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潜在风险及对策
目录
摘要（详见正文）
一、 前言
（一）课题研究意义
（二）城市与城市化
（三）城市化的进程及现状
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一）快速城市化的内涵
（二）我国快速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风险因素分析
（四）防范快速城市化风险的对策
结论
参考文献
以下是论文正文
摘要：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各个方面, 发达国家花了几百年走 过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正在用很短时间走完，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如何妥善处理城市化过程中风险与问题,已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本文在借鉴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提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快速城市化；风险
一、 前言
城市化，是人类所居住的城市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工业化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是人类社会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表现为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数目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农业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用地扩展，城市建设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当中。 城市化是区域人口变迁、社会经济转型和地域空间重构的过程。城市化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诺瑟姆（R.M.Northam，1979）总结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历程和轨迹，将城市化的发展分为初级缓慢阶段，中级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饱和阶段。根据诺瑟姆的“S”型阶段模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城市水平处于30%～60%的时期属于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时期。其内涵是“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快速转变为城市人口，乡村用地快速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因此，快速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速度较快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样呈现出快速化的特征。 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化的过程，象征着文明进步的城市，不仅包含了更多的风险，而且城市的规模效益也使风险被成倍放大。处于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一些地方对此显然准备不足。城市在飞速扩张，规划和管理水平却未能同步跟进。
（一）课题研究意义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各个方面, 发达国家花了几百年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正在用很短时间走完。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只有全面加以识别,才能通过有效地制订下一步城市化发展规划来加以防范, 从而使城市化发展促进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政策、城市发展和探索新型城市化的各种不同道路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如何处理城市化过程中风险与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中国的城市化，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而且关系到明天，关系到后代。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在当代中国盲目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当下的城市化战略，重视城市化风险的研究。
（二）城市与城市化
谈及城市化，不可缺省的就要涉及到城市的形成及其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城市的产生及其内涵有过较为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城市起源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某一民族的内部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农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独立和分散。”后来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又将城市的概念更加明确化，提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城市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泛指与乡村相对的一种聚集地、经济空间、组织制度与结构、生活景观等等。因而我们可以将其定义成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聚集的社会系统。 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体现着一种过程和趋势；作为一种现象，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如何对城市化概念进行界定呢？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各种非农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逐渐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和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是居民聚落和经济布局的空间区位再分配，并呈现出日益集中化的过程；社会学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等等。本文认为，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首先应寻其根本动力之所在，继而再展开，阐释其内涵。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地域条件、历史文化等方面均迥然相异，但却存在着共同的规律，即其驱动力有着共同的机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城市化诠释为：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交换、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人口城市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大批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受城市文明的渗透和影响，文明程度逐步提升，从而国民素质全面提高。
其次，地域城市化，即直观表象上地域景观发生变化，人口和产业在空间上集中所导致的城市数量、质量地域分异的过程。
再次，产业结构高级化，即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向现代高效的第二、三产业转换。 最后，生活质量优化，即大批低消费农民群体转变为高消费市民群体，基于职业和行业利益的社会经济组织取代了农村中基于家庭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经济组织，人际交往与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人民生活、居住水平发生质的改变，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三）城市化的进程及现状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城市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千年前，夏禹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早期城市的雏形。至春秋战国之交，城与市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城市。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深受重农抑工商的社会制度的约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表现出长期的超稳定性特征。因此，作为社会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现象，只是近现代工业化的产物。1949 年，我国城市化率刚刚达到世界城市化的起步标准。可以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随即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之时，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才在中国启动。下面，我们可将中国城市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城市化起步阶段（1949—1957） 建国初期，我国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上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启动了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吸收了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工矿就业，从而使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在这一阶段，原有的工业城市得到了扩展，新的工业城市不断建立。到 1957 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15.4%，较 1949 年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正经历着短暂的快速发展时期
2、城市化不稳定发展阶段（1958—1965） 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波动剧烈，具体的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1）1958—1960 年短暂的过度城市化时期。1958 年以后我国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一五”计划提早并顺利地完成，中央决策层内便出现了“左倾”冒进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一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在“赶超英美”、“以钢为纲”等不切实际的政策性口号的鼓动下，工业化以“爆发式”速度扩张，农村人口以空前失控的规模涌入城市，城市化超高速发展，三年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到 19.8%。而与此同时，农村人民公社运动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减产；而城市由于负担过重，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紧张，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了大波动。此期间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明显超过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是一种畸形的、过度的、脱离农业基础的增长，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2）1961—1965 年绝对反城市化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所造成的影响也日益显化，经济陷入了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央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城市发展方面实行了反城市化政策，如停止大规模基本建设、精简工业、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等。到 1963 年，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 2,600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 16.84%。到 1965 年，这一比重虽比 1963 年略有提高，但仍仅为 17.98%。
3、城市化停滞发展阶段（1966—1977） 1966—1977 年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经过 1961 年到 1965 年的五年调整，国民经济已开始好转，但是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却再一次使我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文革期间，一方面，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使城镇净迁出 500 多万人；另一方面，国家又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三线建设”，对城市建设的投资微乎其微，而且“山、散、洞”政策的推行，使得工业布局分散，因而难以带动城市的发展。从 1966 年到 1977 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2.06%，低于同期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城镇人口比重从 1966 年的 17.86%逐年下降到 1972 年的 17.13%，然后又逐渐上升到 1977 年的 17.55%，却始终没有超过 1966 年的水平，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
4、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78 至今） 1978 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镇人口比重由 1978 年的 17.9%迅速提高到 2000年的 36.2%，每年 平均提高将近 1 个百分点，这一增长速度已居于世界的前列。但尽管如此，我国城市化发展仍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风险，并提出防范这些风险的方法。
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一）快速城市化的内涵
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成长期；当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高速成长期。2003 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相当数量的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以 1.5%至 2%的速度增长，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城市化率已达到 44.9%，城市化已从向城市中心集聚为主的初期阶段过渡到以城市扩张为主的中期加速阶段，由政府主导下行政干预的快速城市化逐渐成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本文所指的快速城市化是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政府自上而下积极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和城市郊区采取直接“农转城”的方式，急剧扩展城市地域空间，由此而带来的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一种阶段性现象。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城市化历程是一个受到高度行政干预的过程，是在市场力和行政力的交织和制衡中逐步推进的。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预，对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的制度、政策或战略共同构成了城市化发展的制度环境。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根本特征在于，政府对行政手段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用行政手段调节城市化发展往往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分配制度都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主要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例如县改市、市管县、撤县建市、撤乡并镇等）和各类特区、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另一种方式。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水平、方向和模式都深深地打着制度变迁的印记。
几十年来，尽管政府对城市化过程进行行政干预的初衷和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影响中国城市化的两股基本力量（市场力和行政力）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整之中，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属性依然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改革开放以前，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力甚至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唯一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市场力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着；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是顺应工业化和城市化规律，行政力对城市化的影响逐步从阻力向助力转化，两股力量作用方向的吻合度不断提高，城市化也经历了从长期停滞、缓慢启动到当前的快速推进的过程。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变化，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至今仍然没有脱离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轨道。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对于发展效率的认同和需求程度不断提高，城市化的内在规律和正面作用逐步得到政府的认可和肯定，这本应是行政力对城市化过程的影响逐步弱化、市场力不断强化、市场主导型城市化逐步取代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契机，然而，也恰恰由于政府对城市化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对城市化的行政干预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政府主导型快速城市化正在以新的方式得到强化。
（二）我国快速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1.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
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 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从城市数量看, 2000 年全国 667 个城市中, 东、中、西部分别为 300 个、247 个和 120 个, 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44.98%、37.03%和 17.99%。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 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 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 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 市场活跃, 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 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 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2.生态环境恶化, 资源问题严重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及人口, 但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 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 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水资源来看, 随着城市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 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大量增加,加之生态环境的破坏, 影响了江河表面水的丰盈, 超量和无度的开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时,禁而不止的工业污染和污水的超标排放, 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质遭受严重污染,使得我国 660 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200 多个城市水资源严重不足, 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 从土地资源来看, 很多地区兴建了各级开发区, 但很多开发区土地都在 “晒太阳”, 当地政府对城市兴建宽马路、大广场、大学城、高尔夫球场等十分热衷以及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 使得土地资源越来越短缺。
3.人口综合素质不高
城市化是与现代化并生的, 现代化的发展依赖于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 我国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低决定了外流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处在较低的层次, 这将导致农民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和收入较高的职位, 无力承担起家庭向城市移民、生存、发展的高额成本, 农民只能无奈地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城乡之间。如果进城农民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 这样的城市化就是泡沫。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但国民文化素质总体上仍然不高。2000 年我国 25～64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97 年, 与美国和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 12.75 年和 12.55 年相比, 整整低了近 5 年, 于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 11.48 年相比也要低 3 年多。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 即用城市化率来表征的城市化水平, 更应是城市文明在全社会的推广并作为城市化的标志。当前我国的人口素质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艰巨性。
（三）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风险因素分析
1、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几种风险因素
（1）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指城市化过程中利益主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发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利益主体包括国家政府部门个人集中城市的人口和城市所在地的人口及其它利益参与部门经济风险包括农民失地农产品价格上升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 农民失地是城市化所产生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源,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现行的征地制度。城市过程中的建设工业交通及采矿的发展,需要征用大量原农业用地,在征地过程中,征地方付给农民一定量的征地费用,由于有些征地款没有得到集体的有效利用,征地补偿又不能一次到位,除此之外,农民享受不到任何利益保障,如土地的增值收益。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生产生活最可靠的保证,容易陷入失业困境,生活失去出路,根本无法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会进一步加剧其它社会问题的产生。 农产品价格上升。城市人口的暴涨和规模的扩大,必然占用大量的耕地,一方面增加了粮食及农产品的需要,同时却减少了粮食及农产品的生产,从而导致价格上升。粮食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同时也增加进程农民在失业状况下的生活负担。
房地产泡沫。人口向城市聚集以后,除了就业以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居住问题,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转移量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这一部分人口的需求对房产市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源。根据经济界的估计,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和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相比是滞后的。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离,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对房产市场中房价缺乏购买力,即使市场提供相当数量的房子,也不能实现有效需求,预期会有需求的投资无法回收成为无效投资,导致资本流动性的困难,产生泡沫经济。 基础设施落后。墓础设施作为城市的载体功能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要有相应的墓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在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后,空前巨大的城市墓础设施建设将是一项耗资极为巨大的工程,缺乏筹资渠道或者不合理都将会到时墓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甚至阻碍经济发展。
（2）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影响社会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的公众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本身的缺陷或者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内出现的功能障碍。关系失调和整合错位等原因造成的，为社会多数人所公认，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才能解决和消除。 失业率增大。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尤其是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在二三产业中解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就业的情况下，转移城市中的劳动力必须与城市居民平等竞争，由于处于劣势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有些农民本来可以得到的就业机会却由于政策的限制而五大获得。再者由于缺乏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失地农民缺乏就业信息，造成就业困难。如城市中许多脏、累、差的岗位，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而渴望得到这些岗位的农民却又难以获得，造成城市空余岗位需要进城农民，而企业却无法的得到这些价格低廉劳动力的现象。
社保体系的不健全。城市里原有居民即使在失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享受社保，而失地农民一旦失业就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养老、医疗缺乏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就回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反之，就会相互牵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我国现状和历史遗留问题而言，把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到整个农村是不现实的，但必须顾及由于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利益，使其成为城乡社会保障的过度，实现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接轨，否则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贫富差距增大。进程农民面对失地。失业、粮食及农产品价格上升，由于有些征地款没有得到集体的有效利用，征地补偿又不能一次到位，使得启动资金匮乏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下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为3.1，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要达到5倍以上，而据专家保守估计，到2030年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失地又失业的状态，一个庞大的可预见的收入恶化群体，势必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不能不引起警惕。 城市公共安全失稳。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包括卫生、交通、通讯、环境、日常生活、商品供应、社会抗争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等多方面，以及环境的恶化，对城市居民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比如青少年犯罪、嫖娼、吸毒、酗酒、自杀。心理障碍等，形成了快速城市化社会屡见不鲜的城市痼疾。这些都可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进而加大城市化社会风险。
（3）生态风险
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人类在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大规模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这些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是生态风险的主要问题之一。生态风险是指由于上述问题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命、资源、环境及经济损失。生态风险主要包括城市资源问题、环境问超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危害和资深短缺。 资源问题。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实体,聚集了大部分人口和大部分生产力,其消耗的资源是巨大的,只不过其密集而高速的物质流动是建立在城市与城市外区域的大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的输入和工业产品与度弃物的输出而形成的新陈代谢基础之上的。城市人口集中和工业化扩大,引起在市内和城市周围住房用地工业用地墓础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之间有很大的竞争,很多肥沃的农田会在这种竞争中丧失从而引起土地的葵缩。由于城市的水体污染严重,用水浪费和盲目开采造成水资源不足,加上城市人口与工业的集中发展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浪费并存，用水效率不高，水污染加剧,水环境恶化，城市发展规模与经济结构与水资源条件错位以及水资源难以实现统一规划和调配等问题。矿产能源等资源的过度开采不仅仅引起三废,造成对土地森林草地资源的破坏,更会产生如地面沉降、地面裂缝、地面塌陷、边坡失稳、边坡形态变异以及地下水位下降等一系列产重环境地质问题。这些问趣的产生不仅给市生产带来不便,也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威胁。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指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周围环境,周围环境又反作用于人类,危害人体健康,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形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甚至影响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城市有现代化的工 业建筑一交通运抢通讯文化娱乐设施及其他服务业,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也因人口密集工厂林立交通繁忙等而使环境遭受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从而成胁人们安全宁静而健康的工作生活。城市开发和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不仅包括各种自然灾害,还包括人类不合理开发是自然受到破坏.工业及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三废对城市环境的污染.由于城市规划与建设而导致城市布局上不合理而引起的城市环境问题,由于城市管理不善使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而导致的城市环境问题。近年来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有酸雨污染、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臭氧层遭到破坏、有毒化学品污染、物种减少、土壤流失，将使水库的寿命缩短，洪水危害加剧、森林锐减、垃圾成灾等。
（4）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源于人口的集中，人口集中过程中相关的政策不到位、制度的变迁、原有政策法规所造成的后遗症、管理实施部门贪污和渎职可能性，都是政治风险。近年来,由于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在土地规划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现象为数不少,造成国有土地资源的大流失。还有在我们所感受到的周边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上,受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利益遭受损害时所引起的诉讼、上访、静坐、集会等政治问理都是快速城市化相应的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还有战略风险,合理把握城市化速度,并非越快超好。城市化的速度应该与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长、城市化用地增长、生态容量等要素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况,以确保快速城市化质的提高。
2、风脸产生的原因。
快速城市化风险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都会遇到的,不同的是防范化解的途径、程度不一,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长期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导致了快速城市化发展只注重量的提高,对质的提高重视不够,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脱节,忽略了环境与生态的经济成本,教育水平的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和行政力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
（四）防范快速城市化风险的对策
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城市既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社会。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赖而共同生活在一起,使各个部门相互紧密联系,哪个环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每个城市的瘫疾。中国人民大学着名社会学家洪大用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侠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风险。这给城市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加强对撼市化风险的研究,给政府府及行政规划提供真正化解、缓解风险的可行方案,使之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既然是风险，就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今天发生，也可能明天发生；可能现在酝酿， 突然某天集中爆发。因此，对于风险的防范，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安全主义惯性，风险意识淡漠，总认为没发生就是安全的，不注意防患于未然；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怪圈，分工职责不明确，遇事互相推诿，往往只顾眼前利益，逃避“潜在政绩”。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日益置身于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代价。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政府，不能总认为风险是不好的东西，习惯性地对风险采取鸵鸟政策。相反，只有勇于直面风险、善于反思和总结，不断用现代理念和手段去规避风险，才能将发展的风险代价降到最低，进而保护公众安全、增进公共福祉。 如何预防和化解风险已经成为考验政府的重要标志。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城市政府不能被动地应对各种风险，而必须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风险预警便整个风险管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通过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体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风险管理理念，可以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减少发生灾害的可能性，从而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
（1）控制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 过快的城市化速度，将带来城市公共安全很多方面的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必须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否则就会埋下安全隐患。中国社会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的到来。城市越大，风险越大，很多安全问题的爆发使城市政府无能为力，措手不及。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控制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有序有效地进行城市建设。
（2）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 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使“大城市病”已严重地加大了城市风险管理的负荷，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观念，是构建我国城市风险管理体系的保证。城市是高度集约化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因此，保持资源、经济、社会同环境的协调，城市公共安全是必需的基本条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因此，只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确保城市公共安全,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构建全政府型、全社会参与型的风险管理系统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风险事件将更加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因此城市风险管理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也是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层面。多数发达国家城市以现有政府组织机构为依托，增加风险管理职能，来构建全政府型风险管理系统。产生了如警察局、消防局、救灾部门、安全部门等以管理各种风险事件为主要职责的机构。同时，在西方国家的城市风险管理中，形成政府与社会责任共担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不仅仅是由政府进行风险管理，市民也积极参与管理。城市风险对社会是一种伤害，但由于市民的参与，在风险中培养和巩固了法治观念和人文精神，形成团结奉献精神。构建全政府型、全社会型风险管理系统便实现了政府和社会，也实现了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城市风险管理中的高度参与。
（4）设立强有力的城市风险管理指挥机构 在美国和日本的风险管理体制，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负责城市风险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建立一个富有权威的、统一的指挥中心，在风险管理过程中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领导，从而有效地协调政府各部门、各地方的行动就非常关键。为了在风险发生后，有效协调各机构之间的行动，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都形成了有效的指挥系统。设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政府进行风险管理的依托和组织保证。如美国设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日本在内阁增加安全保障会议的职能；俄罗斯设立了联邦安全会议和紧急事务部。而我国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在风险发生后，成立风险工作组来应对风险，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和常设的风险管理中心，因此不能保证城市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认为只有成立常设的风险管理中心，才能将城市政府的风险管理纳入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5）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与反应体系 由于风险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城市风险管理应该加强风险预警体系与风险反应机制的建立。科学的规划、完备的资源、反复的演习和专业的训练，都是城市管理者有效应对风险必备的条件和要素。城市管理者和相关社会组织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才能危而不乱，临阵有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最快地化解风险。在风险的反应体系中应该明确风险的性质和等级，建立分级风险应对系统；其次是要成立应急指挥中心或指挥部，迅速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投入风险处理之中；另外还要根据风险发生的实际情况，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调动应急力量应对风险。
结论
通过对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风险研究可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风险。文章从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几个方面分析快速城市化的风险，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还未提出准确有效的解决风险的方法，同时这些风险也不是个人所能控制和避免的，需要靠政府和整个社会共同防范和控制。文本中从城市化的规模控制到课持续发展理念的强化，来加强对快速城市化的风险管理，实现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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