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附录的基本内容与编写技巧

　　附录是方志的基本体裁之一，2000 年 3 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的《关于续修地方志的几项规定》（讨论稿）把附录列为续修志书的五项基本内容之一。所谓附录，顾名思义就是附在正文之后的，非其它篇目所可包含而又值得留诸后世的资料的集辑。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附录”的：“附在正文后面与正文有关的文章或参考资料。”（1）具体到地方志，它又有些特殊的限定，《中国地方志辞典》的解释为：“方志体裁之一。从字义来看，它本身具有记载、抄写、抄录之意。古代以录为方志名目的志书，……到了后期，‘志’在志书中占了主导地位，而‘录’便逐渐居于从属地位。‘录’所记载内容，正象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中所称：阑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属稗野说部之流，常以附录形式缀于志后。瞿宣颖也主张：‘琐事零闻不入正志……其无所附丽者，然后附入丛录为是。’……附录除了置于全志的后面外，也可附于各篇、章之后，一般皆辑录于本编、章有关的有价值的资料，以辅助正志的记述。”（2）
　　
　　《中国方志大辞典》附录条云：“附于志后以原原本本保存地方文献和珍贵资料的汇录”（3）。2008 年9 月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则指出：“附录的原始文献、补遗考订等资料具有重要存史价值”（4）。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附录在志书中的重要性不够重视，因此尽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国首轮修志中大多数志书设置了附录，但是新编志书的附录仍是全志最薄弱的一个部分，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个部分，没有充分发挥附录应有的作用，对志书的整体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本文不揣冒昧，拟对附录问题作一个全面的探讨，并为续志附录的编纂提供一些借鉴。
　　
　　一、附录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着述性与史料的保存历来是一对矛盾，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历代史家追求的目标。一般而言，史书是一种学术性着述，注重于“着史”,力求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资料性相对较差，我国古代史书虽然总体上属于叙述历史，但史书的着述性与保存史料之间的矛盾仍很突出，因此，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理论名着《史通》中提出正史应列一“书部”,类似文选，言、事分载，“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书、章表书，以类区别，……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5），以此来保存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
　　
　　地方志是记录特定地域某一时期地情的资料性的官修史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官修性是它的基本属性，因此资料性对于地方志而言显得更为重要，是志书的生命和赖以生存于着作之林的根本，志书质量的高低，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提供了系统的有价值的科学资料，诚如当代方志大家陈桥驿先生所指出“外国汉学家使用中国方志的确实不少，但他们对方志的唯一要求就是资料……”,“由于我自己长期以来阅读方志就是为了资料，所以并不回避我把资料作为方志核心的看法。我在拙着《论集·序》中说了几句方志界或许存在不同意见的话：‘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在近年新修的方志中，我也看到过一些政府公报式的、有骨无肉的作品，对于这样一类志书，它们的实在生命，或许在首发式以后就告结束’”（6）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代方志大师、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的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的核心是“方志分立三书”,“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7）。三书当中，志是主体，是《春秋》之流别；掌故如同会要、会典，在志书之外，将当地机关的章程条例和重要文件，按类编选，勒成专书，与志相辅而成；文征则类似《文鉴》、《文类》，旨在证史，挑选那些足以反映本地生活民情、“合于证史”的诗文，以及那些即使不合于证史，但实属名笔佳章、人所同好的诗文，汇编成书。章氏之意，以“志”专为着述，以“掌故”、“文征”专以保存资料，其用意也在于扩大方志的储存资料功能。民国时期着名方志学家余绍宋模仿章学诚方志分立三书的做法，其所撰《民国龙游县志》也由主体志、掌故、文征及丛载（即杂记）构成，但与章氏不同，他将主体志、掌故、文征及丛载同列于一书，其中掌故、文征及丛载设为附志，可看作三书体的改良，但保留了设“掌故”、“文征”以保存资料的做法。梁启超评价说：“（章学诚）湖北志则与正志并列为三书，未免跻附庸于宗国。越园别为附志，以隶于正志，主从秩然，其长一也”（8）。
　　
　　新中国编修地方志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章学诚“方志分立三书”的思想未能延续，但附录（保存地方文献和珍贵资料的汇录）的出现和设置，有效地填补了这一空白，缓解了志书着述体例与保存史料之间的矛盾，诚如民国着名方志学者瞿宣颖所说：“实斋以为文士华藻、掾吏案牍皆不可以为志，故别为文征、掌故二编附于志后。故其所谓掌故者，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专列案牍。
　　
　　今按时代变迁，改制易辙有不可拘墟者，不如酌其性质，随事立题，不必预悬格式。其中应包含下列各件：一、本处现行条例规程等；二、公共机关之文件有永久保存之价值者；三、一切未经发表之史料；四、前志中之表册无文字可传无庸入志者，如选举表、列女表之类。如上所述各类，总而标之曰丛录，亦不必更用掌故之名。……章氏以文征附入正志之后一说亦有可商。……详方志欲载诗文之例，非以侈观美，乃所以备考索也。果其为已经刊行之诗文，不妨但录其出处，后之读志者自可按图索骥，元不必一一迻录，枉灾梨枣。若其未经刊行之诗文，确与地方史事有关，或为本地人士所撰，足与其人行谊相发明，即可归入丛录，尤为简要”（9）。
　　
　　附录是志书的基本体裁之一，是志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内容的选编和篇幅的掌握以提高志书的资料性、增强志书的使用价值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志书与附录的关系是主与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选编附录可根据志书统一的主导思想来决定取舍，与志书内容有关的文献与资料，能够增强和丰富志书内容的资料，能够为现实服务或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或参考的资料，与志书内容无直接关系但与当地有关的资料等，都可收入附录，使附录在志书的整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示出概述、大事记和其它专业分志所起不到的、无法替代的功能，为丰富志书内容、提高志书的整体质量作出必要的贡献。因此，附录在志书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章学诚所设的“掌故”、“文征”的作用。
　　
　　设置附录，把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记述下来，对丰富地方志的内容并保证其质量不仅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确实能使地方志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同时亦为“证史”、后人着述、博览约取创造了条件。附录中的一些资料还可同正文相呼应，以深化主题。如果不设附录，则与志书内容有关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法令、典章制度等等就无法纳入志书，这在志书体例上是个缺项，有损于资料保存的完整性。有学者评价：“‘附录’的提出，是方志编纂体例在继承章学诚‘分立三书’的基础上的发展，是防止体例外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以‘附录’的形式解决志书着述之体与保存重要资料这一矛盾，是一种好形式，好办法，是志书体例上的创新”（10），可谓恰如其分。
　　
　　二、附录的基本内容。
　　
　　那么志书的附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凡是编过志书的人都深有体会：“新编志书与传统志书体例相似之一，即均于志末设置附录部分，这一部分应集纳哪些方面内容资料？以何种资料为重点？又如何编排集纳的内容资料？这确实是很有学问的，大有文章可作的，也是志书最不容易处理的部分之一”（11）。1981 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通过的《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提出附录编拟包括县志编修始末、重要文献辑存、优秀诗文选录、地方文献要目 4个方面，而无民间传说、奇闻轶事等杂记部分。事实上，除了以上内容，附录的内容其实可以更丰富，从定义上看，只要是可以与志书正文起到佐证性、补充性、说明性作用且志书其他篇目又不能收录但又值得流传后世的资料都可以辑录。从已出版的志书的附录来看，附录的体例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以“附录”名之，将“文存”和“杂记”的内容混合在一起排目，如浙江《萧山县志》的《附录》有“衙前农民运动”、“萧山建县时间考”、“湘湖记略”、“西施故里资料”、“有关萧山的古诗赋选”、“历代修志记略”六目。辽宁《岫岩县志》有“旧志简介及其序言选”、“地方文献辑存”、“地方文献要目”、“诗文选录”、“杂记”、“本次修志始末”、“县志编委、编纂及工作人员”七目。
　　
　　二是以“附录”名之，分为“文存”和“杂记”两部分，分别设几目。如四川《彭县志》的《附录》，一是《文存》，二是《杂记》，《文存》下分“文告”、“序·前言”、“碑记”、“诗文歌谣”、“对联”、“书目”;《杂记》下分“轶事”、“故事传说”.
　　
　　三是“附录”只设文献，不载其他。山东《青州市志》的《附录》有“考证文选”、“历代碑文选”、“古今诗文选”、“旧志序跋选”、“历次旧志编修述略”五目。湖南《南县志》只设《重要文献资料》一目。
　　
　　四是不以“附录”名之，直接设“重要文献辑要”、“文存”、“杂记”.如江西《乐平县志》直接设不入编章序列、和总述、大事记、各专业分志并行的《杂录》和《文存》，其《杂录》记“专志不载之杂项”,分“民间传说”、“奇闻轶事”、“会馆兴废”三辑；《文存》分“辑录重要档案”的“文献”、“收录私家作品”的“文征”、“旧志序选”三辑，各辑再分若干目，如“文献”下分“文件、布告、决定”、“协议”、“经验”三目；“文征”下分“事记”、“奏牍”、“论说”、“碑文”、“书启”、“诗歌”六目。
　　
　　上述四种类型的附录反映了目前新编志书附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文存和杂记。这样，就带来了第一个问题，附录是否应该包含杂记？方志界对此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一种观点认为附录应该包含杂记，“每一部县志附录的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内容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存',包括重要文献、地方文献要目、诗文选录等；一类是’杂记‘,包括地名考释、史实考辨、奇闻轶事、怪异现象、大事记略等”（12）；另一种观点认为附录和杂记有别，附录不应包括杂记，“附录不是杂记、杂录，杂记是专为收录’入则不伦，弃之可惜‘的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之类的零碎事物而设的一个门类，内容主要包括内容考释、史实考辨、奇闻轶事、怪异现象、大事记略等，它属于撰着体，而附录属于纂辑体。附录应严格按照录体的要求，使用原始资料。附录和杂记两者既不能偏废又不能混为一体，在志书中均应单独列章。”（13）不可否认，“附录”与“杂记”是两种不同的体裁。附录以“录”为主，正式行文中，需要编者撰述的内容有限，重点是辑录原始资料，以不改变原文为好；而杂记以“记”为主，可收录一些奇闻轶事、民间传说和故事等，内容相对较杂且需要编者撰述的内容较多，一般无现成的原始资料，需要编者进行加工、再整理。
　　
　　但是，体裁的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分别附录与杂记的根本缘由。附录作为附在正文后的对正文有佐证、说明和补充性的资料，从根本上说没有体裁的限制，只要达到相关论证目的即可，因此图表、照片等均可辑入附录，更不用说有类似作用的杂记了。更何况，从历史上看，附录作为一个门类出现于志书之末，最初是由旧志中的“杂录”、“杂记”演变而来的，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正式出现“附录”一名，笔者查阅了《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上海、浙江两地旧志，发现志末命名“附录”的志书寥寥，仅有《光绪黄岩县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汤谿县志》、《民国平湖县续志》、《民国续修分水县志》、《民国新登县志》等几种，而大多数志书卷末则命名“杂志”、“杂记”、“杂录”、“志余”、“丛谈”、“拾遗”,称谓各异，可见，在旧志中，“杂志”、“杂记”、“杂录”、“志余”、“丛谈”、“拾遗”等是附录的异称，两者是合在一起的。因此，笔者认为，新编志书的附录应包括杂记的内容。虽然有人认为“附录和杂志二者既不能偏废，又不能混为一体。杂记有杂记的记述范围，附录有附录的收录内容。
　　
　　二者废一，即造成缺项；二者合一，则归属混乱，不伦不类。正象西晋文学家陆机所谓的’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14）那么我们不妨退而求其次，“保留’附录‘之名而求其实，在其下分列文献和杂记两个部分，并注重文献、杂记资料的辑录价值与质量，那也是可以的，这就不必过于计较’附录‘名称的不当了。”（15）涉及志书附录内容的另一个问题是，附录中的“文存”包不包括诗文作品？众所周知，附录收录相关文献资料，而志书中的“艺文志”一门也重点收录一地的文献资料，两者在收录内容上应如何区分，才能避免出现内容上的交叉重复问题。史书设立“艺文志”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后历代正史基本上都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相对于正史，地方志出现艺文志较晚，南宋高似孙的《剡录》第五、六卷着录当地文人着作，并收录有关当地诗文，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艺文志之一。到了明、清两代，艺文志在地方志中大量涌现。旧志艺文志除了参照正史着录着作目录以外，往往还会汇入当地的诗文、碑刻等作品全文，“旧志书中的’艺文志‘,所记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类书目；一是记载本地人或有关本地方的各种文章、诗词等”（16）。
　　
　　据笔者统计，《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 112 部浙江府县旧志（补、拾遗、校注等 11 部除外），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有 105 部志书，其中仅有着作目录的有 48 部，仅记诗赋等遗文的有 19部，既有书目又有诗赋等遗文的有 38 部志书，另有7 部志书未设置艺文志或经籍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上海府县旧志共有 22 部，设有艺文志的志书有 21 部，其中仅有着作目录的有 15 部，仅记诗赋等遗文的有 2 部，既有书目又有诗赋等遗文的有 4 部，另有一部志书未设置艺文志或经籍志（17）。新编地方志的艺文志，继承了旧志的优点，其主要内容是着述目录，但也包括了着述内容选辑。附录要避免与艺文志内容上交叉重复，首先要定位准确，正确认识附录、艺文志在志书中的地位，明确艺文志是正文的一个有机部分，在地方志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艺文志”的实用价值而言，“凡是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同志都会深有感受，在研究历史上许多文人学者时，由于不是名家、大家，其事迹大多不见经传，只有从地方志中来查找，而他们的着作，更往往只是地方志的艺文志中得以着录。”（18）就“艺文志”的存在意义来看，通过记述当地历代着述目录的变迁，可以充分展示一个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可以收录一地地方文献目录，一些重要的着作或者当时看来可能不重要、或者未经正式出版的文章目录在艺文志中得以保存，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书目作为记录文献的工具，虽然并不直接表现出具体内容，但它提供了详实的信息，可以帮助寻找有关文献，是志书增加资料性、学术性的重要方面。
　　
　　因此当附录与艺文志内容上发生交叉重复时，应首先保证艺文志内容记述的完整性，在内容的选择上，附录应让位于艺文志。其次，要正确区分附录与“艺文志”收录内容的差异。“艺文志”收录的，是当地人的着述视野的充分展示，一般具有文艺色彩。有学者认为：“所谓艺文志，所记述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纪传体史书、政书和方志等记载的当地人着录的各类图书的目录；二是指历代或当代本地人所创作的各类文字着述。”（19）但以着录着作为主，不可以诗文代着或以诗文抑着，且在诗文选择方面，也以佐证地方历史和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为主，碑刻、石刻、题记、钟铭、鼎铭等镌铸在金属和石头上的文字，记录了本地某段重要历史事件、着名人物功德、自然灾害实情、建筑物兴建始末等方面的内容，是非常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地方宝典，也应收录于内。而附录中的“文存”,其收录的重点应限于对正文起补充、佐证和说明性的资料，如有关本地的重要文告、公约、领导工作报告、重要的行政文件、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威性专家调查报告、表格、名录、对前志的纠误补遗、历代修志记略等，一般来说都不是文艺性的。
　　
　　三、附录的编写。
　　
　　二轮续志中附录应如何编写，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其一，附录出现在志书中，最初是作为权宜用事的补救措施而设的。在封建社会里，志书的篇目结构简单，分类比较粗疏，许多资料没有准确的门类供其记载。因此，附录应运而生，被人们经常采用。今天，我们编修新方志，方志体例得到了完善发展，篇目结构也日趋合理，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附录，不要受旧志传统所囿，认为志书必须要设置“附录”这个门类，没有“附录”就不合方志体例，就不是地方志，应允许存其实而废其名。如上文所述，志末不以“附录”名之，直接设“重要文献辑要”、“文存”、“杂记”3 编；又如章学诚所创“三书体”,除主体志以外，分设“掌故”、“文征”、“丛谈”,都没有专门设置“附录”这个门类，但废其名而存其实，并不影响志书的结构，也没有贬低志书的质量和作用。
　　
　　其二，志书编纂有撰着体和纂辑体之争。附录重在收录原始文献，从体例上看，应严格坚持纂辑体的要求，根据篇幅的多寡、内容的可用程度、存史价值的高低，分别采用全录、选录、节录的形式保存原始文献资料。收录时必须原文照录，即使有明显的字句、标点错误，也只能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括注改正，必要时可加“编者注”.
　　
　　其三，必须坚持无类可归原则。对有门可归，有类可系者，即能归并到其它篇章的内容，则不要放置在附录中，如“兵燹”可归入军事志，“灾异”可归入自然灾害志等，附录所辑存的应是“归之无类，弃之可惜”、不便于进入其它各专业分志的资料，才名符其实。
　　
　　其四，附录收录的资料不宜过多、过滥。附录不是大口袋，想装什么就装什么，收录的资料必须是对正文有补充作用或有价值的。内容过泛、篇幅过长有累赘繁杂之感，会产生喧宾夺主的副作用。首轮志书中普遍存在设录过滥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仓修良先生曾着文提醒：“附录不可多用滥用，凡是应当入志的正式内容，一律不能用附录的形式，更不能因一时无类可归就入附录，附录毕竟不是灵丹妙药”（20）。特别是对一些看起来很重要，其实并没有多少存史价值的内容，要严格把关。一些空话套话连篇的报告、修志工作过程的文件、下限后的材料更不要收入。
　　
　　对于怎样防止附录过多过滥，有学者建议，“治其附病，一要认真筛选资料，选取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地方特点的资料入志；二是类目设置要最大限度地容纳资料，实在容纳不下的不要勉强，忍痛割爱；三是不强求门类齐全，在突出地方特色上下功夫；四是书后的附录篇要精心选择，不可太庞大。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浩如烟海，附是附不完的。在志书编完后，如认为还有不少弃之可惜的资料。不妨编一资料汇编，同样亦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21）。
　　
　　其五，附录以不入分志序列和不设章节为宜。附录在内容和文体上截然有别于其它各专业分志，所以不宜把附录纳入分志序列，有的志书在附录中分章设节也有悖文理。附录应与志书中的总述、大事记一样处理，不入分志序列，不以编章节编次，而是以类排序，较为合理的做法是把附录作为志末的一个独立部分，或标为“一、二、三、……”,或不标顺序。编后记不宜纳入附录。
　　
　　其六，注明来源。附录强调文献的原始性，所录始发原始文献，均要注明来源，即始发的报刊、图书、网站、制发机关、作者、时间等。全文照录和选录的原始文献，须注明原始文献出处，编排按时间顺序排列。节录的原始文献除注明出处外，还要注明原文标题，文件要注明制定颁布机关名称，文章要注明作者。
　　
　　附录作为志书的一个门类出现于志书之末，始于北宋，但那时尚无“附录”之名，清末、民国有了“附录”之名，但旧志中命名“附录”的志书仍属寥寥，直到新中国首轮修志以来，各地志书才普设附录，方志界终于对附录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在实际编写中，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普遍设有’附录‘,但多不被重视。没有统一的收录标准，内容特别混杂，容量不够，仅有小部分文件辑录。从体例上看，仅类似于章学诚所说的三书体之外的余编、杂志之类”（22）。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在二轮续志中对附录的编写要高度重视，在内容上把握和区分好附录的“录”性与杂记的“杂”点、艺文志的“文”属三者间的不同，避免交叉重复，同时也要克服贪大求全的倾向，不使志书附录的内容过多、过滥。只有这样，才能给一部志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使二轮续志多出名志、佳志，流芳百世，功在千秋。