于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对于城市新移民的语言管理工作中，重视多语言能力较弱的新移民群体的语言学习与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1、推广普通话，纳入职业技能培训

　　普通话是我国的现代标准汉语，作为一门官方语言，具有最高的通用性、最广的普及性。但从国内的各个调查研究来看，各地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不一，无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相当数量普通话掌握程度比较低的城市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多集中于“对外排斥、对内固化”的流动人口群体，即社会底层劳动力移民群体中，语言单一导致劳动力移民绝大的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自己原有的交往圈子中，很难拓展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空间，从而使得劳动力移民的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都十分困难，也难以获得城市中的身份认同。这一特点在五十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尤其明显。可喜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进入城市较早，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优势，其学习接受能力较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场合练习普通话，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普通话的程度要高得多。但是，基于目前普通话仍未完全普及的实际情况，以及掌握标准的普通话对于职业的影响，对于整个劳动力移民群体的普通话普及依然很有必要。城市管理者举办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班的过程中，可以将专门的普通话纳入课程体系，从各个方面提高流动人口的职业素质，帮助他们在职业选择时有更多的机会。

　　2、创新方言保留形式，保护文化多样性

　　我们在强调普通话普及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伴随语言同化带来的隐忧———方言的传承问题。在城市中，除了本地方言外，其他地区方言在各种社会交往场合出现的频率很低，只在家庭、老乡交往等场合出现和使用。即使在家庭中，迁出地方言的的使用也多因为考虑老人的语言能力和感情需要，在年轻代际之间，如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交流仍然以普通话为主，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儿童因为没有重视方言的习得而失去了听说方言的能力。城市化将新移民带入城市，却将迁出地方言留在了“家乡”。可以想见，随着人口代际更替，具备听说方言能力的人会越来越少，各种方言将面临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的危险。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样，各地方言也是璀璨多元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保护方言刻不容缓。各省的语言管理者要高度重视，可以建立方言保护体系，从国家到各省、市、县（区）成立专门机构，安排专人负责这一工作，以音频、视频文件、方言字典等形式最大程度地将方言予以收录保存建档入库。更可以安排专业人士或发动民间语言爱好者创作一些方言歌谣，通过大众传媒、学校、社区等渠道作为各地文化经典推广传唱。即使今后方言不再用于口头交流，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化依然得到保护并传承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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